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方今某些人用以证明元代儒士地位低下的“九儒十丐”说，主要来自南宋遗民的著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篇：

其一是谢枋得的《送方伯载归三山序》：

“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以为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之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也。”【1】

其二是郑思肖的《铁函心史》：

“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2】

在评论他们的记述是否可靠之前，不妨先介绍一下他们的个人背景。

谢枋得，生于AD1226年，卒于AD1289年，江西信州弋阳人，宝佑科进士，那一科的状元就是文天祥。南宋灭亡后，他拒绝仕元，转而隐居江湖，卖卜为生。至元二十五年（AD1288年）终被地方官捕获，强行送往大都。枋得一路绝食，未至即死。

生于AD1241年的郑思肖是福建连江人，曾是南宋的太学生。宋亡后寄身佛门，终生不娶。有迭名氏著《故宋郑所南先生行述》一文，说他“卧不向北”，“闻北语即掩耳疾行”，“以示其绝决”。又记载他“善画兰”，宋亡后“画兰而无土，故露其根”，“人问其故，答曰：‘地为番人夺去，汝犹不知耶！’”思肖终生以忠君自勉，常怀复国之思，尝做句“梦中亦问朝廷事，诗后唯书德佑年”，“此身不死胡儿手，留予君王取太平”等等。又于《铁函心史》中做《古今正统大论》，内中有“君臣华夷，古今天下之大分也，宁可紊哉！”【3】表达了他以华夷来区别正统与非正统的激烈思想。

著名元史专家萧启庆教授在他的《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一文中，将谢、郑二人归纳为南宋遗民之中的激烈型，因而认为他们的论述中夹杂了太多的个人感情，难免偏颇【4】。这个认知和姚师从吾先生于《中的南人与北人问题》一文中所说的“郑氏哀故国之沦亡，悼衣冠之沉丧，语出过激，并不意外”之语是不谋而合的。另外，蒙思明先生在其《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一书中也说“儒人于元代之地位，不至如谢迭山、郑所南之形容”，因而将元代儒户列入中层阶级。可见，老先生们是不以谢郑之论为然的。那么谢郑之论究竟是由何感而生发出来的呢？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之中所说的“至于元代，在中国社会上自汉以来甚占重要地位的儒士却骤然失却了他们的地位”【5】一语似已道破机关。

自西汉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先是与黄老，继而与释、老及其支持者门阀势力之间进行了长久的思想理论争夺战，至唐朝中后期方渐渐取得上风，牛李党争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平民出身以科举入仕的牛派居然和门第高贵的世卿李党斗得旗鼓相当，可知儒家势力在这一时期即已抬头。

入于宋际，因宋帝吸取前朝门第取人与武夫干政之失，遂用士大夫治天下，加之释老衰微，儒家的声势便在此时空前高涨起来，儒家经典成为教育的代名词。另外，宋代的商品经济异常活跃，使得城市内形成了一个家有余资可教子弟专一读书的中产阶层。同样，在农村中，随着均田制度的彻底崩坏，官方不再抑制土地兼并，新兴的地主阶层也把子弟上学视为进一步光耀门庭，为自己在政治上获取代言人的有效手段。宋朝的士大夫阶层正是基于以上这些殷实家庭形成的经济基础之上而诞生的。故而宋之士大夫往往不讳言利，亦不讳言商，也是其来有自的。

既然皇帝需要依赖儒士们压制武夫和门阀，那么势必给予相当的优崇以抬高其社会地位，故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宣传。在这宣传之下，由科举入仕成为宋人的主要从政途径。孙国栋先生在对《宋史》中北宋官员的列传进行分析后指出其中有46％的官员系平民出身，与唐朝后期门阀出身仍占官员总数的68％这一现象呈鲜明对比【6】。一旦跻身官员行列，其家庭即不再承担任何徭役，也无需再缴纳身丁钱。即使不为官，只要成为各级官学的学生，也可以获得同等待遇。入官学者又可享受免费的膳食。这笔开销来自官学拥有的学田以及贡士庄。同时，“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也是自宋代而滥觞，官人犯法可以官抵罪；举人犯杖配以下之罪也可以功名相赎。释老等旧日对手在此时经过几次的官方清洗，早已元气大伤，再不足以与儒家相抗衡了。

