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去年所作，是参考贝文·亚历山大的《战场外的因素》而作的。在网上对于“投降”这一军事行为并没有系统的介绍和概括。于是本人只能凭借一点浅薄的知识大胆所作。
前線军事论壇1是http://www.qxwar.com/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的战略是受到有关”投降”的概念所支配的.在盟国和轴心国两大交战国集团中,各国的领袖和人民都一致认为,敌人最后的战败必将采取武装部队集体投降的形式.在近代较早的大多数战争里,对于”投降”的概念在战略思想中并没有起过类似的作用,当时对于胜利结束战争有过其他的一些想法,例如在宣布和平条件以后打个”歼灭战”,或者攻克敌人国家的首都.集体投降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战场中出现过,1805年在乌尔姆还有一次是1870在色当,但他们只不过是幸运的以外收获,而不是事先定义的”胜利”概念所预想的目标,而且那些投降事实上没有结束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作为十九世纪战争目标的一个例外,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联邦将”无条件投降”这一概念作为战争的目标,但在那个时期的国际冲突中并没有什么代表意义.
前線军事论壇6今http://www.qxwar.com/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议确实具有最后集体投降的性质,但导致这种投降的战略只是在错误和尝试中逐渐形成的.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把投降以及对这次大战的无条件投降,预先规定为一方的最后目标.
前线军事論坛5好http://www.qxwar.com/ 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投降”竟成了左右一切的概念呢,把这个问题阐明一下.就是本文进行研究的目的之一.从发动战争时的基本战略限制这一点来看,投降似乎是一种战略或者战术.它是和某些类型迥然不同的战役或作战有关.盟国战略家们曾经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些军事行动的种种类型之一.不过,只从军事角度来观察投降,那是不够的.投降行为不仅仅是对军事行动加以清算,他们还在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创建了相互悠关的新的非ＢＬ的循环.因此,以迫使敌方投降作为战争目标,足以在敌对行为结束后形成两国之间政治关系上的某些观念.
前線軍事论壇3好http://www.qxwar.com/ 一般战略上的和政治上的考虑.就战略概念和投降
前線軍事论壇1今http://www.qxwar.com/ 摧毁战略和消耗战略
前線軍事論壇2吧http://www.qxwar.com/ 投降或者有条件投降适用协定来结束军事行动或战争的时候出现的问题.根据这种协定,现行的敌对行为宣告结束,而战败国的残余军事力量则移交给战胜国管理.在这样的情况下,交战一方在武装力量上就达到了垄断的地步,迫使另一方处于毫无防御力量的境地,从而达到全面胜利这个最高的目标,歼灭敌人的军事力量.
前線军事社區1也http://www.qxwar.com/ 歼灭并不光指消灭敌人的肉体,而仅仅是取消敌人的战斗实力.投降部队的人员免遭生命的危险,这在投降协定中都有着明确的保证.不过,歼灭敌人军事力量这一目的,除了正式投降外,还是能通过其他途径来达到的.一个交战国如果能在阵地中摧毁敌人的武装部队,它也就能够在武装力量上达到垄断的地步,只是不像正式协定规定那样把战败国的残余能力移交给战胜国管理而已.进行摧毁战就是使战败国丧失了防御能力,因为它的武力组织结构被摧毁了.
前線軍事論壇2今http://www.qxwar.com/ 另一方面,在一些投降事例中,战败国的武装部队却保持了它们的组织结构.它们承认战败只是因为它们被剥夺了从事战争的基本手段,或者是兵员岁好惨重所导致,或者是因为敌人把它们包围起来,攻击它们,并且切断了它们的补给.
前线军事论壇8吗http://www.qxwar.com/ 所以说,全面胜利是通过两个截然不同的战略,既摧毁战略和包围或消耗战略二者之中的那一种战略,要看进行战争时所受到的战略限制而定.如果敌人的全部力量集中于野战军,那么对于希望获得全面胜利的交战国来说,摧毁便是正确的战略.如果敌人据守,那么切断他们的补给这一战略比摧毁他们的武装力量的结构更加有效.两个基本战略的大同小异在德尔布鲁克的著作中提到过的.按照他们的说法”一切战略思想和行动必然是受摧毁战略和消耗战略的二重性问题所支配的.
