(一)

太平天国在1853年3月攻克天京后，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有点错估了形式，乐观过头了。因为从武昌到金陵，长驱一千二百里(又说一千八百里)，连克名城重镇，所过之处几乎望风归附，实在太顺利了。大约以为真有天父天兄在帮忙，可以无往不力，所以对近在城下的江南大营不屑一顾，以总共十来万的有限兵力，投入扫北，西征，天京，镇江--扬州--瓜洲四个战场，以为用了多久就可以象从武昌东下金陵那样顺利地“扫穴犁庭”和打下江南半壁。---- 这种盲目乐观和极端自负的情绪在太平天国发布的《建天京于金陵论》(论文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洪秀全的“上帝次子”身份，杨秀清的“天父传言”，本来自己很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不过到这时候似乎不那么清楚了，真以为自己代表天意了。一个政权的领导人在口头上怎么宣传不说，但如果心里面真以为自己一举一动都可以代表天意的话，那这种自负肯定会坏事。所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不但军事上盲目乐观，制定了和实力不相称的战略目标(后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政治上也强行推行自认为代表天意的一套政策----这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天朝田亩制度》：拆散家庭，编成男馆女馆，用军队的方式管理民众，强迫民众从事国家指定的劳动，将所有私有财产收归圣库，然后平均分发粮，油，盐，乃至禽类，将土地全部收为国有，拟平均分配，而生产所得也全部上交，取消商业店铺和私营手工业，全部由国家包揽。。。。。。
　　
　　应该说太平天国会推行这种政策并不奇怪，绝对平均Ｚ義思想在农民向来很有号召力，太平天国既觉得自己胜利在望，又认为自己顺应了天情故得天助，那推行起这些政策来自然也就心安理得理所当然，用现在的话说，大有提前实现ＧＣＺ義的架式。
　　
　　只有一点政策和绝对平均Ｚ義无观，这就是拆散家庭。关于这一点，我不赞同所谓太平天国领导人没有人性等说法，虽然不排除他们有私心(比如可以为自己选美，建宫殿)，但主要是因为过份乐观地估计了形势。因为他们洪杨相信可以在一年半载内打下北京，所以要求大家再等一年半载，毕竟军事化管理的简单划一有其独特的优点，减少了很多行政问题。这种想法不能说是完全不讲理的(当然，搞特权化，自己妻妾成群不让别人团圆是应该批判的，“男行女行”政策执行时也失之过苛。)后来当杨秀清确定不可能断情内完成扫北任务后便着手恢复家庭了。
　　
　　以上种种政策遭反对是消说的，并且其严重打击生产积极性，导致生产力发展近乎停滞，也是不问可知的。根据潜伏在天京的清军间谍头子张继庚给江南大营头子向荣的《上向帅书》的报告，天京建都之时(1853年3月中)圣库中存银1800万两，至1853年10月，也就是后面要说的石达开离开天京主持“安庆易制”之后1个月时，只剩下800多万两，这种严重的入不敷出就是恶果。
　　
　　为什么这里特别提一下石达开离开的时间呢？一方面是为了强调“安庆易制”的背景，另一方面是因为石达开从金田起义时期起就一直兼管财政，换句话说，他是圣库制度的执行负责人。这一点说明石达开在最开始和洪秀全杨秀清在绝对平均Ｚ義方面的认识没有大的差别----自黄巢以来的起义者们渴望“均平”渴望了近千年，直到太平天国终于有条件实践了，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甚至所有的起义骨干，在这个时候的认识恐怕都差不多。这一方面说明不能用现在的理论认识高度去要求农民起义者们，要理解他们走的弯路(我们新中国不是也走了几十年弯路吗)，另一方面后来的观念转变说明他们是有务实精神和调整政策的勇气的。并且，起义者们大抵都经历了石达开这样的思想转变过程，只不过有快有慢，有主动有被动，所以石达开后来的“易制”才不是一人一地的政策，而是有代表性的，可以成为国策的。
　　
　　现在看一下定都天京半年后太平天国的政治形势吧：
　　
　　西征战场：太平军西征仍然采取过去那种跳跃式前进的办法，对城池随占随丢，占领的地方也不设官治理，因为好高骛远，想等天下打下来再考虑治理的问题吧。可是攻南昌三个月不下，走马换将也不成，这时候杨秀清的头脑开始清醒了，认识到自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形势未必能向期望的那样进展，不能做长期周旋的打算。




天京：上面说了，7个月时间就花了1000万两银子，占天京总圣库存银的一半以上，照这个速度下去，再有半年就得财政枯竭了。而“圣库”还不同于一般国库，全天京老百姓的家财尽收于此，指望着它吃饭过日子呢，这样下去不等“清妖”来，天京老百姓就得起来造太平天国的反了。
　　
　　我在这里约特别说明的是，这种花费还是在不算太浪费，甚至说，在石达开掌管圣库期间，还是比较节省的，减少得快是因为坐吃山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到这年12月，圣库就只剩下不到100万两银子了，大致计算一下的话，在石达开管圣库这6个月，平均每月净减105万两，之后3个月，平均每月净减370万两，猛增了3.5倍，这说明原先还是比较节省的。正因为如此，也说明光靠节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开源才行。可是太平天国此前的财政来源主要靠攻克城池后夺取库藏，“打先锋”(就是没收地主的浮财)，“科派”(就是向大户摊派)，以及老百姓“进贡”，这都不可能长久，也不是稳定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杨秀清不能再光想着荡平天下，而不得不考虑眼前设官安民，治理地方的问题了。
　　
　　另外除了圣库的银钱，粮食和日用也开始出现危机，《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份额开始发不下去了，不得不减额，后来竟到了“若资乏粮尽之时，或减半给发，或全不给发。如江宁城中一概吃粥，扬州城中煮皮箱充饥”的地步。
　　
　　各地民众：套句现在的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是说天父天兄保佑，说自己代表上帝普救世人，可是老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时间长了还有谁信你呢。其实太平军从武昌东下南京时，总体而言是很受民众欢迎的，甚至有的官吏乡绅都积极“犒迎王师”，砸孔庙等等最多令读书人反感，可是没读过书的农民毕竟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可是《天朝田亩制度》一尝试在各地推行，立刻招来强烈抵制，天京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但杨秀清后来自己公开承认，民间有“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的情况。天京以外就更不必说了，湖北刚进军不久，“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而安徽则“皖省民情顽悍，以太平之宗教法制之不相习也，多抗命”，民众仗着“顽悍”，公开抗命，再发展下去没准哪天就要起义了。
　　
　　在这种情况下，东王杨秀清决定派他最得力的助手，太平天国公认“文武备足”“谋略深深”的翼王石达开去安徽，其任务是开辟安徽根据地。这又分为两个方面：第一，节制西征，改正原先过于急躁的跳跃式的进军战略，拿下清军临时省会庐州，攻占各军事据点和州县，派兵驻守，并把安庆建设成天京的牢固屏障。第二，平息民众的反抗情绪，恢复社会秩序，组织生产，为太平天国开辟粮源和财源，在经济上支援整个运动。
　　
　　在这种背景下，杨秀清显然不仅仅是希望石达开打下庐州或者暂时安抚民众，更希望他为太平天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找到一条可行的出路，所以石达开这次后来被称为“安庆易制”的行动，不仅仅是一人一地的活动，而是开府安庆，节制整个西线(皖赣鄂)军政民政，他是直接代表了天京政Ｆ和东王杨秀清。
　　
　　不过，这时太平军其实只控制了极为有限的几座城池，而石达开的军事任务又主要是开拓安徽，所以，这次易制主要是发生在之后几个月建立起来的安徽根据地。
　　
　　太平天国“先时数千里所过不留，未尝行设官安民之事”的作风，从这时候起终于开始彻底改变了.
二)

1853年9月底，石达开到安庆，开始易制安民，同时分兵攻占长江南北各郡县；(太平天国在1854年占有安徽44个县中的22个，也就是半个安徽省)5个月后，即1854年2月底3月初，石达开奉召回京述职，洪秀全杨秀清听取汇报后决定正式以安庆试行的新政为国策，在天京以外各占领区推行。7月，石达开再返安庆，任务之一是继续主持皖赣鄂三省的易制，特别是秋季粮赋的征收，直到年底前往湖口指挥九江湖口战役，“安庆易制”到此结束。我会比较集中介绍前5个月中新政在安徽的推行，而以其他地区和时间的情况作为补充。



从1853年到1857年，因为石达开是前期诸王中唯一长期负责京外民政的人，所以不难想象他对皖赣鄂省民政的实际影响远超过在京各王，是这三省民政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尤其是在他一手开辟亲自经营的安徽和江西根据地，大多数将领和郡县级首脑都是他的部下，因此这种影响力甚至一直延续到1860年。这就是为什么石达开主政的情况基本可以反应太平天国中前期的民政。(故而曾国藩说“安庆为石逆旧踞之巢穴，江西为石逆新陷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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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关于“安庆易制”的内容，我用这么一段文字来总结：
　　
　　天国癸好三年八月，达开抵安庆，即行安抚黎庶，慰问疾苦。观其所为，盖于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查户口，造粮册，缉盗贼，严军旅，励农耕，安工商，拔才俊，设乡官，修河堤以卫民田，兴军屯以寓兵于农，坚壁筑垒复开疆拓域也。
　　
　　
　　现在分临时措施和“技术性”措施官及政策性措施(官吏的选拔和作用，商业和手工业政策，土地政策四个方面具体说说)两方面来假以说明。
　　
　　临时性的措施和“技术性”(与“制度性”相对)的措施包括：
　　
　　第一 “安抚黎庶，慰问疾苦，于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
　　
　　
　　1853年9月26日，石达开带领五六千太平军，乘着六百艘船抵达安庆，这时西征前线等候接受他节制的著名将领包括春官正丞相胡以晃，检点曾天养，国宗韦俊，石祥祯等，而随行主要官员则包括检点张遂谋，覃炳贤，梁立泰，指挥许宗扬，张潮爵，曾天浩，赖裕新，职同指挥刘承芳等等----呵呵，这些人在当时太平军中大都是赫赫有名举足轻重的，不过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可能一多半没听说过，倒是这里面有两个还没怎么被人注意到的“小人物”你却一定听说过----他们就是在五年之后成为太平天国擎天之柱的陈玉成和李秀成。陈玉成这时还是个“左四军正典圣粮，职同监军”，他一直在前线作战，暂时和“易制”关系不大，李秀成却在从这时候起的两年半时间里一直留在安徽，以平均每年升两级的速度从这时的监军一路被提拔到1856年初时的地官副丞相，跻身高级将领行列。他在后来的自述中回忆这段经历说：“同翼王上安省安民，此时官小，不过听差而已。我在军中，勤劳学练，生性秉直，不辞劳苦，各上司故而见爱。逢轻重苦难不辞，在皖省巡查民务，又兼带兵，修营作寨，无不尽心。。。。。。”
　　
　　既是“上安省安民”，首先必得安抚流亡。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昌东安徽时，沿途多数民众是“望风归附”的，可是到了这一次回师西征时，却遇到有不少闻风而避，乃至举家迁徙，而且不仅仅是地主官绅，连小民百姓也如是。这种情况让太平军的将领们十分困惑，于是在这年8月29日，西征军的重要将领曾天养在江西发布了一道《晓谕四民放胆宽心以勤稼穑札谕》，其中说：
　　
　　“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兹我天王合万亿之众，行仁义之师。原以使天下享舜躬之福。尔等轻信人言，自相恐吓，背井离乡，殊不少解。本大臣？？在抱，胞与为怀，特剀晓谕尔等：继自今宜拜天父天兄，恪守天王诏旨，为农为圃，各宜其生，乃积乃仓，毋废厥业。何必奔走四方，辗转沟壑也。且我天朝整旅兴师，南征北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尔等不归之于今，其欲归之于后乎？谕后各当猛省回头。”
　　
　　第一次读这道札谕时，我想到的是过去从某本书上看到的一段刘邓的某段往事，其中说到有个打仗很英勇的连长，因为对老百姓的态度不满，就大喊声道“我来ＪＦ你们的！”----这个连长实在是困惑委屈加不忿：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解救劳苦大众，人家为什么把他当恶人似的防着呢？
　　
　　曾天养毕竟是太平军中一员被敌人称为“有谋”的老将，虽然他也对安徽民众面面对自己率领的仁义之师竟然“奔走四方，辗转沟壑”，大惑不解，但到底没有在文告中大发“天威”，只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不要害怕，“为农为圃，各宜其生，乃积乃仓，毋废厥业”“放胆宽心，勤于稼穑”。我觉得这份告示中流露出的困惑是真实的，可以显示太平军并没有沿途杀人放火，故意破坏----一个人倘若不是傻子，那么在跑到人家杀人放火过一次以后，再来时是不会想不通人家为什么要躲起来的。他尽可以在自己的家书日记中故作困惑，甚至可以当着被害人和外人面时装傻，但他恐怕不会特地给被害人写封信来表达自己的困惑--除非他唯恐被害人不会因为忍无可忍而和自己拼命。