即使到了金代，依然延续了北宋对儒士的尊崇，故而元初有“辽以释废，金以儒亡”【7】的说法。只有元代，释老地位才再度回升，进而与儒士取得持平。想两宋及金三百年间早已自任彻底击败的对手突然又和自己平起平坐了，儒士们的失落心情则可想而知。如谢郑者本已仇元入骨，难免语出偏激，却不想遗留后世，掩盖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由此可见，元朝并非轻贱儒士，只是让他们和释老回到了同一起跑线而已。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来自蒙古人的宗教观。来自传统萨满教（Shamanism）的长生天（Möngke Tenggeri）信仰是一种泛神论，世间万物莫不被视为神奇灵异，对被征服地的所有宗教均无优劣之判，故而各种教士亦被一视同仁为沟通神、人的萨满（蒙语称bo´e），皆是能为大汗“告天祝寿”的“有益于国者”，因而成为不仅免除税役且倍受尊敬的答剌罕（Darákhán）【8】。在汉地，释老两教是最先获此殊荣者，继而儒士亦被蒙元统治者视为宗教的萨满而列编入户，称为儒户，与僧户道户并列。

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儒户在元代的形成、地位及其特点，而通过对儒户制度的探讨，也可准确的判明儒士在元代的实际地位。

一，耶律楚才与儒户之由来

儒户是元代特有的一种设置，其设立之初衷本是业已进入蒙古政权核心的具备中原文化素质的耶律楚才等人临时想出的一道急就章。其时，蒙金交兵，北中国生灵涂炭，兵燹连年，普通民众尚且流离失所，对惯于养尊处优的儒士们更是灭顶之灾。尤其是从成吉思汗六年（AD1211）初次伐金以降的前二十年，蒙古对汉地文化几乎无所认知，更谈不上萌发保护的念头。即使是成吉思汗延揽耶律楚才之时，也有人发出“耶律无用”【9】的质疑声。幸而楚才博学多智又精于问耆卜算之学，凡言事而无不中的，反对的声浪才渐渐平息下去。

耶律楚才尚且倍受质疑，那么普遍的无法为蒙古所用的金儒们的境遇之悲惨则可想而知。于窝阔台汗七年（AD1235）访问燕京的南宋使者徐霆在耳闻目睹之后，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外有亡金之大夫，混于杂役，堕于屠沽，去为黄冠，皆尚称旧官。王宣抚家有推车数人，呼“转运”，呼“侍郎”。长春宫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赋役，又得衣食……”

在看到了与徐霆相似的情况后，当时已取得窝阔台汗信任的耶律楚才遂在十年（AD1238年）援引成吉思汗十四年（AD1219）僧人海云代大汗告天祝寿换取优礼诏【10】事，和十八年（AD1223）延请道教全真派领袖丘长春赴雪山讲道获得免差诏【11】事，称儒家也是和释老一样的修道人，同样能代大汗向长生天祈福寿。

楚才的劝说行动是成功的，这既因为他的初衷之善意，亦与其因势利导的正确劝说方式密不可分。在面对毫不了解汉地文化的蒙古大汗时，只有令其相信儒士和僧道一样同为教士，才能让儒士获得与僧道相同的免差优礼，进而籍此为新帝国存续治国人才，则恰恰是楚才用心良苦的善意与忠诚。在成吉思汗时期，楚才虽然受到俚语，但也仅仅是“备员翰墨”之人，说白了不过一文书，在军国大事上没有任何發言权。只有在窝阔台继位后，他献上恢复汉地生产以增加汗廷税收的建议获得成功，才真正意义上的出幕后走向元朝政治的前台。自那时起，他经时常向窝阔台灌输“天下虽得之于马上，但不可治之于马上”的儒家理论，深得窝阔台的赞同【12】。

另外，楚才又利用自己的佛家居士关系联络了海云和尚，请他运用宗教的力量向汗廷游说，成功的在AD1233年恢复了孔氏世袭的衍圣公位，重新确立了儒家的领袖【13】。而在此之前的AD1229年，楚才又联合了另一位汉地出身的官员郭德海（郭宝玉之子，郭侃之父）推行设置十道征收课税使，借机奏请由儒士担任。再没有什么比可以量化的赋税额增加更能说服大汗之心，使之相信儒士并非无益于国者，遂于AD1235年允许在山西的平阳、太原等地设立由儒士管理的编修所和经籍所。最终在AD1238年同意举行“戊戌之试”，而儒户制度也确乎是在此次考试之后创立起来的。

在介绍这场著名的儒士考试之前，还要提到另一位作出贡献的人物——金末元初的北方儒宗元好问。这个名字各位想必不会陌生，“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的名句正是出自他的笔下。在1233年汴京落城之际，他即致书耶律楚才（这封书信史称“癸巳上书”），敦请他设法救助北地士人。可以说，楚才的成功也与元好问背后赞画密不可分【14】。

