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厉行禁止民间海商“片板不许下海”。在梁启超看来，“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

明宣德六年（1431年）二月二十六日，地处福建闽江口的小城长乐骤然喧哗起来。一支两百多只船、两万七千多人的庞大船队，从太仓刘家港南下，泊在县城西边的太平港。

这样“人物辏集如市”的热闹场景，于长乐来说并不新鲜。自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朱棣命郑和首航以来，船队每次下西洋，都要在此等待东北季风来临。

九个月后，六十岁的郑和，第七次率领浩浩荡荡的船队出海了。其时，他们或许谁也没想到，这“云帆高涨”的壮观景象，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印度洋海面。

敕谕和赏赐

船队里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叫巫宝赤纳。明宣德六年二月，他作为满刺加国的使者来到北京，向明宣宗朱瞻基陈诉被邻国所欺，“国王欲躬来朝，但为暹罗国王所阻”，请求明朝政Ｆ调解。

类似的请求，是“天朝上国”经常要面对的。而到了明洪武末年，由于采取封闭安民政策，来朝贡的国家大量减少，常贡国也不来贡。1402年，朱棣攻下南京即位，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决定“遣使西洋诸国”，首要之事则是造船。

即位当年，他就调浙江、福建、湖广等五省府县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户来南京造船，他动员全国造船力量，要造出比曾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元船更大的远洋巨舶，其中，供正副使乘坐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当属15世纪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船。

造这么巨大的船，并不完全取决于实际需要的载重量，而是为了给人“巍如山丘，浮动波上”的观感，以“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为了保证造船质量的精良，朱棣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

永乐年间，郑和船队每到一国，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书，举行隆重的册封典礼，赏赐宝物。除了建立藩属关系之外，郑和还奉命调解海外各国之间的纷争，饱受强国欺凌的满刺加国，就是在郑和的帮助下获得独立的。

可是，郑和6年多时间未下西洋，暹罗国故态萌发，满刺加不堪忍受欺凌，便千方百计遣使来中国寻求庇护。恰好郑和将要出使，宣宗便让巫宝赤纳搭乘郑和宝船回国，同时令郑和敕谕暹罗国王。

巫宝赤纳这次来京，并没有呈上贡物。有礼部官员建议，“诸番贡使，例有赐予。巫宝赤纳非有贡物，给赏无例。”而在朱瞻基看来，“远人数万里来，来诉不平”这件事本身，足以表明其对中国的“诚敬”，其意义超过了进贡，所以毫不犹疑地破例给赏。

事实上，与贡品相较，“际天极地皆王臣”的满足感才是皇帝更看重的东西。朱棣在位时，郑和每次下西洋，随船队来中国的各国贡使、国王等都大量增加。1423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时候，船上载有16国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属。到永乐晚期，来朝贡的国家超过60多个。

这么多国家乐于朝贡是有原因的。朝廷在接受香料、珍奇等贡物后，按“赏赐厚宜”的原则予以赏赐。赏赐物品与贡品的差价一般在1至20倍左右。比如，胡椒在苏门答腊市场每百斤值1两，但作为“贡品”，明朝政Ｆ给予每百斤20两。

具体赏给了巫宝赤纳什么物品已不可考，但明朝政Ｆ一贯大方，却是事实。赐给各国国王、王族丝绸、瓷器等物品，丝绸动辄数千匹，“永乐间多给铜钱”。1405年赐给日本国王铜钱150万枚，次年又赏赐1500万枚，王妃500万枚。以致于一段时间内，日本甚至自己不铸铜钱，以永乐铜钱作为通行日本的货币。

赏赐之外，招待贡使也是一项巨大开支。完成繁杂的朝贡手续，往往需要很多时日，而沿途往返的车船住宿均由政Ｆ承担，另外还给银锭作为车马费。于是，许多贡使和大批随从，一边从容处理自家的贸易，一边乐不思蜀地等待。巫宝赤纳在中国待了大半年时间，便逢上郑和出航。有的贡使为了搭乘免费的宝船回国，甚至一等就是三年。