安庆的情况比江西还遭些，许多沿江地区的民众迁入深山老林，有的人家只留少数精壮维持生产，谨守门户，且也大有随时走人之势。如果这种情况不能迅速遏止，那么任何政策制度都无从实行，更不要说恢复生产，充裕国库了。
　　
　　所以石达开到安徽后，断然抛弃了天京的几项弊政：
　　
　　1 没有大搞排场。据记载，太平军的船只从9月24日深夜起到9月25日中午陆续停泊在安庆城外，9月25日夜间，石达开率同主要官员及部份士兵进程，未事声张，，并命附近百姓不要逃避。一般人都知道太平天国为诸王“出巡”规定了一套极为夸张的仪仗，例如按规定翼王的仪仗队有一千多号人，出行时沿途人等一律回避，回避不及的要在街旁拜伏于地。而石达开这次“代天巡授”到安庆，却完全没理这一套，将入城选择在夜间，显是不想惊扰百姓。不光这一次，以后石达开到苏皖赣鄂的各个地方，也从来没用过这套仪仗----但这并不只是石达开个人的行为，后面会提到，在他治下的太平军实际上废止了礼制中对各级“军中官”仪仗的铺排(连一个管30人的两司马都要4人抬轿)，安庆的这次入城只是为全军做个表率而已。当主帅的以身作则，各级官兵自然乐于效法。
　　2 没有充民财入圣库。(用“征收赋税”代替“圣库制”)
　　3 没有拆散家庭。据袁甲三记载，太平军到安庆之初曾“私查户口”，如要解散家庭，将男女分别编入各馆，实行军事化管理，只须按馆造册即可，用不着查户口，更不可能是“私查”----这个“私”字，说明太平军起初是在暗中了解户籍情况，为设官建政做准备。
　　4 没有修宫殿，选民女。据记载，石达开直接入住安徽巡抚衙门，只根据太平天国的风俗习惯进行了简单的修改，其后数年也始终未未在安庆修建王府。
　　
　　担心被太平军解散家庭，没收财产，或强征为役，是安徽民众对定都天京后的太平军有顾虑乃至举家迁避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以上措施则有利于打消民众的顾虑，起到暂时安抚人心的作用----不管怎么说，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翼王五千岁”，自称代表东王而来，在民众心目中基本可以代表天京政Ｆ----如此方有可能着手建政。
　　
　　《中兴别记》说，“石达开既据安庆，张伪榜，假仁义要结民心”，这些伪榜中只有极少数流存至今，其中一张的内容是：
　　
　　真天命太平天国电师左军主将翼王石 为训谕县良民各安生业，勿受妖惑，惊惶迁徙事：照得天父天兄大开天恩，亲命真主天王宰治天下，又命东王及北王辅佐朝纲，业已建都天京。现下四海归心，万邦向化。今特命本主将前来安徽，抚安黎庶，援救生灵。尔等良民，生逢其时，何其大幸。
　　
　　兹因四路尚有漏王残妖，未尽诛灭，业经特派大员统兵四出搜捕妖魔。诚恐尔等惑于谣言，擅自迁徙，纵有点点残妖窜入该境，尔等即遵本主将前次颁行训谕，一体严拿，解呈安徽，自有重赏。为此特行训谕，尔等良民要敬天识主，认实东王，那时自有天父看顾也。切不可妄听浮言，须知一经迁徙徒，或丢家也，或丧身命，其害不可胜言。统俟天父大显权能，将四海残妖诛尽，自享永福于无穷也。尔等其各凛遵，毋负本主将训诲殷殷之意也。切切，毋违训谕。
　　
　　
　　所谓“训谕”，就是指翼王的命令，太平天国把东王的命令称为“诰谕”，北王的命令称为“诫谕”，翼王的命令称为“训谕”。太平天国的安民告示大都有些场面话，这篇诰谕也不例外，但它的主旨却在最开头说得很清楚：“为训谕县良民各安生业，勿受妖惑，惊惶迁徙”，训谕除了提醒人们见到清兵要“一体严拿”外，重点有两项：一是再次重申自己的来意：“抚安黎庶，援救生灵”，二是劝告大家千万不要随意迁徙，以免“或丢家也，或丧身命，其害不可胜言。”
　　
　　“援救生灵”四字在太平军文书中屡见不鲜，因为“诛妖救世”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旗号，但是否诛完了妖就达到“救世”目的了呢？反正他们是每回诛完妖后就走人了----这正是安庆等地民众迁徙的另一重要原因之一。


从1853年2月到9月，太平军此番已是三到安庆，前两次都过而不守，清政Ｆ又对其无力管辖，这就是说，安庆在长达7个月的时间内基本处于政治真空，没人能对百姓的死活负责。如果说太平军第一次来还是过境性质，那么第二次是在已经定都天京，而且完全有能力留守的情况下仍旧弃而不顾，势必使百姓大失所望。作为一个沿江重镇，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无人管制，其治安之混乱是可想而知的。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只好躲起来，如果不是因为秋收在际，恐怕会走得更多。
　　
　　故而这道训谕开宗明义的“安抚黎庶”四字至关重要，它明确告诉安徽民众太平天国这次是要认真治理，不会再说走就走，让老百姓自生自灭去“为农为圃，乃积乃仓”了。然后再告诫大家，乱世之中举家迁徙危害无穷，轻则丢了家园，重则害了性命，所以“勿负本主将训诲殷殷之意”，请大家不要疑神疑鬼，好好在家过日子罢。
　　
　　当然，光靠贴训谕是远远不够的，数月之前，杨秀清也曾自天京发布安抚四民诰谕，说“士农工商各力其业，自谕之后，尔等务宜安居桑梓，乐守常业”，可是结果却先有 《待百姓条例》，后又《天朝田亩制度》，结果是“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被人骂“民货皆其货，民田皆其田。诛求猛如虎，蝗过无稍捐”。过去半年，已经在“攻而不守”和“各力其业”两个问题上失信于民，再想博取信任，就不那么容易了。为了能让“上命下达”，石达开采取的办法是在派人到占领区一个县一个县，一个村一个村地去做宣传，例如下面这道《给贵池人民训谕》中说
　　
　　“。。。。。。照得本主将奉天安民，抵此安徽，前于十月初一日饬遣使人四名，颁递训谕，谕尔该城内外人等速宜敬天，依限回禀。讵料我使今止转来二名，据云尔贵池县各耆民人，经读天朝圣书及诰谕、训谕等，颇能回心敬天。。。。
　　。。”
　　
　　一般来说，所谓“颁递训谕”，就是把文稿交给当地驻军，派人誊写后贴下去，任务就算完成了，当地驻军自然会派人，或是从民众中指定读书人把贴的东西读给大家听，而使者则继续到别的地方去颁谕。而这里的则是留在当地，了解“各耆民人”的反应，再把这种反应回馈给安庆方面。进一步推想，他们的任务很有可能还包括直接给民众“讲道理”，以解除民众的疑虑。从这份文告的内容抗，“各耆民人”已“颇能同心敬天”，这个“回心敬天”实际指的并不见得是宗教信仰，而是指改变原来的抵触情绪，愿意和“天朝”政Ｆ合作，可见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暂时性的安抚作用。
　　
　　既然民众的不安与社会秩序的混乱有关，只有恢复秩序才能达到安民目的，于是“于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打击仗势欺人的地头恶霸和趁火打劫的流氓团伙，赈济生活无着的贫困百姓，这就消除了造成治安混乱的两方面不稳定因素，使安庆(也包括其他新的占领区)的社会暂时安定下来。
　　
　　
　　第二 缉盗贼，严军旅
　　
　　打击过在明里作恶的恶霸豪强，还需要缉捕暗中为非作歹的犯罪者，这条不必多做解释。
　　
　　而“严军旅”却是比缉捕盗贼更急迫的任务。
　　
　　太平军从广西时代起就制定了严明的规定，从《五大纪律》到二十款《太平条规》再到六十二款《太平刑律》，犯律者绝大多数处以斩刑，严格得尽乎于苛刻。如李秀成回忆进天京时，东王曾有命令，严禁私入民居，“左脚踏入民家门口斩左脚，右脚塌入民家门口斩右脚”。靠了以宗教理念为约束(多数“老兄弟”相信上帝无所不在，任何违纪犯法的事都逃不过上帝的眼睛)，也是为了维护宗教理念(对杨秀清而言，如果有过不罚，就会严重影响上帝的威严，从动摇他的地位)，太平军的老部队是真正做到“秋毫无犯”的。但是，到安徽后，每攻克一地都有大批新兵加入，于是难免出现乱纪行为，即使是个别人，造成的影响也极坏，远甚于盗贼。1855年初，石达开回京述职，顶天侯秦日纲暂代其职，曾对某新占地区颁行札谕，说道：
　“本侯恭奉天命，出师安良，凡宫民兵土人等，莫不教导，俾得个个修好练正，化醒心肠。但新投军人兵土甚众，良莠不齐，难保无不法之徒，乱行滋扰，诚非上帝救世之心，我主爱民之道。前翼王颁行训谕，严禁逆徒肆扰在案，至今未见尔等良民举公秉正擒拿，前来送案，是本侯城恐尔等乡民，未能周知，为此特行札谕，仰军民人等知悉。自谕之后，倘有圣营兵士人等，胆敢不遵天命，妄到乡村骚扰者，不论欺勒吾民与不欺勒吾民，准尔等放胆扭拿送案，本侯定将该犯讯明，按天法充治，以儆凶顽，而安良善。”
　　
　　这道札谕显示不仅石达开早已意识到“新兵扰民”，采取措施严加整肃，他的继任者也继承了这一点。
　　
　　自此之后，在新占地区号召民众监督部队纪律成为太平军的一贯政策，在江西发现了太平军曾公开张贴的十款“贵谕”，在浙江发现了石达开部将张贴的安民布告中附有军令三十条。如果仅仅为在内部整肃军纪，早有《太平条规》《太平刑律》颁行各营，公开张贴的目的就是让民众可以对照监督，随时举报，比如江西布告中有“凡官兵如有身体不宁者，准雇民夫抬送。其余健壮官兵，非有总制以上各大员印凭经准坐轿，其有贪闲妄捉乡民扛抬者，民宜当即据实扭凛，论罪处斩。”(太平军“军中官”最高级别就是总制，总制以上领兵者均为“朝中官”充“钦差大臣”，所以这一禁令实际针对的是全部军队中的大小干部)，浙江布告中有“私取贡税罪必斩。私办饷银罪必斩。骗民贸易者必斩。拆房作薪者必斩。凡系无令私自下乡搜索者必斩”等等。
　　
　　因为现存太平天国原始文件极为有限，无法切实考证太平军在安徽有没有这样的举措，但个人以为这种公开军令的方式很可能是太平天国前期维护军纪的惯用手段，而它也在保障新兵纪律方面起到了明显作用，如以下这则安徽泾县的口碑
　　
　　“记得我在孩提时期，成年人经常以“长毛来了”这句话来吓唬我们这些孩子，因此影响最深。我七岁那年(Ｍ國九年)，一位本族八十多岁的孤寡老妪，人喊美奶奶，经常来到我家就餐。有一次傍晚月下，父母命我送她回家。路上我有意无意的问美奶奶说： “长毛来了，你们怕不怕？”老人慢条斯理的答道： “长毛初来，好得很，在簧门坦上上操，我们上街打豆腐，走来走去，他们望都不望，一点也不怕。”(注意这则口碑特别强调了是“长毛初来”，即1856年在泾县的活动，它说明 1 太平军在新占区保持了良好军纪 2 有“初来”就有“后来”，这话言外之意就是后来的军纪不如从前。1861年以后皖南太平军军纪败坏是事实，叙述人只承认“初来”时军纪好，可见没有故意美化，则其所言前期太平军的军纪良好当属可信)
　　
　　前引《贵池训谕》中提到贵池人民“颇能回心敬天”，而贵池地区也流传着一首歌唱军民情感的民谣，可以相为印证。
　　
　　喜鹊叫喳喳，天军到我家。没有别的送，请喝一杯谷雨茶。
　　
　　(注：“太平军”这一称呼普遍见于Ｍ國以后，在当时只有两广人有叫“太平军”的，盖其起义之初，旗号“太平”，“太平军”并不是军名，而是象“大顺军”“大西军”一类的叫法。到江南后，他们明确宣布自己的军名是“天军”，所以江南一般是叫“天军”或“长毛”，两广以外地区流传的民谣中如果有叫“太平军”的，绝大多数是后人伪造的民谣，相反，叫“天军”的民谣可信度很高，因为后世民间知道这一点的很少。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有后人认为“长毛”是诬蔑，把民谣中的“长毛”自行改成了“太平军”)
　　
　　第三 便民利民措施
　　
　　太平天国地方政Ｆ在安徽除了推行一般政策法规外，也有许多便民利民举措。这方面的民间传说不少，但多数传说真伪难辨，此处皆不用，只举两个史料中有记载的例子
　　
　　一是在安徽和州发现的太阳河牛路码头船规条碑----该码头与长江东岸采石矶相对，是当时长江两岸的一个交通要道。由于一直以来码头船户，任情讹索严重，于是太平军在占领和州以后，就颁布了新的码头交通条例，严厉地取讹索旅客的行为。碑刻中有如下字句：