据《元史•耶律楚才传》说，他推动此次考试的目的就是要为新帝国培养儒臣，而这次考试只不过是恢复科举制度的一块问路石。同时，这次考试的对象也并非仅为儒士，僧道也被纳入其内，所以楚才对外宣称是为了“考汰三教”，然而对尚未获得优待的儒士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博取新生的机会，而对业已获得殊宠的僧道而言，却无异于一次打压，使其开始膨胀的势力向后退缩。

楚才在向窝阔台汗进言时说，如今的佛道两教之中有许多为了逃避税役而冒名顶替者，必须通过一次考试将这些人淘汰出来，让他们继续为帝国履行应尽的义务【15】。想来再没有什么比逃避国家赋税的行为更能引起窝阔台的注意，所以建议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在选取应试儒士的资格这一关上，除了依据元好问在“癸巳上书”中提供的五十四位出色儒士名单之外，还命令各地推举本土优秀士人参加考试，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儒士应试，即使这名儒士原本属于奴隶，其主也不得欺瞒不报，否则以死罪论处。勿求人才不被埋没，达到使之“世修其业”的目的，即后来的儒户所能享有的一切优待特权。

正当耶律楚才积极备考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坐不住了。这个人就是曾为楚才盟友，在恢复衍圣公地位一事上帮过忙的海云和尚。做为汉地佛家的实际领袖，他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费尽心机的为佛家取得的势力就这样被轻易打压下去，因此向楚才提出了強硬的抗议。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楚才也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先为儒士争取到安身立命的优待政策，因此不能过分得罪在元廷内颇有势力的海云，于是决定妥协，用放宽对僧道的考试难度换取了海云不从中作梗的承诺。

至此，一切足以对考试形成阻挠的力量都被排除，遂正式敲定考试范围，以经义、词赋、论三科取试。为了救助更多的儒士，楚才也改变了当初举行全国性会试的设想，改为路一级的地方性考试。这样，虽然未能达到抑制僧道势力的目的，但儒士终于可以凭借自己的专长摆脱困窘生活，依然可以获得较大的利益。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改变，戊戌之试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一场科举考试而更接近于一场拯救运动。

在最终录取的4030名儒士之中，只有少数的特别出类拔萃者得到了官职，且均为地方性的议事官，迹近贤差而无大职权。而其他人只是被列入儒户之籍，因免除徭役和赋税而获得了起码的生活保障。故而元末许有壬评曰：“圣朝戊戌之试，复其家者，子孙于今赖之”【16】。可见，戊戌之试虽未能起到为儒士们开辟入仕之路的作用，但其设立儒户的意义对奠定元代儒士之地位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二、儒户制度的发展与确立

和历史上的许多制度一样，儒户制度从建立到最终确立，其间也同样经历了一段波折。尤其是在窝阔台汗晚年，随着耶律楚才的失宠，儒士们丧失了在元廷内的有力支柱，故而直到蒙哥汗（AD1251－AD1259其间在位）初年，儒户制度有令无行，名存实亡，儒士们依然过着和普通民户无异的生活，赋税照纳，徭役无缺。在这一时期内，西域回教和聂斯托利安教派信徒在元廷内大行其道，汉地传统依然不被重视。直到忽必烈被任命为汉地的实际统治者之后，儒士们的命运才有了新的转机。

忽必烈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频繁接触汉地的历史文化，因而对历代明君名臣彼此相得的事迹常怀戚戚之心。当他继位之后即以唐太宗自诩，屡次下诏访求“像魏征那样的贤臣”【17】。为了更好的吸收汉地治国经验，忽必烈还刻苦学习汉文，据说达到了一定的造诣【18】。早在潜邸时期，忽必烈即“思大有为于天下”，认识到欲治理汉地必行汉法，用汉士。这一认知在当时弥漫着蒙古本位色彩的亲贵中内是独树一帜的。

1242年，他即着手延揽汉地的杰出人物，以“问佛法大意”为名，聘请佛教领袖海云至自己的帐下。虽然在维护佛家利益上海云曾经反对过耶律楚才，但他本人实际上却是倾向于儒家的，他对忽必烈说，想要了解古今兴亡治乱之道，就必须加强与天下宿儒名士的交往【19】。正是通过与海云的交往，忽必烈结识了日后的左膀右臂，此刻尚为海云之徒的刘秉忠。后来海云南归，刘秉忠就从此留在了忽必烈的身边。