宣德七年（1432年）七月初八，郑和船队抵达满刺加国，先送巫宝赤纳回国复命，然后前往暹罗国宣读明宣宗的敕书，告诫其“和睦邻境，以副朕同仁之心。”具体如何交涉不得而知，但郑和往返满刺加和暹罗两国之间，忙了一个多月才调解妥当。

八月十八日，船队到达苏门答剌，然后去阿鲁、那故儿、黎代、南渤利等国访问。前几次下西洋，郑和已在这些国家举行过封王仪式，赐其国王或酋长玺书、彩币、御窑瓷器等物。

朝贡贸易

十月十日，船队从苏门答剌开拔，途中，派一只小分队前往榜葛剌国。十一月六日，郑和抵达锡兰山别罗里。十八日，郑和一行乘风兼程，赶往忽鲁谟斯，便派副使洪保率部分船队驶往天方国。去天方国的目的，则不是调解或册封，而是交易。

“国家贸易当局的商船队”，这是李约瑟对郑和船队的定性。的确有贸易关系发生，只不过这是一种极特殊的“国际贸易”——朝贡贸易。它遵照的基本原则，是承认与明朝政Ｆ的藩属关系之后“厚往薄来”。

明成祖朱棣的如意算盘是，以下西洋的方式到该国开诏册封，或接其贡使到中国觐见，以朝贡贸易的经济收益支付册封制度的开销，并以宝船垄断海外贸易，三者结合，以“行之久远”。

天方国是当时著名的伊斯兰教大国，“四时常热如夏”，物产丰富，商业贸易发达。郑和早在永乐年间第四次下西洋时，就对这个美丽富饶的国家有着深刻的印象。所以，洪宝这次来，带了大量的麝香、瓷器等物品，换回香料、燕窝以及各色奇珍异宝。

事实上，郑和船队，又名取宝船，他所率领的部属，本就是押送朝廷物资的军队，从西洋各国猎取珍珠、玛瑙、香料、奇禽异兽等“宝物”，运回国之后，主要是供皇帝和贵族享受。这些宝物，并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

洪保此行，让天方国王臣，“深感天朝使至，加额顶天，以方物、狮子、麒麟贡于廷。”与天方国临近的默德那国，也因为郑和来访，派遣使者与天方国一道来中国。宣德八年（1433年）八月初一，天方国国王遣使来京，朝贡长颈鹿、象、马等物，明宣宗亲自到奉天门迎接，高兴地接纳了献礼。

但实际上，这些献礼，与贡使随带的“附进物”比较，实在是少而又少。一般来说，“附进物”往往超过进贡物品数十倍。日本有一次朝贡3610把日本刀，“附进”的刀却多达35000把。由于明朝政Ｆ禁止中国商人从事外贸，除了政Ｆ自己以朝贡贸易形式经营的外贸之外， 进出口贸易几乎全被贡使及其随从垄断。

为了鼓励海外各国多来朝贡，明朝政Ｆ对这些所谓的“附进物”全部免征关税。既能得到丰厚的赏赐，又能通过贸易赚钱，前来进贡（实际上是经商）的国王和贡使自然趋之若骛。

全免关税之外，“附进物”的贸易价格也不由市场需求决定。比如，暹罗国所贡的“碗石”，在中国是极普通的东西，政Ｆ也不得不给价每斤200贯收购。在日本，一把刀仅值800到1000文，政Ｆ却给价5000文。获得厚利的日本贡使便以朝贡为名大量输入刀剑，数量年年增加，总额不下20万把，统一由国库开支收购，却又不能卖出，只能搁在礼部仓库里。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天方国使者，向朱瞻基进献了长颈鹿。未见过长颈鹿的国人，误认为这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寓意福瑞之气的麒麟，因此，礼部尚书特率满朝文武称贺。事实上，在朝贡贸易体系中，与海外各国获得的丰厚实利相比，中国更在乎的是满足象征性的宗主权所带来的政治虚荣。