“太阳河牛路一带码头系□□往来客商之要路，设舟对渡原以利民，有行人唤渡者毋容滞，有急务催行者不可迟延。码头船户任情讹索恐于行旅有亏，腰间富有自能放艇而行，手内空虚未免临江而叹。为此晓谕码头船户人等知悉：自今以后□于远近往来客商对渡务宜随到随行，无谕车子肩挑发及牛骡驴马猪羊等物悉遵已定之章同□不刊之款。倘若仍蹈前辙，贪诈存心一经查出定按天法究治，决不宽。凛之，慎之，毋贻后悔！特此晓谕。
　　
　　计开所定规列后：
　　
　　凡车身人出钱贰拾文。
　　凡挑担人出钱四拾文。
　　凡牛骡驴马每条出钱贰百文。
　　凡羊每只出钱拾文。
　　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怀，务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
　　
　　这一条规，明确要求船户，对“远近往来”的乘客必须“随到随行”，不准拒载，，不准以人数不够这类理由拖延时间。并且“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怀，务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
　　
　　二是文献中记载有石达开在安庆期间曾组织“修河堤，卫民田”，可惜没有指明具体的时间地点，不过民间口碑中流传有太平军监军(相当于县令)朱陆1858年在舒城杭埠河筑河堤的事迹。据说杭埠河每年5-8月都发水灾，但因为上下游的人彼此不和，始终无法建筑河堤。朱陆到任后，说服了上下游的民众，发动了六万人，以两个月时间修筑河堤七里，使杭埠河上下十里在此后四五十年都没再闹水灾。地方志中虽然没有记得这么详细，但光绪《续修舒城县志》的“舆地志”和“沟渠志”中记载此事的人名，时间，地点与口碑完全符合，说明口碑基本可信。
　　
　　虽然太平天国失败后47年间清政Ｆ大肆销毁各种对其有利的文物史迹和文字资料，但馆中窥豹，可见一斑，太平天国地方政Ｆ的这些便民利民措施，驳斥了那种认为他们只是破坏一切，没有意图治理一方也没有能力建立真正的政Ｆ的说法。
　　
　　
　　
　　如前所述，石达开“安庆易制”所易不是安庆一地之制，所辖的也不是安徽一地的军政，而是整个西征战区。因此上述各措施虽以安徽为主，但也不同程度地在湖北和江西的占领地推行。补充一点：1853年太平军曾攻占湖北数地，其中不少很快弃守，但这是因为太平军此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故意做出进攻武昌的姿态，吸引清廷注意，然后突然回师，攻打庐州。这一策略是有效的，但是连江忠源都以为太平军意在武昌，等太平军突然进攻庐州时被措手不及，终至城破身亡。等1854年西征军再次进军湖北时，便不再随占随弃，而是派兵驻守，设官建政了。
　　
　　到了1854年3月，石达开离开安庆的前后，在清礼部右侍郎湖北学政的奏折中出现了这样的内容：
　　
　　“臣屡派探报到逆营，揭来伪示三张，实堪痛恨，其悖语逆词，原不可以上达辰听。然事关重大，南--数--省--人--心--已--被--摇--惑--将--半，若不将此情据实陈明，恐九重之上，尚以为无足重轻之事”
　　
　　清朝的官吏既然说“摇惑将半”，实际情况肯定远不及此，只是不能显得朝廷太过无能，所以不得不如此说尔。这道奏折清楚地显示，太平军已在“南数省”中渡过信誉危机，他们的“伪示”又可以有效地“摇惑”人心了。倒过来说，既然民众愿意再次相信太平天国的告示，就说明他们基本能够说到做到，我们也就可以拿这些文告来考察他们的行动。

(三)