与海云师徒的这次交往，直接导致了忽必烈于1244年的首次纳士行动。由于这一年岁在甲辰，史称“甲辰纳士”。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曾为金朝状元的王鹗的来归。交谈中，王鹗为忽必烈讲解儒家理论和汉地治道。忽必烈认真听完后回答说，虽然我现在还不能照你的话去指导天下，但说不定有朝一日就可以做到了。

此后，经刘秉忠的介绍，相继有张文谦、李德辉、马亨等优秀人才陆续投靠在忽必烈的门下。刘本身不仅是佛教徒，更是一位博学的儒者，同时也精通天文历算之学，与耶律楚才颇为相似。在侍奉忽必烈的岁月中，他以荐士为己任，为1251年后著名的金莲川幕府形成做出了极大的贡献【20】。

1251年，蒙古帝国的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一连串的激烈斗争，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之手。蒙哥上台后就任命忽必烈去经营赤老温山（Cilaghun，今独石口）以南的汉地，忽必烈当初对王鹗说过的话终于有了实践的机会，儒家也再次有了重提儒户优待政策的机会。抓住这个契机，长期致力于此的大儒元好问在张德辉的引见下拜谒了忽必烈，奉之以“儒教大宗师”的称号。

这个称号当然不是白送的，元好问对忽必烈说出了自己的要求，请他依前朝旧例蠲免儒户的兵役赋税，督促有司务必尊行对儒户的优待政策。忽必烈对此表示了同情和理解，也派出自己的亲信在局部地区进行了考试，“凡通一经者，即不同编民”【21】。在这些主持考察的亲信之中，以主持陕西士务的畏兀儿人廉希宪贯彻“严禁掳士人为奴”的政策成绩最著，最为儒士所爱戴崇敬，故有“廉孟子”之美誉【22】。

然而，如欲真正恢复儒士的地位，在汉地全境内彻底执行儒户政策，依然需要得到蒙哥汗的准许。就像窝阔台的身边有耶律楚才，忽必烈的身边有刘秉忠一样，此时在蒙哥汗的身边也正有一位致力于为儒家争取利益和地位的人物正在做出不懈的努力。他——就是西夏人高智耀。无独有偶，他也像另外两个人一样都是出自科第世家，身跨儒释两道，富有深厚汉文化学养的人物。

元代的西夏遗民虽然也是被征服者的一员，但由于较早被分配到蒙古亲贵的名下并受到信任，得以在政治上拥有仅次于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较高地位，有些人还跻身高位，甚至与元帝通婚。如元文宗之母文献昭圣皇后唐兀氏（Tanghu，为西夏的蒙古语读音）。

利用这个超然的地位，高智耀得以接近镇守甘肃的窝阔台次子阔瑞（Ködön）皇太子，多次请求他免除儒士的执役。至蒙哥继位于和林，智耀北上觐见，请免天下儒户税役。在他的游说之下，遂有蒙哥汗九年（AD1259）诏书，尽免汉人与西夏人中儒士的徭役。此后，他又往见忽必烈，陈说惟有以儒治天下的道理，受到厚待。忽必烈继位后，任命智耀管理黄河以北全体儒户事务。在任上，他运用赎买的方式ＪＦ了近4000儒士。

当时有人指责他滥收儒户，智耀答曰，金之成色尚有深浅之别，莫非色浅之金非金乎？儒者，学问虽有高下之别，同样也不能说学问差一点的就不是儒士。但是说归说，智耀也不能完全无视元廷内的舆论，也为了防止发生冒儒避役的现象损坏真正儒户的利益，他还是举行了几次甄别性质的考试，第一次是在中统四年（AD1263），至元在至元七年（AD1270）和八年（AD1271）复有两次【23】。到了至元十三年（AD1276），汉地儒户的总数基本定型。

不知是否因为智耀的这次妥协还是他笃信佛教的原因，以至当时的汉地儒士对这位恩人并不感冒，反而以讥讽的态度给他起了个“有发僧”【24】的绰号。想来，智耀自己闻知此事，也难免摇头苦笑吧。幸而后世的评价是公正的，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内便盛称智耀之功。

言归正传，话说至元十三年的全国儒士考试，其规模之大，拣选之严，皆远胜于当年耶律楚才主持的那次“戊戌之试”。根据身为河南主试人的王恽记载，举凡发现儒户名下有未参试的丁口，一律没归官府，即使是因故未能应试的儒士，也会被剥夺儒籍，纳入差口。因此清查出了一批故意逃避税役的富户，使之重归民户当差。考试合格者依然可以享受儒户待遇，计得3，890户。这个数字一直保留到元亡，再无变更。