前线軍事社區8吗http://www.qxwar.com/ 不过,按照布鲁克的主张,只有摧毁战略才符合全面胜利的目标,如果交战国旨在歼灭敌人的武装部队,就必须在阵地战中打败他们.按照这一主张,消耗战略只是对于不追求速战速决的运动战才是适宜的.在运动战中,可以从夺取敌人的军需品来反过来打击敌人,可以指望造成这种重大损失后,使敌人驯服的在适度的条件下,通过谈判缔结和平条约.然而消耗战略并不能迫使敌人完全丧失防御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布鲁克所确定的两种基本战略的理论都推翻了,因为这次战争促成了第三类型的战略的出现,她既不是根据摧毁战的概念,又不是根据运动战的概念而定的.布鲁克的理论认为,迫使投降的包围战不过是大战中的一些偶发事件,但是大战本身并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目的在于打击敌国全部作战力量的包围战.因此敌人投降并不等于全面战略胜利.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依靠逐步消耗敌人全部人力物力和切断他么的供应来争取胜利的,这次大战基本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包围战,在这次包围战中采用了一项重大的战略组织决策,可使敌人的武装部队却仍然保留他们的组织结构,于是,这场战争清算就只好采用基本上是投降协定这个方式了,也就是战败国残余军事力量投降的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战略思想是受这一经验的指导的,即把战略任务规定为用包围来征服德国.可是,为了消耗敌人的经济基地,不仅在其周围建立了封锁网,不让其补充阵地战中告急的物资.同时,战略轰炸更增加了消耗的幅度,使敌人的人口和经济中心遭受破坏性的打击.这种新型的消耗战比以前在歼灭战战略支配下的历次战争更有破坏性和全面性.这有一点和布鲁克把”消耗”当作不走极端的战争形式的那种概念对比一下,就很明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技术的发展已经使战略面貌进一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中”典范性”的消耗战略和一次作为根据的胜利概念已经过时了.
投降和消耗趋势
投降以为着战胜国和战败国一致同意取消最后一场决战.已经暴露的部队有时因为军事上的需要,甚至在最后难免覆灭的时刻还要延续战斗,但是,除了这些事例以外,当一次具有包围性质的军事行动或者战役进入最后的阶段时,投降问题就出现了当战斗延续下去,被围困的部队不可避免的要被消灭时,就到了抉择关头.所以,战败国请求投降就是避免最后一场毁灭性的混战.这时,投降对于战败国来说,便成了唯一的合理的决策,因为这以为着不致招来在最后一场战斗中所要遭受的损失.对于战胜国来说,接受投降也是一项合理的决策,它不付出最后一场战斗的代价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
当然,陷入持久消耗状态的交战国是不会严格的按照军事理性来行动的.军事将领在作战过程中所能利用的情报一般都太零碎了,不能使他们做出最恰当的决定.面临战败的国家或者武装部队,有时因为他们不承认形式再也无法扭转过来,或者因为他们在增加力量就能挽救局势的时候希望避免过早投降的危险.
如果有先见之明,未来的战败国在冲突开始以前就会认识到,即使她的军队在开始时是占有优势的,但最终会一败涂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国家是有理性的话,那么它就不会开始敌对行动了.但正式因为没有先见之明,所以交战各国对战争的未来形式不能不尽量作出最正确的估计.但实际结果只能是逐渐显露出来的,因此战败国也就无法保证自己免遭不必要的损失,它不能预先知道进一步抵抗能不能扭转局面.如果战败国是有理性的话,那么,当现有的迹象肯定表明了除了战败别无出路时,它一定能够避免由于继续战斗下去所要走兽的那些损失.