“安庆易制”中政策性的措施
　　
　　(一)设乡官，拔才俊
　　
　　先简单说一下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建立情况。
　　
　　据戴均衡《草矛一得》述咸丰三年兵事说:“贼先时数千里所过不留,未尝行立官安民之事,迨八月复踞安庆,始行此举。”(注：咸丰三年八月为阳历1853年9月)
　　
　　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后来论太平军安徽统治区时说：““今之贼,自咸丰三年以来,俨然有自王之志。”
　　
　　1854年初，西征军三克汉阳，汉口，之后全面挺进湖北腹地，以致敌军惊呼湖北“纵横千有余里，遍地皆贼”。但是，攻夺城池过多，与兵力严重不成比例，只好四散据守，不久又分兵入湘，加之武昌未克，湖北的经营力不从心，以致于“建政”的情况参差不齐，有些地方进展顺利，有些地方则严重跟不上。顺利的例子后面再举，李汝昭《镜山野史》则称湖北太平军“动辄掳掠为主，毫无王者举动，全非霸者之经营，不过争地杀人盈野，争城杀人盈城，逞一时之强悍，乱我清代之疆场，虽然，也是天厌本朝奸贪，助逆诛逆耳。”所谓“掳掠”，就是指太平军的“打先锋”，由于建政工作跟不上，这些地区的部队只好依靠吃大户。6月底，武昌克复以国宗石凤魁镇守，不久，石达开以石凤魁恐难胜任，奏荐地官副丞相黄再兴前往武昌，协理军事，主掌湖北民政。8月，黄再兴到任，一个多月后，李汝昭再次在《镜山野史》中作出评价：“是时，武昌南京属管之地，粤人出示安民，开科取试，禁头变服，按例征粮，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清今受困于粤，与明初受困于清者，势之相出不远矣！危言哉，出乎尔者反乎尔。”将李汝照的前后记载和太平天国方面的人事异动对照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在湖北并非不想全面建立根据地，只是直到攻克武昌后才有此条件。然则此前广占州县便有失策。但这种失策，和全文最开头提到的定都天京后半年间的失策性质相似，主要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安徽的大好形势使杨秀清再次过度乐观，他在调石达开回京的同时改变了石达开稳健的战略，把安徽的兵力大部份抽调到两湖战场，不顾兵力严重不足而急于攻占大片土地，不但使湖北根据地的建设跟不上攻克城池的速度，也给后来的惨败埋下了种子)，而不是太平军在建政思想上出现什么反复。攻克武昌，石达开亲自推荐的黄再兴迅速改变了施政状况，也显示安徽“易制”的成果确被他省所沿袭。
　　
　　赵烈文所谓太平军自“咸丰三年”起“俨然有自王之志”，所指显然不可能是“数千里所过不留，未尝行立官安民之事”的时期，而是在“迨八月复踞安庆，始行此举”之后。可见太平军在1853年9月的“安庆易制”之后，在统治区的举措一改从前的作风，开始表现出立国施政的长远眼光(虽然在某些地区某些时期内因为技术性的失误影响了这种考虑的实践效果)。而这一切，都始于“立官安民”----只有先选拔任命官吏，才能通过他们推行政策。
　　
　　在介绍太平天国选拔地方官吏的方法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太平天国的官制。
　　
　　首先，太平天国采用统一官阶制。官阶由低到高，分别是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侯，王。(其中还有细分，此处从简)这些名称的含义，相当于历代官员的品级，如“军帅”，代表第七阶官员。仅从官阶是看不出文武或具体职务的，就如同只根据“四品”“五品”无从判断文武和司职一样。知道了这一点，就会明白有人说太平天国官名“名不副实”，有人说太平天国全民军事化，用武将任文官，完全是因为不了解太平天国官阶制度造成的误会。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初，因为没有地方官，所以官员只分为“朝内官”和“军中官”两种。自总制以下为军中官，自将军至丞相为朝内官，王侯则即是官阶也是世袭爵位。所谓军中官顾名思义就是长期在军队中担任的军职，而“朝内官”领兵者一律称为“钦差大臣”，所以太平天国的“钦差大臣”并没有什么特殊权力，只代表这个人不是长年担任军职的，而是朝中据事指派来领兵的，战事结束后还可能调到其它岗位。
“朝内官”和“军中官”(以及下面将要谈到的“守土乡官”)又各自分为“正职官”和“杂职官”。对于朝中官的正职官而言，官阶和职务没有必然关系，有的是临时指派任务，更有很多另有官职，比如卫国侯黄玉昆，他的官阶是“侯”，职务却是“刑部尚书”。而对于军中官的正职官而言，官阶也是职务，比如“旅帅”就是是统带500人的将官。杂职官也叫“职同官”，因为他们在官阶前加“职同”二字，例如陈玉成曾为“典圣粮，职同监军”，就管粮草的。杂职官通常都有专门的官职和司职，从事一些事务性工作而不参与军政大计，如“典天舆”，就是给天王管轿子的。但也有例外，如各王府的六部尚书也算杂职官，但却参与军国大计。朝中官的“杂职官”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被委任其他司职，如“承宣”是各王府的高级传令官，职同指挥，但东北翼各殿的承宣都有被派到前敌参与领兵作战的。
　　
　　除此之外，太平天国另有“恩赏官职”，如“恩赏丞相”“恩赏检点”，这是一种虚衔，或者说荣誉称号，就像现在的“名誉XX”。如我们下文提到的赖裕新，他的官阶是“恩赏丞相”，称为“殿前丞相”，但他当时的官阶却是指挥。
　　
　　最后介绍守土乡官，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地方官制，这是从“安庆易制”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地方行政分为“省”“郡”“县”三级，改清制之“府”为“郡”，取消“道”一级。如安徽省仍叫安徽省，也称“皖省”，由于省会设在安庆，所以对安庆也称“安庆省”或“安省”，在不发生歧义的情况下，“安庆”和“安徽”有时候通用。在安庆又设“安庆郡”，下辖江北的怀宁、潜山、望江、太湖、宿松、桐城六县而江南的贵池、东流、建德则属池州郡管辖。郡首脑的官阶为“总制”，县首脑的官阶为“监军”，司职就是管辖该郡县军政事务，称为“守土官”。县以下村镇的各级官员称为“乡官”，这是标准的规定，有的记载含混地称为“守土乡官”，还有一些一律称为“乡官”，总之二者都是太平天国的地方官，司职以民政为主，在驻军较少的地方也兼管军事，但军事方面的权力，同级乡官和守土官比军中官低得多，例如军中官的“卒长”在指挥军事时权力高于乡官的“军帅”，守土官由军中官兼任的情况例外。
　　
　　地方官中也有杂职官，对于他们的称呼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和军中官一样，也是用官阶作为官名。比如“职同军帅”，既是官名，也是官阶，具体司职则从事务性工作到协助守土官和正职乡官处理政务都有。因为杂职乡官很多也参与政事，所以有时候记载中也直接称他们“军帅”“旅帅”。总之，由于现存的太平天国自身文献极少，考查其地方官制不得不借助地方志和私人笔记，而这些记载者自身对太平军的官制也了解得不够清楚，朝中官尚且能分，军中官和守土官乡官就常常被混为一谈，或是不分“正职”和“杂职”，导致细节上的混乱。不过太平天国本身的规定其实是比较清楚的，只是敌对方的记载者不完全了解，也不屑去了解情况罢了。(由于记载混乱，专家一不留神也会弄错，比如有人就曾经指出，罗尔纲先生在《太平天国史 乡官传》中所写的两位传主其实都不是乡官。
　　
　　因为太平天国采用了一套和历代截然不同的官制，所以从一份记载对官制的了解中就可以大致看出这人深入太平天国的情况。一个人如果自称在太平天国生活了一年以上时间，自称和太平天国的官员很熟悉，对太平天国的政策制度很了解，还做下诸多记载，却“守土乡官”和“军中官”不分，，那他多半是信口雌黄，其“经历”也有可能是凭空捏造或虚构夸张。同样，一个现代人如果要谈论太平天国的体制和政治，他分不清“守土官”和“乡官”还情有可原，犯下官阶和职务不分的低级错误则说明对太平天国的“了解”只是空中楼阁，没有基本的制度常识，他不可能有效地去分析辨别史料和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就如同不了解美国三权分立的具体操作方式却妄谈美国的政治运作乃至评价美国的民Ｚ一样。官制是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的表现方式，而政体则是国体的体现。对官制缺乏常识的人不可能真正了解政体，更不可能正确分析国体----也就是太平天国的政权性质。



太平天国的官制在细节方面还有争议，但大抵如上，在1853年9月以前只有朝中官和军中官，1853年以后则在选拔任用了大量守土乡官，建立起了地方政权，由此实现了对根据地的管辖和治理。

(四)

必须强调一下，安庆易制的各项制度虽然是在石达开的主持下最先尝试推行的，但这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决定，他在离开天京前必然曾就一些基本设想同东王杨秀清进行过交流，在易制期间也必然会不断地会就最新进展向杨秀清汇报和请示，只是杨秀清下放了很大的自主权，使石达开能够主导整个易制而已。所以，安庆易制虽然是石达开政治才干的一次杰出表现，但也是和东王杨秀清的大胆放手，全力支持分不开的。

太平天国的乡官体制究竟是如何组建的呢？前文所引的石达开《给贵池人民训谕》的后半部份说道：

“谕尔等各村民人一乡知谕，遍传合邑诸耆良民，准宜速急依制举官遵限呈册，以五家设一户伍长，二十五家公举一两司马，一百家公举一卒长，五百家各公举一旅帅，二千五百家公举一师帅，一万二千五百家立军帅。公举各宫，须要注明三代履历及该本身岁次、家口若干，至于良家，亦须注明某姓某名、一户男妇老幼、合家总共几十名，速于到限十一月二十日旦，历明载册，交与举任卒长、旅帅、师帅等，亲身戴赴安徽投案。自谕之后，于贵池该县三十九保，倘有谁保越此治内之限不赴，休怨兴师问罪，剿铲不留。各宜凛道，毋违，切切。”

读了这段话就基本可以知道太平军基层政Ｆ的组织形式：每5家1伍长，25家1两司马，100家一卒长，500家一旅帅，2500家一师摔，12500家一军帅，这些人就是通常说的“乡官”(关于伍长，太平军军制和乡官任命中都有的，却似不属于“军中官”和“乡官”)，逐层设官管理。注意，这个组织形式表面和军队编制方式一样，实际是不同的。根据《太平军目》的规定，军中每100人另设4卒长，每军104人，以此类推，每军13125人，又有学者考证认为实际编制是每25人就另设卒长，也就是每两26人，每军是13256人，只是因为太平军的编制从来就没满额过(一般每军实际数不超过2000人，北伐援军25个军总人数才7500人)，所以《太平军目》也就暂无修改必要。总之无论哪一种，都和乡官每军12500人的编制方式有所不同，这种细微差别也体现了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虽和军队有所相似，其实还是不同的。

至于乡官的选拔方式呢？《训谕》中也说明了，采用民间“公举”方式产生。

这个“公举”究竟是个什么形式，由于缺乏太平军本身文件的证明，清方史料中又语焉不详，历来史学家们说词不一。经过比照各类记载后，基本达成共识的是100以上的“公举”肯定不是采用一人一票的直选形式，100家以下则似有可能，但也难以肯定。对于卒长以上乡官的公举，有的认为延用了传统“保甲制”的“公举”方式，只是“保甲制”通常只在所谓“士绅”范围内进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并无發言权，而“乡官公举”则允许所有“良民”参与，使公举结果能够更广泛地反映民意。另一种则认为，卒长以上乡官可能采用由下层乡官推选上层乡官的方式。《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官员三年一次升降，绩优者升，绩劣者降，因此乡官很有可能也是三年一次公举但无定论。

至于公举中要求注明三代履历，则主要是为了便于审查公举过程和结果的合法性，在主观上防止有人钻制度的漏洞把持地方政权，及利于进行监督。比如，太平天国是严格要求从“本地良民”中选举乡官的，因此要避免有外地人通过贿赂，强勒，欺诈等方式混充乡官，而太平天国后期个别地区正是因为没有对乡官做基本的履历审查，竟出现有土豪恶霸混充乡官的。这些人对太平天国守土官和将领竭尽阿谀奉承，在乡里却利用乡官权力欺压良民，而且官官相互，只手遮天。如果相关地区的太平天国将领及守土官对这些人的背景略作了解，也不会对其毫无警惕，任其肆意妄为。还有少数地区的乡官竟由大地主担任，使乡官政权成了地主向农民逼租的机器，完全违背了农民起义的初衷。
对于太平天国前期乡官的成份，学者们的观点也是大相径庭，有的认为基本上是农民和无产者，只有少数是地方乡绅，小地主。有的则认为多数都是富绅地主，也就是认为“乡官”政权的公举和封建王朝的“里甲”“保甲”没什么分别。我在这里不想重复进行考证了，认为双方都有各自的依据，也各有偏颇之处：前者过份高估了150年前农民的“阶级意识”，以为他们已经可以用阶级来区分敌我，后者依据的则大多是太平天国后期某几个封建化特别严重的地区的记载，有以偏盖全之嫌。个人认为，《中兴别记》说“石达开既据安庆，张伪榜，假仁义要结民心，收罗无赖充伪乡官”，《太平天国野史》中说““达开既至安庆，以诚意相要结，择村里之有声望者为乡官”，《平定粤匪纪略》中说“择本地助虐者为乡官，授以伪职”，其实各自表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迄今为止发现的数份太平天国自身发布的要求公举乡官的文书中，没有一份限制公举人身份的，仅仅要求为本乡良民即可参与。既然允许普通民众参与公举，那么自然会有小民百姓成为“乡官”，在以精英自居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观念很强的封建文人看来，自然是“无赖”皆可为官了。而“有声望者”则未必就是缙绅地主，其实当时的民众也不在乎他到底是哪个阶级，只要此人处事公道，民众信得过他即可----其实石达开本人在家乡也算是“有声望者”，因为“读书明理”，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又常为乡人排难解纷，十二三岁便远近多称“相公”而不名，可他却不是士绅，更不是地主。至于《平定粤匪纪略》的说法也没错，太平天国选拔官吏，自然要确定其支持太平天国政权，审查三代履历，也不乏有这方面考虑。(太平天国后期，有些人一边当着太平天国的乡官，一边却和清军将领长期保持联络，出卖太平天国情报，随时准备判变)。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评价太平天国的乡官选拔制度，实在有些无的放矢。