《明史·郑和传》认为，郑和下西洋“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的确，一方面，非均衡贸易换来的宝物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另一方面，支撑朝贡贸易体系的下西洋活动消耗巨大。

黄仁宇推测，永乐期间，郑和下西洋所费约在白银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而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而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银子，每次出航平均需船260多艘，仅造修费用就需要几十万两银子。

在此情况下，伴随着郑和几次下西洋活动，反对之声持续不绝。1424年，朱棣去世。朝廷中反对派占了上风，于是，明仁宗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郑和船队被封，全体官兵被调往南京镇守。直到 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为了扭转“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的局面，决定再派郑和下西洋。

1477年，明朝御史刘大夏奏请销毁了郑和航海档案。他的动机颇受争议。但在《明史》中，刘大夏是一个极正直的儒家官员，任何牵累国家苍生的行为他都坚决反对。

档案材料的销毁，导致很多历史事实扑朔迷离，比如郑和之死。

孤帆远影

郑和卒于何时何地，有多种说法。不少学者认为，郑和是在第七次下西洋后不久，即在1435年去世。而郑一均先生研究证明，1433年4月上旬，郑和在返回中国的途中，死于古里。然后，船队循惯经航线，经苏门答刺、满刺加、爪哇归国。当时已入夏季，船队又航行于热带地区，遗体不能长时间保存，不可能载回中國Ａ葬，便葬在今印尼爪哇岛三宝垅市。回南京后，在牛首山建了一座衣冠墓。

争议归争议，但有一个事实是确凿的：1436年，曾任郑和船队副使的王景弘，送苏门答刺等11国使团回国。此后，明朝政Ｆ再也没有派船远航过。

1905年5月18日，《新民丛报》第21期，梁启超以其热情之笔，撰写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称赞郑和是与哥伦布、维哥达嘉马（达迦马）“并使而兴”的“海上之巨人”，是“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巨人”。借此振奋人心，激励民气。

但是，尽管李约瑟据郑和船队认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事实却是，中国在15世纪开启的世界大航海时代中渐渐沦落。

1405，郑和船队第一次下西洋，十年之后，葡萄牙亨利亲王首航北非休达。达伽马继续亨利亲王的航行活动，最终发现了新航线。梁启超感慨道：“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的确不是郑和之罪。一方面，明朝政Ｆ主导的朝贡贸易，不能均衡持久；另一方面，如历史学家郑家馨所说，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汤汤，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厉行禁止民间海商“片板不许下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葡萄牙人出航，一支船队虽然不过三四艘，甚至只有一艘船，但它后面跟随着民间海商的活跃船只，每当王室船队开辟出一个海区，民间海商交只要交足了“执照”税，便可进入规定的海区经营。

“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浸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 这是地方有司奏请征税，朱棣在驳回文书中的批示。鄙视商税的根本原因，在于包括他在内的封建帝王，坚守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重农抑商”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朱棣在派遣数万海军，航行于太平洋和印度洋十数年之后，仍然厉行禁止民间海商“片板不许下海”。

两百多艘船、两万多人、30多年内七次远航、最远曾抵达非洲东岸的“郑和下西洋”，在梁启超看来，“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

郑和去世之后，这种“自娱”活动便结束了。放在更长的时空背景看，1431年至1433年，郑和船队的最后一次远航无比寂寥，“孤帆远影”确是恰当的注脚。

1498之后，葡萄牙船队在印度洋面、阿拉伯海、孟加拉湾都没有碰到中国船队，直到1509年才在马六甲海峡港口第一次见到3艘中国帆船，几年之后，葡萄牙便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权。

航海的目的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感叹~

就像汉武征匈奴一样，国内贵族和平民不能从中的到利益，一个皇帝死后便不能继续下去。

中国走向世界最后的机会丧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