在消耗战略支配下的战争里,一定时间内的最高战略问题,便是交战国双方所遭受的消耗图表曲线是否相差悬殊.如果是相差悬殊的话,那么问题便在于这种悬殊市斗还能扭转过来.从纯粹军事观点来看,当这样的战争中的战败国不得不认定损耗悬殊的趋势已经无法挽回,那么,投降便是大势所趋.但是如果它们没有遭受到客观上所不需要的某种程度的损耗时,它对这一点还是把握不定的.
前面已经把投降看作某一方放弃进一步使用残余战斗力量的行动.从这方面来看,投降是可以有所选择的.事实上,正是投降具有这种取舍性.才使得这个概念在战争的理论分析中成为有趣的题材.但是切不要以为投降的一切实际事例在或战或降两条切实可行的途径中都包含着最显著的选择因素.如果士兵们射出最后一发子弹还能幸存的话,他们在或者投降或者继续战斗的两条道路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跑.或者故意进入敌人的火网中从容的自殺,也或者投降.如果他们投降,他们所放弃使用的”残余能力”便等于零,投降协定并不能遏止最后可能发生的一场战斗,因此它也就没有实际的军事意义了.
在这种事例中,人们可以说是”强迫”投降,因为这类投降缺乏军事意义,他们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长期抵抗并非绝对不可能的,但的确是毫无意义的,从广义上讲可称之为强迫的,比如说”一个遭受敌方奇袭的孤军作战的士兵就是这样.这样一个士兵如果想战斗下去,除了当场被击毙外,是什么也做不到的.
战术投降和战略投降
战败国残余的全部武装力量中的一部分的投降叫做战术投降,这和战略投降有所不同,战略投降就是战败国的全部武装力量的投降,从而使敌对行为宣告结束.战术投降往往指与战斗主体失去联系的个别士兵或者小部队的投降而言.从作战观点或者从战略观点来看,这种偶发事件完全无足轻重.但是,大部队的战术投降却具有战略上重要意义.大部队战术投降后,战场上剩余的部队可能力量非常薄弱,因而被削弱的一方最后必然将认输.
的确,战术投降和战略投降的界限可能是不容易划分清楚的.比如说,德国武装力量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投降便是一个逐步实现的缓慢过程,在最后的战略投降之前曾采取了一系列的战术投降方式.在欧洲胜利日到来之前,几个战场上曾经出现过集体投降,这种集体投降在形式上虽然是战术投降,但实质上属于战略投降.把这些战术投降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零敲碎打的逐步实现的战略投降.
关于投降究竟是属于战术性的还是属于战略性的,还有一些其他含糊不清的地方,这是在联合作战中产生的,如果只有两个交战国,那么交战国之一的战略投降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是在联合作战中,结成联合的每个成员可以分别投降.把联合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或者从主要盟国的这个角度来看,盟国成员之一的战略投降只不过属于战术范畴.甚至该盟国全面投降,也并不意味着该盟国就此结束了战争关系,因为流亡政Ｆ依然可以保持交战状态.
换言之,我们所谓的战略投降,与战术投降有所不同,他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设计武装部队的交战任务,而且和保持交战状态也有关联.在战术投降中,虽然军队放下了武器,但是交战状态却依然存在.站战略投降中,军队缴械只不过是一个主权国家放弃或丧失交战资格这一比较全面行为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因此,战略投降既是一个军事行为,也是一个政治行为.在目前的探讨中，我们只是对左右战略投降的条件和限制加以分析研究而已.
战略投降既是各交战国之间终止战争行为,也是各交战国之间开始建立战后新关系的行为.投降这种军事行为剥夺了战败国发动战争的能力.在军事行为之后紧接着就是政治行为,这种政治行为在一方胜利的军事结局的基础上,为各交战国的战后地位和战后关系提供了条件.
二 就政治概念论投降
影响投降的政治因素
战略投降必然要牵涉到根据对消耗战趋势的评估的纯军事性以外的其他一些决策.在战胜国垄断了武装力量以后,它要向战败国提出那些条件的性质,对于战败国投降的倾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投降概念的本身就寓意了战败者的生命将不会受到伤害的意思.但是,纵然如此,战败者还是有理由认为,由于投降而产生的不使用ＢＬ的新关系的演变,可能破坏它的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在这种情况下,战败国可能这样决定,宁可背水一战,甚至意识的使本国化为一片焦土而宁死不降.