太平天国的乡官是否全部由公举产生？这也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个人认为，太平天国的乡官选拔是采用公举与指派结合的方式所产生。如前文所引的告示，明确指出要求“合邑诸耆良民，准宜速急依制举官遵限呈册”，又具体提出25家举一两司马，100家举一卒长等等，而且警告说“谁保越此治内之限不赴，休怨兴师问罪”(前文引述了这份训谕的前半部份，知道贵池民众经安抚说服后已“颇能回心敬天”，表示愿意和政Ｆ合作，所以如果再不按期执行，就是阳奉阴违，存心对抗了)，可见这一布告不是走走过场，而是务令照章执行的。但是，有些地区的民众是积极参与乡官公举，选出来的政权也尽心为太平天国效力(后面再谈)，但也有不情愿的，有个地方的方志中记载，因为谁都不愿意出来做乡官，最后竟采取抓阄的方式决定。剔除在被清军克复后推诿责任逃避追究的因素，我想不能否认确实存在有些地区民众有疑虑，不敢出来做乡官的。太平天国政权对这种现象未必毫无察觉，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抓阄选官，还不如直接委任。(套句现在的话说，任何国家的民Ｚ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民斗争争取到的，当然也包括承担无可避免的风险。)同样是石达开部所发布的下面这道涉及乡官产生办法的文告，内容就完全不同：

“复选于乡孰人士中有才学而公正者举为军帅，师帅，旅帅，分治一邑之事，小民之痛痒何患不能渐闻于朝廷之上而臻郅隆之世也。今显天燕陈大人驾驻该邑，命本军政司遵制官举安民，自今而后彼义和孝义愧非士人之流不能类举，一乡之善士亦尽心焉而已。彼义和孝义二乡才士之菽举所知者夏惠昭一名为军帅，管理二乡事物，又师帅五，旅帅二十有五，皆二乡中才士所为。”

这就不是以5家25家为单位公举了，而是由守土官或更高级的首领直接向本地“才士”了解情况，由他们推荐“有才学而公正者”为乡官，然后直接任命，不过不限于缙绅阶层，一般读书人也可以。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乡官就不设旅帅以下的等级了，因为要通过“本地才士”以100家甚至25家为单位举荐“有才学而公正者”为官是不现实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些地方史料中记载乡官任命只记到“旅帅”为止，未尝没有这方面原因。而由“有才学而公正者”去干管理100家或25家的事，也实在是大材小用了。还有一种任命方式，是从本地乡试中举者当中选拔任命，这种情况在后面的科举部份再详说。
从这里可以看出，说太平天国政Ｆ的乡官都是“流氓无赖”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民众推选官员，难道会挑“流氓诬赖”推选？而太平天国自己指派乡官时，更是通过当地读书人的推荐或考试选拔的。(当然前期不可有能土豪或大地主参选或被选的情况，因为他们是太平天国的重点打击对象，不是逃亡，就是财产充公)。而对于为什么特别强调本地人充乡官这点，上面引的这篇石达开部张贴的文告中有专门阐述：

“照得能治斯民，莫善于一乡之士民，有告在迩，可通乎万民之心。缘胡虏之习，千里外使一匹夫口来，于县堂坐听百里政治，无一人可曲成斯民，肉食终年而后去，乡土有士而不得与其事，虽小民之痛痒急欲告而口除者如隔天壤。假令呼之急而声闻之，非贿赂之断断乎不能。”

守土官即监军和总制的任命是通过委派，可以由本乡人担任，也可以由外乡人担任。有时由驻军首领临时兼任，事后再行委派。而被委派的人员或为本地有名望的知识份子，或从会试翰林及进士中挑选，或由投降清吏留任，如1854年太平军攻克安徽六安州，原知州宋培之投降，即任之为该地监军。驻军首领持续担任守土官的情况也有，但现在可考来历的守土官基本上都是读过书的人，如安徽和州总制李秀成虽没参加过科举，但是读过书的；湖北蕲州监军李岚谷不确定是否曾参加科举，但他在广西白龙洞留有唱和诗和七言古风，颇具文学造诣，兴国守土官胡万智曾是太平天国育才官(负责选拔保荐才俊之士的官员)；江西以驻军首领兼任守土官的石达开部将朱衣点本身就是会试进士。

现在来看一下安徽省“举才俊”的情况。

《潜山县志则云：“据省垣(安庆)之伪翼王石达开，亦逼读书人赴省垣应试”

关于这个“逼”字，以及同类记载中所谓的“胁”“迫”等字眼是否真是强迫的，我们在后文(特别是经略江西的部份)会不断以事实来说明。在这里只做简单澄清。想举太平天国为“贼”的刘文藻《诗舫存钞》中有一篇诗，记有一个湖口籍的洪秀才，被太平天国征召为官，不但拒不服从，还口出厥词，于是太平军把他送到安庆交石达开处置：

翼贼坐堂皇，大义春秋勉：谓尔缪庠生，夷夏胡不辨!
秀才曰噫嘻，春秋吾所善，用夷则夷之，用夏夷人选。
圣人大义明，尔贼岂能眄？众人请杀之，贼笑曰勿翦，
彼固愿死耳，出禁久或转，吾方收士心，否则礼以遣。

《太平天国野史》中提到石达开从本地名士中择任官员时则记为：“达开既至安庆，以--诚--意--相--要--结，择村里之有声望者为乡官。”

太平军对读书人应试还是有一点“逼”的，如1856年10月4日《华北先驱报》322号上曾刊登一文,说:“有安庆居民云：他们得安庆后，即开科取士，按旧名册迫令士子赴考”。不过，如果坚不赴试，也没什么惩罚，更不致招来杀身之祸，有地方志说，“读书有志者皆不屑为”，注意这里说的不是“读书者皆不愿为”，而是“读书有志者”。什么叫“有志者”呢？我认为就是坚决不为“反贼”做事，不当“反贼”的官的人，在清方人士看来是有志气的。这一记载恰恰说明对这些读书人的“逼”是很有限的，只是用力推动一下，但对坚决不去的，也不会强迫或严惩。

太平天国科举原先只有“会试”，就是天试，东试，北试，翼试，至“安庆易制”后始出现乡试。乡试中者无定额，取中者即为举人。榜发后，可在本地授职，担任守土官正职乡官的协理官，或者军中杂职官(多数是充当书手)，个别的还有机会被委派为本地乡官。也可以向守土官报名，发给川资，以舟车送到天京参加会试。(注：这只是前期基本情况，后来又有些变化，但政策精神是一致的)

清制规定“凡出身不正，如门子、长随、番役、小马、皂隶、马快、步快、禁卒、仵作、弓兵之子孙，倡、优、奴隶、乐户、丐户、疍户、吹手”等，都不准应试。此外，复，不是本地的人，不准参加考试。而太平天国乡试则彻底打破了这一禁令，由于对应试和出身门第无特殊要求，与试者来自各个行业，各个阶层，而且外省人也可赴试。如上述《华北先驱报》的报道又载：“工商各界皆准应试。有一卖菜者，考中举人而得官职”，甚至“僧、道、巫、觋、卦、卜、星相”出身的也可参考。对于这一政策，不同立场的人看起来感觉也截然不同，在以些以精英自居的士大夫看来，简直是荒唐可笑，尊卑不分，纲常尽乱，而在罗尔纲这样的史学家看来，“文武各官，三百六十行”则恰恰反映了太平天国起义虽然被一些封建文人大加诋毁和贬斥，却广泛赢得了低层民众，尤其是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戴，是其“人民政权”性质的体现。既然是视角问题，我也不做评论，这里只想指出，因为太平天国初期的起义者中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和半文盲，急切需要大批知识份子的加入，所以对但凡能读能写的人不分出身职业，全都竭力网络，乡试录取的标准也因此放得特别的低。换句话说，“乡试”的目的不是举拔学识出众的俊义之士，只是为了填补日益频繁的军政活动中暴露出的巨大人材缺口而已。
由于科举实难以将真正出色的人材甄别出来，也无法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材”，太平天国在科举之外又有招贤之制，据传此前天京便已曾出榜招贤，而自“安庆易制”建立郡县级地方政Ｆ后，凡太平军“窃居郡县，暨剧贼行兵所至之地，皆署榜于所居门墙及伪官衙前，曰：体国经野，致治必在于兴贤；幼学壮行，怀才必期于见用，况值天命维新之际，正属人文蔚起之时。天朝任官惟贤，需才孔亟，凡属武纬文通之彦，久列于朝，专家典艺之流，不遗于野。但恐采访难周，搜罗未遍，抱璞者耻于自献，徒韫椟而深藏，怀珠者虑其暗投，亦韬光而不市。当知天朝见贤即用，望治维殷，勿以自荐为可羞，即宜乘时而利见。倘有一技之长，仰即报名投效，自贡所长，或由管长具禀保荐入朝，量才录用，家口厚给资粮，不致失所，俾免内顾之忧，以慰从公之志。”(《贼情汇纂》) 很多自谓高才之士，或不屑于被各色人等一同录取，或怕走科举之路难以得到重用，故而宁走招贤一途。由于史料有限，绝大多数太平天国前期文官的出身很难确定，但地方志中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则“安庆易制”期间毛遂自荐而受到重用的记载----这就是安徽望江县捐纳国学生潘含孚，自负有高才，而大半生始终郁郁不得志，于是在1853年到石达开处毛遂自荐，一年以后他跟随石达开前往西征前线再次路过家乡时，已经是翼殿尚书，职同指挥了。

以上就是太平天国自“安庆易制”以后建立起来的地方人材选拔任用机制，以下是部份有关太平天国前期这方面活动的记载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有太平天国1853年颁行的石达开给青阳县人民代表的赠书《旧遗诏圣书》所附谕凭：“十月二十二日，刘悔庵等三十三人赴安徽进贡，翼王五千岁比给诰谕、训谕及 旨准颁行共十三部。又奉丞相赖大人给发翼王谕凭，回传十七都图速口举官造册呈报。

《殿右捌指挥杨告繁昌荻港镇人民扎谕》：“兹本大臣随同翼王五千岁率师安庆。查得尔荻港镇民人尚未齐来投册。为此札谕该镇，限十一月初九日举齐旅帅，两司马等官，填名造册，赴安徽省呈报本指挥衙，以便发给门牌。”

不久发布的另一份《殿右捌指挥杨札谕》：“该省各郡州县已投册者请领门牌。”

《潜山县志》记载:“立伪职曰乡官,有军帅、师帅、旅帅等名,给木印,敛亩费,理名词。……外设一异乡人综县事,曰监军。”

《皖樵纪实》记太平天国在潜山设“6军帅、18师帅、72旅帅。军帅穿红袍,余穿红鞋,俱戴红帽,树红旗。3月,潜城监军侯万里视事,如知县。”

《贵池县志》记： “设官分职，勒民呈册，征收钱漕。”

