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地区整个的在明朝中后期其事态的恶化和建州奴的逐步强大是与明朝的政治所分不开的。
在明朝中期，由于逐步文官内阁的权利的逐步增大，为了压制传统的军事上有特权的勋贵和功臣后人，文官集团利用其掌握的权利与宦官Ｇ结逐步的打击武人势力，先是取消了分化后大都督府的继承机构五军都督府的俭事任职数量，其后大肆推行御史制度，就是在基层的军镇中设置监察人员，官名巡按御史（一般为七品文官，属风宪官），虽然品级较低，但是其有直接通过御史台向皇帝（其实就是宦官把持的御书房）进奏的权利。内阁还在各军镇以上设立巡按，改变了各省三司（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互不统属的状况，改由直属于内阁的巡按直接统属。其实就是帝国的政令统一出自文官集团把控的内阁。三司官员被取消了进奏权，改由巡抚或总督上奏内阁或御书房。由此逐步将武将的权利进行控制和架空，调兵时无巡抚和巡按御史同意，武将不得调兵。本来在明朝中期，明对建州地区的统治是非常牢固的，甚至可以说，明政Ｆ对于有不忠于和触犯明朝政Ｆ和子民利益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女真等少数民族属民可以随时处罚和处置。他们也没有反抗的胆量和实力，但是这个情况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大肆推行的文官领兵制度，开始改变，武将不再有自由领兵的权利，而文官对于军队的掌控上几乎都是白痴状态。而这个时候的女真各部落几乎是开始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建州女真的一个部落首领奴尔哈赤开始对其他女真部落开始了攻略，他先是向明朝政Ｆ进贡，并被那些高兴的文官们认为其“温顺简恭”，封其为“龙虎将军”，并同意其继承因涉嫌“叛乱”而被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杀死的“祖父”的官职“建州都督”。于是他利用明朝政Ｆ给予的“封号”大张旗鼓的“统一”女真各部，并通过与明朝交易获取铁器和粮食。
经过近二十年时间，他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这个时候，一个明朝辽东的边将的最后一个支柱李成梁在家中郁郁而终了，努尔哈赤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压在他心头的一座大山终于倒下了，当年为了活命，他曾经不惜跪在地上抱着杀死他“祖父和父亲”的李成梁的大腿叫“爹爹”。
  而由于文官集团大肆的粉饰太平，明军中辽东边军也是近二十年不再作战。女真各族基本统一，努尔哈赤终于觉得自己势力也大有长进，于是开始向明朝政Ｆ上表，要求明朝政Ｆ封他为女真各部的“汗”，出于民族自尊和大国天朝的傲慢，明朝的文官集团很傲慢的表示了回绝，于是努尔哈赤自称“女真大汗”，以所谓“七大恨”为由头，出兵偷袭明朝抚顺堡等地，明军防务松弛，一下就丢掉了近五十余堡，而且更为令人惊讶的是抚顺堡守将李永芳（此人也是李成梁的“义子”，努尔哈赤的“义兄弟”）竟然叛国投敌，并引诱明朝总兵辽东总兵官张承胤、副将颇廷相来援之兵三千余人入伏，杀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千把总等官五十余员。大肆抢掠后，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奴尔哈赤将自己的孙女嫁给他的“义兄弟”李永芳，并封他为“抚顺额附”。
    这个消息传到京师，举朝大惊，文官内阁不得不下令辽东巡抚李维翰尽快平定“奴乱”。而李维翰却又回表“辽东贫瘠，兵员不足，甲仗不利，奴众甚多，并有叛将李永芳等与其参赞，以辽地一省之力难以平乱”。不得以，文官内阁只得上奏皇帝，请派一大员，亲往“宣抚辽事，以惩首恶，安抚民心”。但是这个时候，文官集团里竟然没有人愿意去（真是黑色幽默）。文官内阁一边向全国发出了“建酋奴儿哈赤，无端生事，计袭抚顺，公行叛逆，罪大恶极，法当诛讨”，又一面将曾经在万历朝鲜之征中因胡乱干涉指挥而导致“蔚山惨败”的“前辽东巡抚，经略朝鲜军务”已赋闲在家的杨镐说服出来，以“督师”之名重现起复。又命原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之子，世袭都指挥使李成梁为辽东总兵，并调川，陕，大同各军，准备“定期平息奴乱”。这才引发其后的“萨尔浒惨败”。

明朝末年的连续宫廷3大案件，彻底让本已经虚弱的中央玩完，特别是红丸案，也太荒唐了，皇帝一个月就死了，还查不出原因和凶手，小皇帝被后宫和大臣们你追我夺，连晚上睡觉的地方都没了。

辽东在当时还不是最直接的威胁，真正的大患是农民起义~~

上天要灭亡谁，是不可逆转的

辽东还不是明朝的最大隐患？支部过明朝皇帝没引起重视

其实明朝的灭亡还真的与皇帝关系不大，因为实际上朝廷的实施的方针和策略都是出自内阁和内廷太监们的手笔，还真的和皇帝没多少关系。

制度上和机制上的才是根本所在

这其实是中国历朝历代的通病,对边缘地区不重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