从历史记载可以看出,历史上最早的那些投降,结果往往使战败国的人民沦落为奴隶.有些群体由于不堪接受奴隶的命运,但又无力从事抵抗.结果他们除了集体自殺外别无出路.关于这方面的的例子,色诺芬曾经作过如下的描述”于是便出现了一副可怕景象,女人们把它们的孩子抛下悬崖,随后自己也纵身跳了下去,男人们也不例外.希腊士兵在那个村子里抓不到一个人,他们俘虏的只是牲畜而已.”
另一方面,如果战败国对于战胜国怎样利用它所垄断的军事势力抱着乐观的态度,这样便可能使它的投降动机大大的增强起来.这种乐观可能表现在各种各样的形式上面.我们曾经提到过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使人向往的事物在左右投降的决策所起的作用.战败国可能决意不打下去,因为它感觉到,即时战胜国能够长期为所欲为,一意孤行.但是战败国对社会生活中所向往的事物还是不会受到损害的.交战国社会中怀有不满情绪反叛集团往往觉得,要使它们自己所向往的社会生活有实现的一天,与其依靠它们自己的社会获得胜利,倒不如依靠敌人的胜利.这些集团起初并没有什么不满情绪,但是,由于对战争极度厌倦,有时也会导致这种行经.这种处于政治动机上的投降情绪可能限于局部范畴内,但是,如果这些怀有不满情绪或者厌恶战争份子一但夺取了政权,他们便要采取战略投降的政策了.
在某些情况下,投降似乎可以作为一种手段,以便保存实力,等待将来在有利的条件下东山再起,报仇雪恨.在这种情况下,战败国并不期望真正的和平,它所以投降并不是因为他觉得战胜国真正的友善,而是为了暂时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并且希望在这一短暂的时期内,实力均衡的演变能够对自己有利.
政治上的考虑可能胜过军事上的原因.在一些极端的事例中,政治上的原因完全是可以排斥投降的.不管反败为胜是否可能,或者排斥继续抵抗,不管是否还有可能保证胜利.如果历史上真的有过自殺性抵抗的例子,那也是罕见的,当然原始社会可能存在.无论在古代或近代的战争中,都可以找到渴望投降的例子,这是不满情绪厌战情绪或者是普遍的不好战的心情所造成的结果,
近代战争中,在主战和主和这一问题的宣传上,一些说法往往过甚其辞.宣传家们往往要把这一问题说成是完全应取决于道义或者政治上理由,而与军事形式毫无关系.因此,在已经注定要失败的交战国社会中,往往出现了这样一些流行口号”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投降,宁死不屈
另一方面,反宣传或心理战有时又是从这样的假定出发的,反战论调能够动摇敌人,使其对战争的趋势不加考虑而倾向于停战.但是,近代战争的记载表明,现代的交战国家是不愿意自殺的.交战国社会如此之大而又如此庞杂,所以这类事情是不可能再出现的.另一方面,失败Ｚ義的行经在即将战败的社会中普遍出现的.1917年的俄国和1940年的法国情况就是这样,但是这类情况只有处在不可抗拒的强大军事压力之下才有可能发生.现代社会上对于投降的决策,往往反映了”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这一根本军事原理,同时也反映了参战国对投降后的政治后果寄予期望.战败国在不得不作出实际的决策时,它所要考虑的并不是什么成败条件.问题不仅在于是否投降,而且在于根据什么政治一条件才投降.
即使战败国明明知道它难于逃避全面战败的命运,而且也知道继续抵抗下去只能使它的损失更大,但是.除了幸存和避免损失这两点外,如果找不到某种足以支持投降的政党的政治理由,那么,它还是不会投降的.有些战败国秉承战胜国的意思,希望由此可以获得宽大处理.这样的战败国是不难屈服的.他们希望以友谊换取友谊.那些不抱有这种希望或幻想的战败国,只要它们相信自己那怕还有有点点可以讨价还价的地步存在,它们就要千方百计的讨价还价.但是,这种情况下,战胜国往往会拒绝任何形式的讨价还价.