《太湖县志》记：“九月，伪翼王石达开自江宁回驻安庆，分扰属县，设伪监军等官，奸民导之胁取钱粮”

《贼情汇纂 伪守土官乡官表》记载：“每一州县分三军五军不等。”又记有部份太平天国守土官姓名，如：“罗忠球：功勋土正土一戊一监军，曾踞东流县；李名玉：繁昌县监军；黄振钧：潜山县监军；黄振兴：铜陵县监军；万成桂：青阳县监军。”

《英山县志》记载：咸丰三年十二月“贼目何开贵踞城，树伪职，贴伪示，伪号真天命太平天国，逼造伪册，分军、师、破、 本．伍伪职。”

《湖口县志》记载：“九月(1853/10)，檄胁湖民造册，编立军、师、旅帅等伪官。”

《备志纪年》咸丰三年记事：“由是煽惑人心，假托周宫，倡为军、师、旅帅、两司马、百卒、伍长等职，索民间造册许结散门牌，以安百姓。凡称名，男呼兄弟，女呼姐妹，无老少，无等卑。”

。。。。。。

现存的安徽，江西，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六省(即太平天国曾经建立根据地的地区)的文献中，均有太平天国选拔任命乡官和守土官，及开科举试的的记载，其中既包括太平天国自身发布的告示，也包括地方志私人笔记中的记载，足见这一机制在太平天国占领区内得到了持续而广泛的运作。

关于乡官的具体职能和运作效果，下面再介绍。这里想就太平天国科举和招贤再说两句。从现存的许多史料看来，没有理由否认太平天国政权对知识份子的渴求，很多军队和机关中甚至给予知识份子在起居饮食方面的特别有待。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很好地尊重了知识份子，发挥了他们的作用。相反地，由于宗教政策，将领素质和地域偏见方面的原因，太平天国在对人材的甄别的任用方面出现过很多失策，例如科举中选拔出来的人，多数是充当书手，至多不过是主考官，乡官，守土官，又如招贤方面，上文虽提到有个望江生员投奔石达开后得到重用，但同年另一个望江生员被保举到天京后，洪秀全却将他“送入诏书衙学习”，令其改造思想，“并未擢受伪职”。洪仁(王干)算是见过世面，文化教高的人了，但知容闳之材竟不能用，李秀成向有爱读书人之名，有名的才子王韬想向他投书却不得其门而入。。。。。。这些都大大影响了对知识份子的争取。另外，太平天国前期科举考试题与四书五经无关，答卷也不得引四书五经的内容，都是什么“独一真神皇上帝--皇上帝乃真皇帝”，什么“真命天子福命将”，像“四海之内有东王”就算难得现实点的题目了。这样的考题和限制自然让士子们无所适从，绝大多数人只能以空论空，游戏文字，很难表达什么深刻思想，故而凡是文理通顺下笔能成章的就可以录取了。(会试中成绩出色者应是认真研读过太平天国出版物的，但这类人毕竟是少数。 守土官除了针对乡官的汇报处理民政外，还负责发给各种政Ｆ凭证，路凭，田凭，纳粮执照，工业照凭，商店执照，等等。恢复家庭后，婚姻登记和发给结婚证书也由守土官负责。在紧急时，守土官可以组织民众对抗清兵，“寓兵于农”。补充一句，守土官的任命须报天京政Ｆ即东王杨秀清批准方能正式生效。
　　
　　经费方面，监军根据太平天国的赋税制度于其所辖地方征收钱米，以所得的三分之一留作本县的办公需用，其余的三分之二上缴。总制则每日从各县监军处收钱二千文，作为行政经费。
　　
　　在太平天国前期从民间选拔的地方官员中，有不少为太平天国政权誓死尽忠的，如桐城名士澧谟本是清朝秀才，于1854年安庆乡试中考中举人，委任为桐城县乡官。后清将臧纡青统兵突袭桐城，澧谟亲奔安庆告急，太平军援军在挂车河痛击清军，解桐城之围，围攻清军半数以上被歼，臧纡青阵亡。1858年，李续宾陷桐城，澧谟誓不投降，被清军逮捕后五马分尸。湖北兴国守土官胡万智，在战争中身中数刀，犹然不屈高喊“天父东王鸿恩当以死报”。江西龙泉县白发者监生张谦，原是当地庠序领袖，他清军极刑处死前慷慨声言：“大事不成，遗恨千秋，但决不回首！”。。。。。。一定还有许许多多为太平天国尽忠的地方官员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能够留下姓名和事迹，另外一些人虽然未必能如此守节不屈，但于任职期间一般还是能够尽职府办事的，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以一介布衣被太平天国选出委以重任。如据敌方记载，“贼于所得之地，遍立乡官，每乡以致盗魁督领之，就其所习之业，如卖棉纱、布线、钱绳、茶叶之类，予以资本，采四五百旦，限日期回报。……无--不--竭--尽--心--力。此等田间百姓，形色衣履，毫无瑕隙，往来我城池营盘请处，习见不察，诚足虑也”。所以《贼情汇纂》的著者认为“土著生计，丝粟难隐，裹胁逃民，并得稽察。贼之牢笼人士，联络方域，计盖无谲于此者！”
　　
　　总之，守土乡官体制的建立和推行，使太平天国能够借以源源不断取得财力、物力及人力的补给，使太平天国许多地区虽处于战乱的总形势下，还能保持相对的安定，“四野耕种得不失时”，例如在潜山，“官兵远隔，逆踞无多，咸丰四、五、六等年，为伪官者，皆坐享太平”，就是说在没有战火袭击的三年间，潜山地方政权一直保持了平稳的运作。又如湖北崇阳，自一八五四年春归入太平天国后，委派曾天爵为监军，就连湘军首领王鑫也不得不承认他“能假仁义”。后来王鑫攻陷崇阳，发现民众对太平天国的拥戴居然“牢不可破”，于是写信给胡林翼说：“州县亲民之官，委任诚宜得人，况逆贼前此所为，多能沽恩市德，若不称职，尤难图治。”就是说，因为太平军此前的治理颇令民众感沛恩德，所以清军虽然夺回了崇阳，如不委任得力官吏，也将很难治理。他甚至在信中说，原本想在收复崇阳后举办捐输，筹集团练费用的，现在只好暂时放弃。曾国藩对湘军“收复湖北”后的情形也描述说：““崇（阳）能（城）两邑……多已蓄发乐为贼用。其旁近州县，如通山，蒲圻、大冶、兴国、咸宁、嘉鱼等属，皆已为贼所踞，官兵到境，无土人为之向导，无油盐可供采买，人心这坏，实堪痛恨！”曾国藩口中的“人心这坏”，当可视为民众心向太军的表现，从反面显示了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的成效。
　　
　　
　　有关太平天国的中前期的地方行政基本情况大致便是如此了，主要是安徽和湖北的情况，因为江西我想另外单说。太平天国的制度肯定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运行起来也必然有很多问题，但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他们还有极其紧张的战斗任务，另一方面，这是中国历史上起义者第一次真正尝试建立与封建王朝性质不同的政权，虽然有封建王朝的经验可以做参考，但毕竟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所以曲折，反复，错误，都是难免的。但是，他们曾经在苏，皖，赣，鄂，浙，闽的广大地区上进行过这样的努力，他们曾经建立过地方政权的幅员面积及管辖的人口比欧洲的许多国家还要大得多，多得多，我想仅仅就上面的内容，虽然不能立断太平天国的褒贬毁誉，却也足以反驳那种认为太平天国只破不立，只懂军事不懂政治，没有打算也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国家，甚至只配称之为军不配称之为“国”的说法，且不说为了保卫这些地方政权而战死沙场的中低层太平军官兵，这样的说法又置太平天国统治区内十几万甚至更多的乡官于何地？ (六)

“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 讨粤匪檄文

说起太平天国的空想社会Ｚ義理想，一般人都会想到《天朝田亩制度》。可是，在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其实却并不是几乎没能推行的《天朝田亩制度》，而是定都天京后发布的《待百姓条例》。大致内容是：“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归于天王收去，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

《天朝田亩制度》并没有关于商业政策的规定(注意了，这又是一个鉴别所谓“太平天国真相”文章的试金石，很多文章说天朝田亩制度禁绝商业，显示作者根本就没读过《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如此，《天朝田亩制度》里也没有“田皆天王之田”的说法，所以，曾国藩的声讨针对的显然是《待百姓条例》而不是《天朝田亩制度》。不过，《讨粤檄文》发布时，距离“安庆易制”已有好几个月了，曾国藩一直密切关注皖北局势，断断没有不知道的道理。所以，《讨粤匪檄》中的这一句指责，实是对事实来了个“乾坤大挪移”。

不过，即使在《待百姓条例》中，太平天国也没有废止商业，“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取消的是私人商业，天京成立诸匠营，百工衙，取消的是私人手工业，这种情况和1949年以后行长时间内中国的情形是相似的。太平天国并不是禁止工商业活动。天京城外却曾开有公有商店，虽因种种原因二个月后诸店皆歇，但还是有买卖街(共八处)，生意颇旺。只不过天京政Ｆ虽没有取缔买卖街，却也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政策，亦没有派人管理或征税，而是任其自生自灭。(买卖街时常遭到江南大营的破坏，而后又自行恢复，可见商品流通的需要是无法遏止的)加之天京对居民出入限制甚严，使天京地区的商业活动规模极为有限。

太平天国对私营商业施行保护和管理是1853年9月石达开到安庆主持易制以后的事，当时正是清廷上下攻击《待百姓条例》之声甚嚣尘上之时。但自石达开在安徽“训谕县良民各安生业”后，《待百姓条例》就没有再在太平天国新占领区宣传过。“安庆易制”前，有个安徽(黑多)县人写诗说：“民货皆其货，民田皆其田。洙求猛如虎，蝗过无稍捐”，注为“贼谓之曰：天下之田皆天王之田，天下之货。皆天王之货”，“易制”以后，却有一个同县商人记载道：“平日索贾于省城(即安庆)，贼据省城，而(黑多)人之贾如故，且与贼甚习”，就是说，太平天国占领安庆后，本地商人照常往来经商如故，而且与太平军相处得很好。1854年春，英国公使文翰的随员(笔名XYZ)到安徽太平天国治区时看到“店铺依旧开者，照常营业”，同年秋，《镜山野史》作者记太平军攻克武昌后治理湖北的举措时说“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凡此种种，均显示在太平天国开辟的各根据地，私营工商业依旧平稳发展，并未遭到取缔。”

不仅如此，在当时还有一个“剃发商人”的概念。如据1856年8月16日《北华捷报》通讯报道，“有一书店老板言：“安徽太平军抽收税饷，税率低于清廷。。。。。。又遇一江西商人旅居安庆者，问其生意如何，则答云：“长毛对待我们殊好。”并言，他们还可以与非天朝治下的区域做生意，彼本人即剃了发由安庆到江西经商者。”太平天国要求统治区内各色人等必须蓄发，但对往来于清统治区与太平天国统治区的商人却给予特殊待遇，允许他们不蓄发而往来境内，仅此一点即可以显示其鼓励商业往来的用心。

