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大征中的第二场就是有名的Ｋ日援朝
战争，也是三大征中，规模最大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当时丰臣秀吉刚刚结束了
日本的战国时代，统一了全国，日本
军队武装也达到了顶峰。然而丰臣秀吉的野心却并非仅仅满足于统一日本，而是梦想侵占整个东亚。在1592年的时候，丰臣秀吉的一封信里就提到“构建以北京为首都的‘大东亚帝国’的梦想”[p446]，事实上在一年前，他的一份文书中就已经说“今也欲征大明国，盖非吾所为，天所授也”，到了朝鲜京城汉城被日军攻占以后，丰臣秀吉更是为征服
明朝列出了详细的时间表，甚至连侵占
中国以后的计划都已经做了具体的安排，一共列出了二十五条“大陆经略计划”，其中有“把天皇移行至北京（第十八条），日本本部的天皇则由皇子或
皇帝出任。丰臣秀吉自己则移驻日明贸易要港——宁波”。所以日本侵略朝鲜，当时不过是作为侵占中国的一个跳板，而并非目的本身
不过
历史没有让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当日军侵占平壤以后，明神宗接到来自朝鲜的求援报告，当即下令兵部“朝鲜危急，请益援兵，你部里看议了来说。王来，可择一善地居之”。樊树志说“尽管有一些传闻，神宗还是毫不犹豫地作出了东征御倭援朝、接纳朝鲜国王避难的决定”。[p499]
决定是作出了，但这次依然是开局不利！首先兵部依然是企图搪塞敷衍了事，“只派游击史儒率少量兵马前往平壤”，结果兵败阵亡，“副总兵祖承训随后统兵三千渡鸭绿江增援，又遭挫败，仅祖承训只身逃回”。
随后主持抗倭援朝事宜的经略宋应昌，兵部尚书石星等人都是怯敌懦弱，胆小怕事，昏庸无能之辈。宋应昌，才刚上任就想辞职。兵部尚书石星更是懦弱无能，一心想求和招抚，结果两人被神宗狠狠痛斥了一顿。“浮言反重于朝命，国纪何在？倭报已紧，宋应昌可即日择行。九卿科道依违观望，今亦不必会议。……再有渎扰的，一并究治。”
石星推荐到军前担任游击将军的沈惟敬也是一个无赖出身，行同汉奸，唯一的长处就是精通日语。此人到了朝鲜，做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试图与日军接触求和。
幸而神宗这时也任命了李如松为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东征前往朝鲜战场。李如松到达朝鲜后，正月初八日，即与当时日军将领小西行长展开激战，结果日军大败，“半夜，小西行长提兵渡过大同江，退保龙山”，随后明军“乘胜追击，一气收复开城、黄海、京畿、江源四道”。到了四月十八日“日军放弃王京南撤，退保釜山，汉江以南千余里朝鲜故土得以收复”[p453]
日军和明军在朝鲜的第一次交锋，以日军失败告终，随后两国开展谈判。万历皇帝致信给朝鲜国王，要他以后吸取教训，改弦易辙，励精图治，不要再玩忽懈怠。同时表示明军从朝鲜撤出，自己无意于朝鲜的一寸土地，朝鲜以后也应该自强，不能总是指望明政Ｆ救援“大兵且撤，王今自还国而治之，尺寸之土，朕无与焉。其可更以越国救援为常事，使尔国恃之而不设备，则处堂厝火，行复自及。猝有他变，朕不能为王谋矣”
十二月，神宗下令大兵尽撤，但同时强调，虽然撤兵，“但倭情狡诈，未可遽称事完”。
事态的发展果然被神宗不幸言中。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被明军挫败，早就恼羞成怒，又岂肯善罢甘休。尽管表面上撤出朝鲜，并接受了明朝政Ｆ的册封，甚至对神宗皇帝册封诰命中的“万里叩关，恳求内附”的话内心恼怒，但也只能忍气吞声的接受（日本书中说丰臣秀吉当时就撕裂册书，不过是骗人的），第二天还“身穿明朝冠服，在大阪城设宴招待明朝使节”。但实际上早就在积蓄力量，酝酿再一次对朝鲜大举进攻。而当时经办与日本谈判的石星沈惟敬等人又一心欺瞒蒙混，竭力对万历皇帝掩盖丰臣秀吉的真实意图，妄图侥幸无事。
结果到了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丰臣秀吉就发动了第二次对朝战争。这次来势更加汹汹，准备更加充足。神宗得讯后，知道使臣和兵部没有把日本方面的真实意图动向报告朝廷，一心求和，竭力欺瞒。当即大怒，马上果断下令， 革去兵部尚书石星等人的职务，令邢玠以兵部尚书出任总督，都御史杨镐经略朝鲜军务，再次出兵抗倭援朝。同时下谕旨声明石星罪状“倭奴狂逞，掠占属国，窥犯内地，皆前兵部尚书石星谄贼酿患，欺君误国，……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议罪来说”
根据晚明史一书的记述，当时在朝兵力，明军远低于日军，丰臣秀吉调动的侵朝兵力，这时候已达十二万之多，而“明朝方面的援军，最初预定七万，实际最多时才四万。”后来才陆续增兵，“朝鲜李朝《宣祖实录》的记载，明军达十一万人。不过这些数字都是万历二十六年的事，万历二十五年战争初期兵力没有达到这一水平，日军明显占据优势地位”