以上介绍的均为金之故地（元朝称为汉地）儒户情况，下面再介绍一下原南宋境内（元朝称江南）儒户的形成。蒙元伐宋之际，已明尊儒之道，儒户制度也交往成熟，因此宋儒并未像早期的金儒那样遭到摧残，入选儒户的标准也更为宽大，因此儒户数量也较汉地多出数倍。

江南儒户之设立，始于至元十四年（AD1277），也没有什么考试，只需乡里推荐，即可入籍。又鉴于当时方经战事，各地情势紊乱，未免发生遗漏，又陆续进行了几次补充增录，直到至元二十八年（AD1291）方才勘定儒户总数，此后也未发生变动。

总之，儒户的发展与确立是随着蒙元统治者日益接受中原的正统帝王说而逐步走上正轨的，时间愈靠后，政策愈宽松，而江南儒户之受益尤过于汉地。

三、元代儒户的数量

前文已载，汉地儒户数量不过3，890户，而江南儒户总数今已不可考，但根据各类方志文献以及学人研究成果【25】之中残留或发掘而得的一鳞半爪加以统合整理，仅江浙一带的儒户即有13，000余户。那么推及其他各地，即使言之10万，亦不为过。

按理说，金朝的户口虽较南宋为少，但每年科考及第人数却大致相当。在金末34年间（AD1200－AD1233），共录进士7，400余人，举人35，000多人。南宋最后的30年间，共取进士6，000余名，举人约10倍于此数。但至元十三年勘定汉地儒户不足4000户，与江南儒户相差数十倍。《至正金陵新志》上就说，“集庆儒户，多前代之故家。归附后，子孙相继以科第儒术显荣其门。”可见，南宋时期的多数科第世家，均是依赖儒户的地位来继续维持书香门第的地位，即宋代以来所确立的士大夫阶层通过儒户的形式变相延续下来。这种延续，在北方却相对薄弱了许多。

究其原因，无非两点：

其一，灭金的蒙古人对儒文化一无所知，视为无用，因而毫无保护甚至加以摧残，至汉地屋场尽化丘墟，士人迫为劳役又远不及普通民众之耐劳，困顿枕籍，或亡或死，及至儒户设立时，距金亡已逾四十年，昔日儒士多已亡故，所遗子弟颠沛于兵燹之间，能就书者已十不存一，应试者已寥寥，中者更属凤毛麟角。反观南宋新亡即设儒户，屋场多存，士子犹在，故得多隶儒籍；

其二，由于汉地是负担蒙古用兵军费的重要出处，一旦免赋役的儒户过多，势必影响元廷财政。特别是忽必烈在至元十三年前后东征日本，南伐宋土，用兵频繁，国家用度已呈入不敷出之势，故此严格控制那些脱离生产和兵役的户籍数量的增加，因而从严甄别，乃属必然。南宋腹地由于较少遭到战火破坏，故而各地学粮丰富，兴学办教不需国家花费便可自给自足，为广籍儒户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由此可知，元室于儒户政策上并非偏爱江南，只是南北情势相异，导致政策也因时因地的发生了变化而已。

四、儒户的权力和义务

前文已述，元代的儒户是拟照着僧道等宗教户籍而设立的，因此也同样要在精神领域上为国家提供服务，即“告天祈福”。此外，不必付出人力、物力，所取得的特权却相当于各种服役户籍。

儒户的精神服务就是上学、教学和应试，每户必须有至少一名子弟在官办学校内从事学业。据至元十九年（AD1282）中书省劄文载，“诸州、府直隶者，有受敕教授，仰本路官将管下免差儒户内，拣选有余闲子弟之家，须要一名入州学……若无余闲子弟可以读书，不得椿配。”【26】又特意说明，“江南儒户若自设门馆，或父兄自教，子弟则无需入官学”【27】，但无论采取怎样的入学方式，儒户家中必须至少有一人继承儒业，使之世代相传。如被发现家有余闲子弟却不使入学，别从他业者，将被依法追究刑责【28】。但入学也并非儒户的专利，其他各色户籍子弟如在各级官办学校就读，也可比照儒户享受免差待遇【29】。

儒户子弟在学校内的义务和地位，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年龄与学养。以元贞元年（AD1295）江南庆元路为例：十五至三十岁之间者为学生，每天必须到校读书；三十岁以上无功名在身的儒生，每个月至少到校十次以上；至于已有功名在身而未任官职者，则有每月朔望之期为学生讲书的义务【30】。