以下分“税关”“店铺和手工业”“国有商业”“对外贸易”“货币”几方面分别谈一下。(这里介绍的仍是前期情况，只有在前后期情况相差不大时才会举后期为例)


(一) 关税

1 榷关

天京事变以前，太平天国沿长江总共设过以下榷关：

安庆关：这应该是太平天国的第一个榷关，是1853年石达开到安庆后不久设立的。关口处建有崇楼，以炮船十只环绕，并用铁锁巨筏横截江滨，拦阻往来商船，征收关税。安庆被太平天国持续占领长达八年时间，因此安庆关也是太平天国历史最长，税收最稳定的税关。
九江关：这大约是太平天国的第二个榷关，设关时间仅稍晚于安庆关。有记载说九江关初期收入很少，但也有学者进行过考辨和反驳。

宁江关：位置在芜湖，设立时间和九江关差不多。芜湖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更是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太平军为了加强对芜湖的管理，在芜湖设宁江郡。初开关时因为战事原因收入微薄，但随着当地商业日益兴隆，税收也稳步增长，该地的粮食税后成为太平天国政Ｆ的一笔重要收入，而皖南地区商船出江时也在芜湖缴税。后来太平天国还规定，所有长江上的外国商船凡下水者在宁江关缴税，上水者在天海关缴税。

天海关：1854年起设于天京北门外，与浦口隔江相对。因为该地区对天京安危至关重要，故分三光，实施复验制度，以免有人借通商之名行不法之实。上下关分别负责上下江来船的验货盖印，而由中关复验给票。天海关又叫龙江关，它的设立是天京政Ｆ正式承认私人贸易并予以保护的标志之一。

太平天国还在武昌，武穴，安徽太平设有榷关，外商做生意则一律先到镇江关办理手续。此外，各郡县的河港也设有榷关。


安庆易制开始后不久，曾国藩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如九江、安庆、芜湖、太平傍水名城，并为贼巢，长江之险非复我……东南局势真堪痛哭”，如果他知道太平军在这四处“傍水名城”全都设关征税，用以充国库和军用，想来会哭得更厉害的。

2 只征一次谁


长江上每20~30里设有一个复查关卡，凡已纳税者只须再交100文钱的手续费即可过关----太平天国在征税之后发予通商路凭(也叫关票或卡票)，一方面供其他关卡查验货物种类和数量是否相符，避免逃漏税或运送违禁物品(主要是鸦片)，另一方面则保证每批货物只须交一次税即可畅行全境。如现存的太平天国“芦墟关卡票”上，就针对商民印有“不得隐匿漏报”，针对守卡官印有“勿许浮滥多索”的规定。

太平天国的榷关税治清明，无论在清方，外国人，前期，后期的记载中都是有口皆碑的。如记载前期事迹由曾国藩组织编写的《贼情汇纂》说“抽税之后，给伪船票一张，如遇贼党，竟可免虏劫”，另一部记载前期事迹的《金陵杂记》说“伪大关派小口在被复查，有伪单者再索照单钱一百文，无即照查收税”，而记载后期事迹的《海角续编》也说“贼于城外各乡要路设立伪卡，每遇船变过，搜查有无货物完纳税。税过，给以税票。在本境或过他卡，俱可照票另出钱百文，加用伪印，不必再完”，与《金陵杂记》完全一致，足见可信，且说明该政策具有延续性和一贯性。太平天国后期有个外国公司的欧籍雇员从宁波经丝产区到徽州茶产区到上海，其日记写道：“晨五时出发去上海，七时过一个税卡，中午又过一个税卡，下午四时过第三个税卡。缴费为税票盖印，三处都没有收税”，说明对中外经商者实行了相同的政策。

上述情况与清政Ｆ统治区内厘卡遍地，逢关征税，遇卡纳厘，商人不得不重复缴纳厘金多次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据记载，咸丰五年即1855时，仅湖北就设有厘卡480余道，后来情况愈来愈严重。《漏网喂鱼集》记载从常熟到上海的一路上层层设卡，卡卡要税，不过一百余里，却要征税六次。《太平天国革Ｍ亲历记》记载：“从河口到这个大市场，不满三十英里，而我所见到的厘卡竟不下十五处之多。这条河相当宽阔，扬子江上游汉口的木筏下驶，以此为主要水道。我在沿途见到许多木筏，曾与木筏商人交谈。他们都极为怨恨厘卡官吏的横暴勒索，他们向我确说，按照法律规定只能有两个厘卡，可是这十五处厘卡每处全都榨取原来只应该缴付两次的同样税银”“货上船前，早已向税吏缴治税银。并且，自仙女庙至瓜州有十五个到二十个厘卡，全都勒索超过法定的税银。中国人常向我说，各省督抚特征敛事责之属员，任其勒索。这些清朝官吏有足够的兵勇去强行讹诈，所有来往木船付钱之后始得放行．小民哀告无门，因为他们只能向督抚申诉，可是各省督抚本身就是借此发财起家的”



因此以商人身份来到太平天国的英国人呤俐在《太平天国革Ｍ亲历记》一书中评价说：“太平天国的税收机构与腐败不堪的满清厘卡适成群明的对比，是公正的、正规的、简便的。……税率总是适度的。这种制度的最大优点就是只交付一次税款，印发给一张凭照，直到目的地，不再于他处纳税……太平天国税署所施行的简便有效的税制是应该受到大大赞扬的。

从前后期记载看，太平天国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保持了良好的税法。除了最末期外，只有很少例外。如1860年浙江金匮荡口地区曾出现两个太平军税卡，皆须纳税，因为当时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各自立卡征税造成的，但陈李二人也仅仅是各立一个税卡而已，而且陈玉成不久即离去，所设税卡也随之消失。1860年以后太平天国推行“分地制”，各地将领在地方税赋的征收和支配方面有很高自主权，故而个别地区出现这种不同分地将领重复征税的情况，但在1862年下半年广泛滥封官爵特别是王爵以前这种情况只是极个别现象。太平天国前期并无分地之说，当然更不存在这一问题。

3 轻税

太平天国的榷关设立之初只有比较粗略的规定：凡船长一丈，所载为盐、米、布、棉或煤等物，称“粗货”，抽税钱二千文，如所载为丝、绸等物，称“细货”，税钱为四千文。到了1854年，就仿照清朝户部和工部的则例制定了各类税率，使管理趋于规范化，而税率则比清政Ｆ低得多。

如按船计算，太平天国对每船征收税银计不过数两，而清政Ｆ每船纳银则要20两，为太平天国的五到十倍。

厘金制度初立时，豌豆、蚕豆每担已须交纳30文，稻谷、高粮、乔麦、杂粮每担25-50文(后来涨为3~5倍)，而太平天国对于粮货每担征收十数文，仅为清率的三到五成。

总体而言，太平军的通关税率一般为货价的0.5到2，清廷初设厘金时比例为1，后改由各地自定，即长为3-5，个别地方竟有抽到10的。

以上还仅仅是规定上的税率比较，然因清地遍设厘卡，实际征收比例还要高出许多，如江苏省的实际征收率竟达货价的20 ~ 30，是太平天国税率的10~60倍；《漏网喂鱼集》记太平军占领常熟时在各港设卡征税，每镇不过

又如盐税，太平天国前期，淮盐运汉每担收税仅百文(每担为100斤)，平均每斤征收仅一文，而清地川盐入黔却是每斤征收数百文，相差竟达几百倍。故容闳在《西学东渐记》记载1861年赴安徽太平县购茶事时写道：“自上海至太平有二途，一由芜湖直达，一在芜湖上流百英里处有地曰大通。当时芜湖至太平县在太平军势力范围中，大通则为官草所驻……经大通沿途有重税，芜湖则否。”(其时清地茶税和厘金总共征收约20，超过太平天国征收率的10倍)


太平天国的税率虽低，收入却不菲，如《金陵杂记》言其仅盐税一项便“获利甚厚”(太平军的盐税仅为清厘比例的数百分之一！)可见其商船往来。贸易兴旺，绝非某些人所说的工商尽废，一片萧条景象。中国对英国的茶叶出口在1852/6/1~1853/5/31为25571包，而1853/6/1日~1854/5/31的出口额却达到了61984包，这一激增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恐怕不能说与太平军在这一时期内控制了中国主要茶产区之一的安徽近半个省，尤其是几乎所有的沿江州县无关。


二 商铺和手工业作坊

“安庆易制”以后，太平天国对天京以外地区的私营店铺和手工业都予以承认和保护，私营工商业者需要向地方政Ｆ领取营业执照，并依规定交税。申请之处先由低级官员发给临时印照，以便开业，经高级官员批准后再换发正式执照。现在可查的太平天国签发的私营工商业执照包括商店印照，商店执照，茶馆卡凭，当凭，店凭，船凭，手工业照凭等等很多种类。由于缺乏太平天国前期颁发的工商业执照，这里举一份1859年的手工业作坊照凭为例：

己未九年四月初六日安徽省文将帅张潮爵发给怀宁县榨户朱物吝朱玉桂榨坊照凭及同月廿五日殿前丞相掌理安省油盐事务元臣黄批两件。兹录於下。榨坊照凭道：

真忠报国启天福兼中军安徽省文将帅张为给发照凭以便生理事：照得国家开创之初，军需均见充足，而各色牙行业已定有额课，惟油榨一款，从未税及分文。向因库帑丰盈，姑从宽免。兹者舆图未广，采办维艰，故不得不税取若干，以资接济。今特议立章程，每榨给凭一张。大榨一榨能出油二百馀斤者，则每日取税油四斤；小榨能出油一百馀斤者，则每日取税油二斤，於民则所出无几，於国则不无小补。
兹据怀宁县右壹营良民朱玉桂 朱物吝在蔡家街地方开设小油榨壹筒，每日该纳税油贰斤，为此合给照凭，俾尔收执。自给凭之后，所有庆纳税油，照榨大小额数，每月一解至总油盐衙过秤查收，领取印挥，以备查核。

至各榨坊於某月某日开榨，必到总油盐衙禀明，以便按月收税；如私行开榨，即照以漏税治罪。若未经领凭，私开油榨，查出不惟□□□坊充公，□□该榨户人等拿问治罪。一经领凭以后，倘有来往官兵在该榨坊需索滋扰，□□民会仝该管乡官指名具禀，抑或捆送来垣，定即从研究办，决不姑宽。尔榨户人等须知今虽稍助军需，不惟得以乐业安居，即於本来资本中亦断不至有亏损也。宜各凛遵，须至照凭者。

右凭裕字贰拾号给榨户朱玉桂 朱物吝收执

太平天国己未玖年肆月初陆日给


照凭中说，“各色牙行业已定有额课，惟油榨一款，从未税及分文”，这里的“各色牙行”指的就是各类工商业，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此前确已制订了比较完备的工商税则。

照凭中规定，必须向政Ｆ报告开榨日期，不得私榨逃税。每月上纳产量的2，比例不算高，“于民则所出无几，於国则不无小补”，在“稍助军需”的同时“不惟得以乐业安居，即於本来资本中亦断不至有亏损也。”说明了收税的用途。