对于消耗战中可能成为战胜国的来说,它的中心目的就是要垄断军事实力,就可以使它为所欲为,提出任何条件.同时,可能使战败国引以自慰的是,他的残余实力可以成为他讨价还价的本钱,并且在他没有完全失去防御能力以前,还可以有恃无恐.战胜国坚信战败国讨价还价的力量等于零,而战败国则深信这是实际存在的,这种看法上的出入一般是在消耗战的结束阶段产生的.奇怪的是,想法错误的并不总是战败国.有时,即便是战胜国明确的拒绝谈判或者不让步,战败国还是能够坚持他讨价还价的毫不动摇的立场.下面我就详细说明一下交战国双方所采取的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就演变成这种局面.
三 总体战和非总体战
军事上的灾难,不管是在战场上被击溃也罢,或者是由于干枯的资源而投降,并不一定就会引起悲惨的政治后果.当然,在僵局下结束的战争要比在交战国一方取得决定性的军事优先的情势更易于达成温和的和平解决.不过,即使在后一种情势下,和平解决也不一定就能反映战胜国的军事优势.1866年的奥普战争中,奥地利的军队在战场上被摧毁了,而普鲁士所提出的媾和条件却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在其他的一些例子中,例如美国南北战争和第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上的失势曾给战败国带来了惨重的政治后果.这三次战争在人力,物力两方面的所出度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奥普战争和十九世纪中的其它所有战争.我们可以说,这三次战争都是比较”总体化”的.这些战败国只是在它们的资源已经全部枯竭的境地才承认战败而提出战略投降.而各个战胜国在它们获胜前也不免蒙受巨大损失,而且把它们的国家资源的大部分消耗殆尽.
综上所述,战争可以按照以下三种标准加以分类.
1 军事上最后结局对等或不对等,即交战国一方借消耗对方实力以加强本身的军事地位的程度.
2总体化程度,这可以解释为交战国在战争中动员了的,消耗了的和被摧毁的了全部人力和物资的程度.
3 政治结局对等或不对等,也就是交战国一方借消耗对方而加强其本身政治地位的程度.也可以用”有利”和”失利”两个名词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战胜国在政治上所得到的利益和战败国所蒙受的不利是大是小.
显然,第一项标准是和第二项标准无关的,无论是总体战或非总体战都有可能在对等的情况下宣告结束.当交战国双方的损失都还没有超过某种适当的程度,这时无论那一方掌握了军事上的有利形式,交战国双方愿意还是不愿意停战就是确定总体化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一次世界大战所达到的总体化程度,有一部分还是要根据技术的和组织的条件而定的.如果只能把国家资源的一小部分充作军用,而又缺乏作战用的高度毁灭性的武器手段,这种战争必然仍属于非总体化的.与此相反,高度发展的摧毁性技术和动员的能力每每使战争趋向与更为总体化.
但是,在这些基本条件所规定单位以内,总体化的程度取决与交战国的抉择.到了这种抉择问题出现的时候,战争便趋向与耕加总体化了,这时在某一阶段无论是由于败退或由于僵持而遭受到的军事挫折的交战国,拒绝考虑可以反映出这种势力的媾和,并且继续战斗下去,希望获得一个更加有利的结局.
当交战国对于不对等军事结局的政治价值估计不高,那么,战败国一方对于战争一开始就形成的败局或僵局不想设法扭转了.因为,对战争中把握不定的政治价值的估计比较低的时候,即使依然能够动员新的部队,以便获得比战败更加有利的局面,这种战争也往往停留在非总体化的范围内.再进有一步作战中所冒的危险,所要付出的代价和蒙受的损失,同延续作战中预期得到比较满意的政治结局的利益相比较,似乎是得不偿失的.与此相反,如果对”政治赌注”的估价过高,那么,这种代价和冒险就显的有价值了.争取胜利而不甘心失败和僵持,或者争取僵持而不甘心失败,即使付出任何代价,似乎也是值得的.