除了授业与入学的义务之外，儒户对国家再无其他义务。

相对于简单的义务，儒户所享有的特权不能不说是很多的，有些甚至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参加官吏选拔考试。这一点将在后面以儒户在元代的政治出路为专章讲述，这里先谈谈经济上的各项优待政策。

元朝循前代旧例，对在籍儒士给予经济补贴。在学的儒户子弟，每天可以享受到两顿由学方提供的免费膳食。在校讲学的老儒士，如果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学校每年也会给予一定的供养【31】。这些支出主要来源于学校名下的学田、贡士庄的田亩收入。支给额度并无全国统一标准，往往由各地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以松江府为例，依儒士年龄学业不同，分为月给一石和五斗两个等级。对名儒黄泽每月给米六斛，钞三十千，后来不知因何故被削减了一半【32】。

除了经济补贴之外，儒户还享有免缴赋税和免征徭役的权力。最早申明儒户拥有此特权的是窝阔台汗于AD1237年颁布的“选试儒人免差诏”，之后又有蒙哥汗在AD1259年颁布的“免汉儿秀才（即指汉人之中的儒士）差发、徭役诏”加以重申，此后籍载石刻【33】络绎不绝，其事之确凿，勿庸置疑。当然，这里的免税并不包含儒户的额外收入，即有田产者需缴地税，开商铺的要纳商税，此外一切徭役均予免除【34】。

之所以不免除儒户的商税和地税，主要是基于儒户的主要使命是读书上学讲学应试。而凡在学者均有补贴，若在经商种地则不属于儒户分内事，因此这类额外收入就必须纳税了。同样，僧道如经商种地，也同样要缴纳商农赋税，这一点在任何担负精神领域服务的户籍上都是不能免除的。那么儒户的免税又是指的什么呢？从忽必烈中统五年（AD1264）诏的内容来看，被免除的是丁税。也就是说，儒户家庭内的任何丁口都不必缴税。

至于其他的各种官方徭役，儒户都不必承担。元代的役法不仅考虑一家的丁口数，也考虑到田亩数。不仅丁多者徭役多，田多者的徭役也同样增多，这是为了防止大田户隐匿人口而采取的措施【35】，但是儒户却不必受此拘束，无论家有多少田，多少丁，都可享受“和买、和卖、仓场、库官、大小差科并从免除”【36】的优待。在大德二年（AD1298）时，永州路官员曾专门就此事向上级提出询问，得到的答案是再次肯定了儒户不必为田亩数当差。在这期间也发生过一些地方官员将儒户征为里正、主首的事情，都经上级下令更正【37】。大德八年（AD1304），嘉兴路的儒士们还为了更正免差事特意立碑以志【38】。

如此一来，儒户的这一特权就受到了大田户的特别关注。特别是江南那些动辄系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们，往往为了减少自身的徭役负担，将丁口或田亩寄在儒户名下，造成普通民户的负担加重。大德五年（AD1301），这一情况在江南一带被普遍揭发出来，元廷遂下诏暂时取消了部分与大户合谋隐匿田产的儒户的免差权【39】，以打击这些不思读书上进，专门攀附富家牟利害民的儒户。

可是此后某些地方官员就趁机继续将守法儒户也征入差役，郑介夫在《上太平策》中指出：“学校遂成废弛，言者皆归咎于差役所致”【40】。有鉴于此，元廷在至大元年（AD1308）后又恢复了儒户的全面免差待遇。此后又经几次反复，时兴时废，但在总体时间上还是以免差为主流的。

此外，儒户还可以避免被佥为军，也不必承担“刷马”（为元廷供养马匹以备作战）之责。在元朝，普通平民不得骑马，但有功名的儒士却可以和“有朝廷文面”的僧道教士同样乘马【41】，这在元朝各类户籍之中是数一数二的。

这种权力大于义务的事实，使得“一等富户”也要“买作儒籍”【42】来逃避义务，可见儒户法定地位之优越。

五、儒户在元代的政治出路

由于在经济上倍受优待，儒户大体上不必特别为生计担忧，但自古以来，读书做官就是儒士们的必然出路，但鉴于元代特殊的政治制度，他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并不通畅。

虽然元朝在延佑二年（AD1315）正式重开科举，但此时读书已经不是儒士们的专利，加之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学问和仕途之间的连锁被斩断了，儒士在元廷内更缺乏有力的政治代言人，因此即使科举重开，他们的政治前途也依然受到“根脚”阶层出身的官员们的压制。