所以一开始明军在朝鲜的形势相当困难，据守的城市接连失陷，进攻也遭到挫败。但在万历坚定不移的支持之下，形势开始逆转，日军逐渐抵挡不住明军的攻势， 根据朝鲜人赵庆男《乱中杂录》记载：“丁酉九月六日，天将副总兵解生等，大败贼众于稷山金岛坪，清正等退遁，流下岭南。。。。麻贵领大军启行，至水原下寨，遣兵埋伏于芥川上下，以为后援。。。。。七日黎明，天兵左协出柳浦，右协发令通，大军直从坦途，锣响三成，喊声四合，连放大炮，万旗齐颤，铁马云腾，枪剑奋飞，驰突乱砍，贼尸遍野，一日六合，贼逝披麾。。。。翌日平明，贼兵齐放连炮，张鹤翼以进，白刃交挥，杀气连天，奇形异状，惊惑人眼。天兵应炮突起，铁鞭之下，贼不措手，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向木川清州而走”
日军遭此惨败之后，明军乘胜追击，接连获胜，二十三日又攻取蔚山，最后把日军将领清正率领的军队围困在岛山，眼看饥渴欲死，清正也到了要拔剑自殺的地步，但这时候日本大批援军到来，天又下大雨，解了清正
部队之危难，这时候明军的经略杨镐又指挥失误，仓促撤军，反而使明军遭受了损失。可笑的是满清编写的《明史》，借此大做文章，肆意渲染夸张，结果把明军在朝鲜战场上总体性的胜利完全淡化，把胜利中一场小失败，无边夸大，完全颠倒了事实真相。《晚明史》中转引李光涛的考证，指出满清编写的《明史》在叙述这一事件中的几处重大别有用心的讹误。
首先，满清编写者说“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之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而实际上“所谓倾海内之力过于夸张，不过是‘分四万人为三三协而已’，而当时明和朝兵力合计有十四万二千余。所谓的 ‘合朝鲜通国之众’也显然夸张，当时所调朝鲜各道之兵，不过一万二千五百人”
其次，满清编写者说“诸营上军籍，死亡殆二万”云云，占了当时参战兵力的一半，然而“朝鲜《宣祖实录》记载，此役之后，明军大势依然，二万之死亡云云当系虚说”。朝鲜的《宣祖实录》和满清编写者的记述究竟哪一个更符合事实的真相，相信是任何人都能做出的判断。满清的编写者显然是硬把大捷指为大败。
再次，满清编写者给日军当时失败找的理由是“地泥淖，且时际穷冬，风雪裂虏”，而实际上“查《宣祖实录》，当时蔚山一带只下雨并未下雪”，所谓的“风雪裂虏”，显然是臆测之词。而且日本许多地方冬天苦寒，而明军中有不少是从浙江等南方调去的士兵，要说耐寒能力，对寒冷的适应能力，那日军显然也在明军之上，如果冬天真能造成什么优势，那优势也在日军一方。退一步说，即便真有所谓的风雪，这风雪大概也不会向定向导弹一样，只去裂虏，不去裂明军吧？用这种借口为日军失败寻找理由，竭力贬低丑化明军成就，真是可笑到极点！
事实上，即便是日本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认这场
战役，真正限于艰苦境地的是日本方面，“三田村泰助的《明帝国和倭寇》指出：明援军……大举进攻加藤清正据守的蔚山，清正率军恶战苦斗，直到次年毛利秀元的援军赶到，才击退明军。此次蔚山之役，是日本出兵朝鲜期间最艰苦的战斗”
事实上仗打到这个地步，被明军教训的头破血流之后，在朝鲜的日本军队已经普遍陷于绝望境地。想要占领朝鲜固然已经是不可能，至于侵占万历统治下的明朝，则显然更属痴人做梦。到了这个地步，日本方面，仍旧想要把仗打下去的，大概也就只有丰臣秀吉一人。但即便是丰臣秀吉也明白，这个仗越是打下去，對日本就越是不利，胜利的希望更是渺茫到不可捉摸的地步。在巨大压力面前，在气急交加之下，丰臣秀吉终于一命呜呼。丰臣秀吉一死，本就处于崩溃边缘的在朝日军更是急着要回家了，没有人再想继续留在朝鲜和明军交战，更没有哪个日军将领认为还有获得胜利的希望和可能。一开始他们还半遮半掩的试图和明朝政Ｆ讨价还价，有条件撤出朝鲜，但结果在明朝联军接连不断的打击之下，就只能撤掉遮羞布，什么条件都不要了，演变成一路大溃败，大逃亡，日军死伤无数，在明朝联军的有力追击之下，朝鲜几乎成了日军的地狱，哭爹喊娘之下，能够逃出生天，回到日本就已经是大幸了。
可笑的是满清的御用文人为了丑化明朝，把这场Ｋ日援朝的胜利归因于丰臣秀吉的死，实在是荒谬无耻已极！事实是当时的在朝日军本已经在接连失败的打击之下处于崩溃边缘，已无战心斗志，日军在朝鲜的失败本身就让丰臣秀吉急火攻心，气恼郁闷交加，成为送他去见阎王的一道催命符。而丰臣秀吉的死不过是加速了日军崩溃的到来而已，对整个战局的改变并无实质性的影响！这才事情的真实面目。
所以樊树志针对《明史.日本传》中的这一段话“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然自关白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矣。”评论说“这种说法与史实有很大出入！”
实际上岂止是有很大出入，完全是彻底歪曲真相！后来日本和满清发生甲午战争，满清残败，满清的走狗更是用《明史》中这段歪曲真相的记述，来为满清遮羞！
实际上，自从这次万历年间，日本侵朝被明军打的惨败，此后将近三百多年的时间，日本只敢龟缩本土，再不敢侵犯朝鲜和中国半步，可见这次惨败对他们的教训是何等巨大，造成的记忆是何等深刻！也更可见这场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的重大意义！这决不是满清的几个皇帝和御用文人走狗所能够贬低丑化得了的！
[ 此贴被拿破仑皇帝在2008-05-20 13:57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