我并不认为,在战争初期即遭受到军事挫败的决策人物,对于两种界限分明的分量就可以作出明确的比较,一方面是政治上厉害关系,另一方面是为了可能获得的比较满意的结局而要付出的代价.谁也不能做出这样的比较,因为,战争的代价和政治厉害关系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不如说,这种权衡出由于本能,处于反应,最后的决策是决策人物在两条道路中抉择其中一条的时候,在情绪冲动下决定下来的.在紧张的战局中,决策者往往要感受到,他所采取的行动是根据需要,而不是处于深思熟虑的抉择.这种考虑不光是战争结束同样也适合发动战争.
综上所述,被屏弃了的途径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可想象的.在非总体性质的冲突中,敌对行为是持续超过某种限度时,便往往由于真政治上的或是经济上的原因而显得不能在继续下去了.另一方面,如果政治上的厉害关系相当大,而媾和看来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战争便可能发展成总体性的了.
应当强调一点的是”战胜,战败”和”僵持”如果用来表示最后的战争结局而不是表示交战中的结局,那么,这些名词所喊有的概念便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如果战争是在压倒一方的不对等状态下结束的,那是因为战败沟认为在某一时期所形成的不对等的结局是最后的.同样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僵持局面.对于接受某有一时期的战局为最后的结局这种决策,不一定根据这种结局的本身.这也是根据政治上的限制而定的.
显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战胜的和平优于妥协性的和平或战败的和平.但是根据战争所处的全盘军事和政治情况情况来看，一个交战国最适合的结局可能并不是它所能达到的最满意的军事结局.为了争取胜利,甚至为了争取僵局,可能要付出过多的代价.我们可以说”战争中只有胜利别无出路”的这句格言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结束战争或继续作战的决策,可以说,根据交战国对它们的”政治利害关系”的评价而定,根据它们对军事前途和战争持续下去要付出的代价估计而定.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应对这些因素重新估计.很显然,对于军事一前途的估计,必须借助与不断积累的经验而重新加以修正.但是政治因素也是变幻无常的,战争中所发生的事件,可能促使交战国对于各种各样的军事结局所带来的各种政治利益的估计加以修改.例如,在联合作战中可能出现这类情况,当盟国之一发觉他和另一盟国之间发生厉害冲突时,它便对削弱敌国的斗争不感兴趣了.这种情况下,以操胜算的联盟中这一成员或另一成员,就要对它的政治厉害关系的估计进行当机立断的修正,结果,很可能因而退出战争,甚至倒戈投到另一方
四 总体战和战略投降
当非总体战中的战败国承认战败时,它的军事地位不一定是不可挽救的.它可能另外拥有潜在的资源,如果它真的要决一死战的话，他就可以把这种资源投入战斗.另外,在总体战中,只有在动员或调配新的资源以扭转战局完全失去的可能性时,才承认战败.这就是说,战略投降就是总体战的特色,总体战中的最后结局要以交战国双方可动员的潜力消耗悬殊而定,而不是取决与摧毁性的军事行动.如果战争是总体性的,并且不段的动员资源.最后不对等的结局不是由于摧毁战而是由于消耗战所造成的,那么,这次战争就必须以战略投降而结束.
另一方面,总体战也不一定以战略投降而告终.在总体战的一个关键性的战役中,如果战败国没有后备军或者资源的支持,那么这次战役即可结束战争,而不必通过正式的军事投降.在过去,总体战往往决定与辽阔的战场上最初进行的历次战斗.因为招募新的作战部队的可能性不大.根据拿破仑的经验而而由克劳塞维茨创立的”典范性”的战略理论,是由会战作为决定总体战的根本手段这一概念所支配的.决定性的优势是由战争开始时的”总”动员所造成的,这样,占优势的一方便可击溃并瓦解劣势的一方.