所谓“根脚”即指以世袭、荫补背景出仕的元朝官员之别称。这类官员中，既有吉思汗时代功臣们的后裔，也有在西征、伐金、灭宋等历次战争中功勋卓著的色目人和汉人世卿家族传人。他们在朝廷内人数众多且均身居高位，世代相传，父子援引，势力浩大，盘根错节，断不容毫无背景的科举出身者来分一杯羹。因此五品以上官员内鲜有儒士，像赵孟頫、刘因、吴澄等人皆属特达之遇，多数儒士依然远离参与元朝的政治生活。其状正如散曲名家张可久所言：“淡文章不到紫微郎，小根脚难登白玉堂”【43】。

儒士们上行既难，那么惟有另辟蹊径，别走他途。

他途之一：补吏。

许多人在诟病元朝时，往往引用此说，认为让士大夫屈身于胥吏是最为可悲之事，这实则上是误会了元朝吏制与此前历代的迥然不同。诚然，在其他朝代，吏往往由平民庶人之中产生，地位低微，属于受人治的“小人”，为“劳心者”的官员所不齿。而且前朝吏制与官制泾渭分明，一入吏道，便永无出头之日，因此一心求官的士大夫是从不曾正眼视之，往往宁可白身也不会堕入吏道的。但是，元朝的吏制与众不同，官吏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上下级之别，其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元吏也有正式的品秩、俸禄和职官田，称为首领官。进而有很大可能转入官员，即使是外省胥吏也可在积累一定的年资政绩后得到提拔，成为官员。既然以胥吏成为官员并非遥不可及，那么走上这条路无疑较之单纯依赖科举更加实际。

元代为由吏入仕提供了专门的考绩程序——岁贡。地方官员定期向朝廷提供“洞达经史”，“通晓吏治”的儒士，经过对“行移有法，算术无差，字画严谨，语言辩利”等为吏者的必备条件的考试后，还需精通诗、书、论、孟之一，方可出任各个部、院、省、台的吏职，最高可及正六品，与前朝科举进士初任官职相当，故此被视为一种变相的科举【44】。如此，怎能不引得在拼“根脚”上毫无胜算的儒士们趋之若骛。故而有元一代，居然出了许多儒吏。

于补吏之外的另一条出路就是担任官学的学官。这条路虽然较补吏显得清贵些，但出路相对窄小，上升的可能性更小一些。但也有因此而出奇制胜者。因为元代蒙古、色目贵戚的子女往往也入官学读书，如果因此得以和这些“大根脚”家族攀上关系，未尝不可平地惊雷，直上青云。但这种机会多半只能出现在朝廷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内，而国子学官比较名额有限，并非普通儒士可以染指的。所以，多半还是就任于各地方的官学内。

元代在各个路、府、州、县都设有官学，其山长由朝廷任命。山长之下，有教授、学正、学录、教谕、直学等学官职司。从《元史•选举制》内提供的数据加以统计，当时全国各类学官职务额定总数在4，600人左右，相对于广大儒士而言，名额相当有限。

一般来说，已经考取进士的儒士可以优先出任学官，无功名的儒士则必须经过考试方能任职。即使担任了学官，升迁却很慢，从直学升至教授，理论上最快也要经过十四年，且每次升迁均需经过考试【45】，而实际上所耗时间更多，“自直学至教授之间，待试听除，守缺给由，所历日月，前后三十余年，比及入流，已及致仕”【46】。

一州之教授不过是正九品的小官，刚入流而已，直学则无品秩。即使做到从八品的路教授，也还要等上两年才有转任职事官的资格。也仅仅是资格，无缺则仍需候补。如果没有特殊的际遇，一名学官充其量能做到下级州县官也就到了致仕之年。

必须承认，元朝儒士的进身渠道确实较为狭窄，进步的空间也很有限，但也存在一定机会。每年以岁贡入吏可解决200人的问题，各级学官也容纳了4000多人。而另有儒士转习蒙古学、阴阳、医道等等而得到进仕机会者尚不计在内。所以弄个一官半职也并非全然无望，只是大多数儒士往往渴望经时济世，龙虎风云，庙堂对策等等较高的期待值，则基本上归于无望，这也就难怪元代士人们往往多发沮丧之言了。