照凭还说明，如果有太平军官兵骚扰生产，索取财务，可向乡官报告，或直接捆送交关，定当法办，体现了政Ｆ对私人手工业的保护政策。

这个文件不长，却清楚地交代了政Ｆ与榨户各自的权力和义务，虽然它不是前期文件，但签发者张潮爵是“安庆易制”中石达开的主要助手之一，且自“安庆易制”以后一直留在安徽，加之1860年以前太平天国的地方民政并没有太大变化，故而同由张潮爵掌管，同在安徽地区的政策应该是有延续性，可以借此了解前期太平天国监督管理手工业的政策。

太平天国对私人营业者的监督与保护还可以从石达开部在江西发布的文告中看出：

“凡尔民一切贸易无容闭歇，免致采买无向，自迫其乱，务要照常平买平卖，以应军民，不得格外高价过取，致失公平伤事，民定干究。

凡官兵如兄子贬安业买卖，敢恃势抢民货物，不依平买给价者，民宜当即扭拿禀送，论罪处斩。”

这里一方面强调，贸易务必照常进行，以使军民可以获取日常所需，而且不准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否则予以查处。另一方面，又承诺约束官兵不得骚扰贸易，如有恃势抢夺，不按价给钱的，论罪处斩。


太平天国对营业税的征收也比清统治区要轻得多。如上述榨户的作坊，是按产量征收2；有时按资本额征收，如“成本一千，每月抽饯五文”；有时则按营业额征收，如“生意一千，抽税五文”。从可以考证的资料看，太平天国手工业税率基本在0.5~2，和通关税水平相仿。而清方店铺厘金的抽取比例和关卡的比例也差不多，故而太平天国的税收仍然要轻得多。据记载，太平军占领常熟时，按铺收税，一镇不过四百七八十文钱，而清军收复常熟后竟征到五千钱，涨了十倍以上！


太平天国后期杂捐很多，领取各种营业执照(包括以旧换新)都必须缴费，但此类记载全部见于后期，前期并没有。(只有门牌费是从天京定都后就开始收了的)

总之，自“安庆易制”以后，太平天国在天京以外的地区对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政策是是轻税和保护。


3 国有商业

《贼情汇纂》中记载了太平军开办国有商业的简单情况：

“贼之交易颇足资贼．盖掳得百货凡不济用者；或所掳过多者，皆于村镇屯积，命三五贼目招徕交易，较常价倍减．乡民始犹疑惧，既见靡他，遂趋利争赴，或以钱买，或以米豆互易．不数日销售净尽，船载钱米贲送贼巢矣！百货之中，尤以淮盐及湖北市棉为大宗，载江淮之盐运至兴国、蕲．黄，卖于民间，虏得湖北布匹．棉花，复卖与安徽江南百姓．。…即此所入，亦复甚矩。”“淮南之盐，奸民偷送贼营者，粤匪贱售于各口岸，大获其利。”

至于所谓“掳”来的“不济用物”，大抵包括“打先锋”没收的地主浮财，群众进贡的贡品，城破后的战利品，还有人私送之物(如引文中提到的淮南之盐)等等，这其中有许多政Ｆ和军队用不上的东西，太平军便拿来减价出售。刚开始人们见价格太低，不敢相信，后来则争相抢购。“贼之交易颇足资贼”“即此所入，亦复甚矩”，都说明太平军的公有商业在令百姓得到实惠的同时也起到了充裕国库军用的作用。



4 对外贸易

太平天国自定都天京到天京失陷期间，在所有的公开或私人文件中都表示欢迎外国人来做生意。1853年定都天京不久，杨秀清便对来访的英国公使文翰表示“准尔英酋带尔英民。。。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1854年夏，由石达开代杨秀清草拟的对英国来访者的答复中提到：“凡外国来船欲到太平天国境内通商者，准其船泊该处，听侯镇江大员办理”，说明当时已规定了基本的手续。

太平天国前期对外贸易主要为茶叶出口，而严禁鸦片贸易----这一点前后期皆然，如杨秀清给英国人的答复称太平天国完成统一事业后愿意和全世界(万国)通商，但“害人之物(即鸦片)为禁”，《太平天国革Ｍ亲历记》记载“一家开设在中国的臭名昭彰的大商行(邓特洋行)拟在距南京上游五十英里的芜湖和太平天国建立鸦片贸易，曾派遣鸦片船‘尼姆纳号’停留在芜湖六个月之久，可是结果终末成功，我曾亲眼见到过这船鸦片船，这家洋行贸易不成，就一变而为太平天国最激烈的诽谤者，用种种方法去反对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不承认清政Ｆ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承认外国商人享有特权。如1854年夏天访问天京的美国公使麦莲便说，“毫无疑问，(太平天国政Ｆ)不会承认清朝政Ｆ与英法美等国签订的条约。”时人尝谓：“鬼子所能霸占者惟(官兵)耳，若(长毛)则无益也。自上海至此共过五关，惟得胜关系(官兵)所守，并不看船，不报税；自此以来，过(长毛)关皆看船报税，虽鬼子且奈之何哉！”

1861年初，有前往上海的外国商船闯到入芜湖，不肯照章纳税，芜湖关变下令拦截，于是该商船派代表上关谒见天朝总理税务官黄初兴请求放行。黄初兴不准，把天王诏旨一道交给那代表，要外国商船遵诏纳税。诏旨说：

天王诏外国人知悉：尔舟得至长江，莫非天父天史是赖。今余设海关，遵天父天兄意，立有定章，不论中外船只，俱应完税，毋许便漏。


5 货币

太平天国尝试铸钱最初于1853年7月，当时的主要目的是用以作为一种政权标志。但由于缺乏经验，试铸数次皆不成轮廓，字迹模糊，杨秀清遂假天父名义下令停止，声称待三四年后方可开铸。

但是，货币更主要的价值在于其为商品经济的流通手段，随着商业活动的复苏和日益频繁，为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太平天国未出数月即再度开始铸钱的试验。到了1854年夏天，在上文提到的石达开代杨秀清草拟的给英国人的答复中提到：“天国圣宝即将颁行，妖号之钱，定将禁绝”，说明试铸钱币已经成功。这年秋冬，“天国圣宝”就正式投入使用了。据记载，仅在这年年底就铸钱十万余枚。钱币上的字迹均用宋体楷书，以方便百姓认读。

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想“禁绝”清朝钱币是不现实的，尤其在新币刚诞生时，民众对铸钱的信誉多持怀疑态度，还是倾向于使用清朝钱币。但是咸丰之时由于官场腐败，加之清廷有意以借量轻质粗的铸钱来维持财政，制钱往往成色不足，质量极差，所发行的当五百、当千劣等尤劣，实际上是剥削小民，为害民生。而太平天国政Ｆ铸钱不计工本，唯求量重工良，其质量远胜清朝制钱，香港著名历史学家简又文先生收集有历代制钱，他在评价太平天国铸钱时说：

“尝以大平泉币与吾国前代历朝所铸者细细比较，一般言之，其质之良，工之精，实未遑多让。若以其最精优者，与前代之最精优者相比，又有过之无不及，至少亦足与并驾齐驱……至于金币、银币之铸造，虽非通用品，但确有此成就，又足以媲美欧美文化，而为吾国．亘古所未有之制作，诚为太平天国之光荣的特色矣。”

其中太平天国铸造银币，是开中国铸钱史之先河的创举。

虽然频繁的战事必然使太平天国钱币的流通受到影响，但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它还是以其质量精良取信民间。1863年下半年，太平天国已到了亡国的边缘，但据《镜山野史》的作者在湖南记载，“将六月，我地贸易汉阳者归，带太平天国钱号。想粤王坐江南，同治守幽、燕，俨然一国一国两主，通宝交用，目见心惊。”湘军已经把天京围困起来，可是太平天国的铸钱却继续在湖南流通，岂能不心惊！同年，《庚申避难日记》记载常熟事时说，“自夏至秋，太平天国钱甚多”，此时距离常熟陷于清军已有七八个月了！凡此种种，皆可见太平天国钱币在民间的信用。据统计，太平天国钱币流通的主要地区是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浙江和河南，但南到广西广东，北到广大长江流域和河南开封，都有太平天国钱币在流通。
太平天国所铸钱币，除后期极个别地区有粗制滥造者外，绝大多数都量足而工精，受到中外钱币学家的广泛高评，在当时和后世都成为一种收藏品，如1861年8月就曾有英国翻译官向太平天国王宗李明成写信，希望得到“圣钱”。1989年香港国际钱币拍卖会上曾有一枚小号太平天国花钱出现，其标价是7000美元，去年台北举行的网上拍卖会上，一枚太平天国铜钱的起价即相当于数万元人民币。(正因为太平天国钱币弥足珍贵，因此以伪充真者甚多，如上述两次拍卖会上出现的花钱和“太平通宝”，其实都是赝品)


综上所述，自1853年“安庆易制”后，太平天国政Ｆ开始对工商业活动进行管理和保护，由于税率低，税法良好，铸钱信用高等等原因，虽在战火纷飞的外部环境下，其辖区内的商业和手工业仍然持续发展，甚至较从前更为兴旺。有的地区商人拥护其商业政策，竟然““贼至争迎之,官军至则罢市”，工商业税收成为支持军需的一种重要途径。又因为严禁鸦片贸易，以至英美等国商人与太平天国贸易总是入超，不得不支付白银用以购买丝茶，与清政Ｆ治下白银大量外流的情形刚好相反。

此外，由于经商具有风险性，清政Ｆ统治下的商贾在，作坊主一旦资金较多，便往往不再继续经营或生产，而是将资金用以买田置地，坐地收租，以求保值，严重影响工商业的持续发展。但太平天国严厉打击大地主，所到之地大地主多数不是逃亡就是被杀，留下的也被抄没财产，对中小地主虽然允许收租，但也默许农民的自发抗租，使土地投资的保险性大大降低，因此在太平天国辖区及周边地区，不但很少再有工商业者转行当地主，反而有大批地主或携财产到上海进行投资，或在太平天国辖区内把资金投入商业贸易。这对于江南地区封建社会根基的动摇和近代上海的崛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关于太平天国之后直到辛亥革Ｍ成功为止江南各省土地占有状况和资金流向的变化，曾有大批学者做过统计和研究，这里就不赘述了)

太平天国政Ｆ有明确的保工商业的意识(虽然多半是出于充裕国库和安定民生的考虑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商品经济)，其优良的税法大大减少了经营者的负担，而打击地主，削弱土地兼并的做法在客观上则为商业和手工业的扩大化扫除了障碍，凡此种种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无疑是进步的，起推动作用的，而不是什么倒退。只看到战争造成的破坏而将对这一切视若不见无疑是严重的以偏概全。

石达开还是很有才能的 如果后来能留在天京  太平天国也不会那样了啊

石达开同志只有离开南京地区、离开江苏省才有出路啊，洪秀全同志在这个时候的疑心病非常的严重，他经常怀疑某些同志会不会背叛革Ｍ！

太平天国未成功就各自猜疑、争权夺利，当然会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