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北合战，据说细川一族及其党羽总共聚集了十六万零五百兵马，他们被称为东军，相对的，山名一族及其党羽则共计十一万一千兵马，被称为西军。战争本以将军继嗣为导火索，打着打着双方就都把大义名分抛到了脑后，新仇旧恨却一起涌上心头。反正你只要加入了东军，那么你的仇人肯定加入西军，打着讨逆的旗号前来征伐，反之亦然。就这样连番厮杀，大半个日本都卷入了这场战乱。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乱，其无秩序无理念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昔日繁华京都，立变修罗杀场，不但町人、百姓遭殃，连皇室、公卿，甚至幕府也难逃此劫。近畿、中国、四国，还有九州北部，几乎所有守护、守护代、地方豪族全都加入了厮杀。同时，甲斐武田信昌、丰后•筑后大友亲繁、萨摩•大隅•日向岛津忠国等十数家守护虽然名义上保持中立，但趁此机会充实军备、扩张领地，也逐渐从旧的守护大名，转变为新时代的战国大名。而越后长尾氏、信浓村上氏、肥前有马氏等守护代或地方豪强，更是从此开始了他们下剋上的阴谋历程。战国时代的格局，就这样逐步形成了……
　　且继续讲说应仁元年（1467年）东西两军在洛中的对峙，一开始东军占据上风，不但兵马众多，控制了花之御所，还把后土御门天皇、后花园上皇都捏在自己手里，掌握了所谓的“大义名份”，西军势穷力蹙，岌岌可危。到了六月末，一支山名军突破东军重重防线杀入京都，据说所部数万，这才逐渐将形势扭转过来。然而，最终使西军极大膨胀，一度压倒东军的，还是西国之雄大内政弘的挥师上洛。
　　前面说过“应永之乱”，大内义弘对幕府掀起反旗，兵发京都，结果在堺被剿灭。义弘死后，其弟盛见继承了一门总领之位，此后传给义弘之子持盛。义弘的长子持世对此安排大为不满，他从幕府请得了“所领安堵状”（承认某人对某领地拥有管理权的文书），杀死持盛，登上家督宝座。“嘉吉之乱”中，大内持世身负重伤，不治而亡，同族推举盛见之子教弘为一门总领，教弘再传于其子政弘。
　　大内政弘时代，大内氏的势力极大膨胀，除原有周防、长门两国守护职外，还得到了北九州筑前和丰前两国的统治权，并将势力伸入石见、安艺和四国北部。大内氏素来就与细川氏不睦，两家为了抢夺“勘合贸易”的主导权而长年明争暗斗，所以山名宗全一看洛中形势不妙，立刻修书遣使向大内氏求援，于是大内当主政弘即刻点集兵马，上洛加入西军阵营。
　　所谓“勘合贸易”，是指中日间一种独特的贸易形式。当年因为倭寇滋扰朝鲜半岛和中国沿海地区，日本朝廷和幕府都无力禁止，明太祖朱元璋就断绝了与日本的贸易来往。从奈良时代开始，和中国的贸易就是一本万利的大买卖，掌握这条财源的势力有可能勃然而兴——比如以福原为基地大规模开展对南宋贸易的平清盛——因此足利义满当政后，千方百计地派遣使者到中国来，甚至不惜俯首称臣，也要恢复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并将此贸易往来牢牢紧抓在幕府手中。
　　应永十一年（1404年），也即明朝永乐二年，明成祖朱棣派遣使臣来到日本，赐予足利义满一枚金印，上刻“日本国王之印”几个字。同时，他还下赐名为“勘合符”的特许证数百道，规定日本官船可手持勘合符前往中国朝贡并进行贸易——这种贸易形式，就被称为“勘合贸易”。
　　足利义持时代，因为舆论一致反对义满向明朝称臣的行为，使得义持与明断交，勘合贸易曾经一度中断，到了足利义教当将军的时候方才恢复。但这种贸易是打着朝贡的旗号附带进行的，明朝自诩天朝上国，对于远来的进贡船队从来待遇优厚，高价收取其货物，额外还有赏赐，所以一次勘合贸易，所得利润不下五倍。日本各国守护、名山大寺、豪商巨贾，全都削尖了脑袋想往贸易船上钻。
　　最终得以组成贸易船团的，主要有以下几大势力：京都天龙寺和相国寺、细川氏、大内氏。其实他们身后，还各有实际主持事务的豪商巨贾，细川氏靠的是堺的商家，而大内氏则依靠北九州博多的贸易商会。
　　为了独占勘合贸易的巨大利润，堺和博多、细川和大内，都展开了激烈的或明或暗的竞争与较量。于是大内政弘为了打倒细川氏，独霸勘合贸易，遂在“应仁之乱”中响应山名宗全的号召，点集数万大军，并要求四国的河野通春出动战船五百余艘协助运兵，浩浩荡荡杀奔京都而来。
　　西军得到强援，立刻发动全面反攻，九月间占据了内里，并在从九月十八日开始的东岩仓合战中杀败细川、赤松的别动队，阻止了敌人的反扑。到了十月份，京都对外的七条主要通路，除丹波路以外，另外六条全都被西军所控制，东军被压缩在京都东北角上，驻兵相国寺、细川胜元邸和花之御所，负隅顽抗。

有没有专门介绍流亡倭寇的内容？

著名的应仁只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