结论

从以上分析来看，元代儒户依法获得的权力并不算少，更不算差，虽然不像宋代儒士犯法可以功名抵罪免刑，但在经济待遇上却并不逊色。而从法制的观点而言，一味免除刑罪也并非是值得嘉许的。由此可知，儒士在元代虽然失去了惟我独尊的地位，但依然是受到优崇的社会群体，绝不可能如谢、郑之论将其列于娼门之后。须知元法沿袭前朝，将娼门列为贱籍，良人杀娼无死罪，仅判徙五年杖百三十【47】。娼门出身者不得乘马，不得应试，终身不能脱离贱籍【48】。与儒户相比，待遇地位之悬殊，故有云泥之判。望各位读者细加究别，勿为鲁鱼亥猪之讹。

注释：

【1】《谢迭山集•卷二》，p20－21（《丛书集成》）

【2】《铁函心史•卷下》，p77

【3】《铁函心史•卷上》，p39

【4】《元代社会制度》，p168

【5】《国史大纲•下册》，p470

【6】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新亚学报》四（1959），p221－304；同时参阅KrADke，“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0（2）：p.103-123（1947）

【7】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p7－8

【8】据《南村辍耕录》记载，“答剌罕，译言一国之长，得自由之意。（非）勋戚不与焉。太祖龙飞日，朝廷草创，官制简古，惟左右万户，次及千户而已。丞相顺德忠献王之曾祖启昔礼，以英才见遇，擢任千户，赐号答剌罕。”启昔礼即乞失里黑，忠献王就是历元世祖、成宗两代的名相哈剌哈孙。可见，这是一个接近于半独立蕃王的勋位，是极大的荣誉，不易轻得。

【9】见苏天爵《国朝文类》（四部丛刊），57•1a。原文为“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为？”

【10】事详《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p703。

【11】事详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p398。

【12】见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伸神道碑》。

【13】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p704。

【14】见姚师从吾《元好问癸巳上耶律楚才书的历史意义及书中五十四人行事考》，《文史哲学报》，十九（1970），p250-289。

【15】原文见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伸神道碑》。

【16】《至正集•卷三十二》

【17】参阅箭内恆博士《元世祖与唐太宗》引魏初《青崖集•卷四》（四库珍本）。

【18】事详吉川幸次郎《元の諸帝の文學》（五），《東洋史研究》新一卷三号，并见小林高四郎《蒙古秘史の研究》。

【19】事详《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p708。

【20】金莲川幕府的详细情况请参阅萧启庆教授的论文《忽必烈“潜邸旧侣”考》。

【21】马祖常《石田文集•卷十三》（四库珍本），p15。

【2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p109。廉希宪生平事迹参阅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

【23】见《通制条格》，2.15-16。

【24】王恽《秋涧集•卷九十一》，p8。

【25】这些文献包括《庙学典礼》（四库珍本），袁桷《延佑四明志》，顾清《松江府志》，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张铉《至正金陵新志》，青山定雄《宋元地方志に見える社會經濟史料》。

【26】《庙学典礼》，1.12。

【27】《庙学典礼》，3.9－10。

【28】《通制条格》，5.5。

【29】《通制条格》，2.15-16；《大元圣政国朝典章》，17.10。

【30】《延佑四明志•卷十四》，p8-9。

【31】《庙学典礼》1.15。

【32】顾清《松江府志•卷六》。

【33】这类石刻收录在蔡美彪编纂的《元代白话碑集录》中。

【34】见《庙学典礼》1.1和《秋涧集•卷九十一》等书中收录的窝阔台诏与蒙哥诏的原文。蒙哥诏内容并见1276年所立之《龙门禹王庙令旨碑》上的八思巴蒙古文和汉文双语诏书。

【35】见《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内收录的《至元新格》条例。

【36】见《庙学典礼》2.20内收录的至元二十五年（AD1288）江淮行中书省致淮东浙西廉访司劄。

【37】见《庙学典礼》3、5、30。

【38】《两浙金石志》卷十四。

【39】诏书原文见《通制条格》17.5。

【40】见《新元史•郑介夫传》。

【41】见《大元马政记》卷二十七。

【42】见《庙学典礼》3.3所录至元二十七年（AD1290）江淮行尚书省奏章，6.8所录之大德三年（AD1299）建德路奏章。

【43】《水仙子•归乡》。

【44】见《大元圣政国朝典章》12，并《元史•选举志》。

【45】《大元圣政国朝典章》9.20。

【46】《大元圣政国朝典章》9.24。

【47】《大元圣政国朝典章》42.23。

【48】《通制条格》5.14

关于楚材在其中的作用，似乎还有可以推敲之处

元代的各种制度形容起来都一样，就是看着比较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