但是,战争开始最初动员程度上的不同,在现代已不能再代表决定性的战略上的不对等性了.重要的关系在于总资源.因此,历次战役的结果同确保交战国动员基地相比较已属于次要.这些概括特别有利的适用于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二战中,德国和日本残存的武装力量是这样顽强,因而盟军再把敌人的力量消耗到尽的过程中,也不得不自身蒙受大量的损失.双方所以都要坚持下去,是因为他们对于战争中的政治利害关系的估计都很高,双方都不屈不饶的坚持下去,直到某一方面的力量将首先耗尽的时候才会停止.在这点上，即便是战败国也不得不承认,只有投降才能使他们剩余的武装力量避免过分损失.这就是总体战中战略投降的类型.这些基本的考虑只是决定是否提出投降.至于如何投降则要根据另外一套不同的因素而定,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详细论述一下.
五 总体战结束阶段中政治上的相互作用
当战争已经进入结束阶段的时候,促使战争或多或少的趋于全面化的因素已无关紧要.双方都明白,进一步的努力已无法改变结局,战败一方已无法避免付出战败的政治代价.因此,宁可避免损失而不妄图可能达到的最令人满意的军事结局这种动机就占了上风.当已接近投降的时候,即使原来是总体战,也变成了非总体战了.而投降本身则完全是一种有条不紊而不采用ＢＬ的最后行为.
在总体战的结束阶段中,政治的安排过程在细节上或此活彼,变化多端.但是在某些方面却是固定不变的.其中之一就是,各交战国对于总体战的基本方针往往转变为一种互补\不对称的局面,战败国首先重新制订他的政策方针,战胜国则直截了当的按照它的目标行事,他可以利用他组取得军事力量上的垄断地位要求任何条件.而战败国则需就政治上的方针进行一系列的彻底调整.它放弃了自己不能达到的总体战的目标,并且把自己所要求达到的目的安排的谦让些.他蚕区一个新的基本政策,这个政策的中心实质就是坚定通过彻底的重新制定政策方针,而解除战胜国的敌意,为两国相互关系的调整开辟道路.
战败国政治结构彻底的瓦解,就促使其修整政策,这时战争必须停下来,因为士兵已经不再服从命令.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投降,也就是战败国残余的武装力量陆续的投降,对战胜国来说就不成问题了.更有趣的是,战败国的军事当局指挥系统并未解散,组织完整的残余武装力量仍然掌握在战败国的手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每一个战败国,日本,德国,意大利都做到了这点.战败并没有引起军队纪律的瓦解和由于革Ｍ而造成的社会组织崩溃,这就是那次世界大战的特色.
但是,正像大多数投降前的局势中所发生过的情形,战败国政治领导之中确实发生过分裂,于是”战败Ｚ義者”也就是主降分子,便把发动战争的领导人赶下太,1940年法国的投降以及之后意大利的投降,事前都曾出现够几乎等于政变的政治行为,尽管这些行为都是合法的.但是,这些投降并不是由下面出现的反对枢要人物的群众,而是由在战争中当权的决策人物所采取和实现,就这种意义来说,这不能算是革Ｍ性的投降.而1945年德国和日本投降以前,这两个国家的政Ｆ政局并未发生任何变化.
这些非革Ｍ性的投降局面造成了一种使战胜国感3到左右为难的境地.战败国政权结构仍然存在下去,这是他的残余武装力量进行有条不紊的投降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只要战败国国内没有发生剧烈的政治变革,并且只要战胜国不坚持即刻强制实现其在战争中所追求的意识形态上的和政治上的目的,即废除敌国的”邪恶”政权并代之在意识形态上比较合己的政权,那么,战胜国在敌对行为的结束阶段中便棉区了许多麻烦.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为了使敌国投降而承认其战时政权,就等于永远放弃战胜国所以进行战争的意识形态上的目的.战胜国可等到对方投降完毕,然后利用其对武装力量上的垄断地位,任意改变战败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就是苏联如何处理其卫星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投降的手段.苏联人毫不在乎的同罗马尼亚国王和匈牙利摄政王的代表签订了停战协议.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种行为决不会影响这些战败国对苏维埃化这一最终的目的.但是,对西方的盟国来说,特别是美国,即使和敌对政权的代表人做一时的周旋,也是一种严重的阻碍,所有这类行为似乎都足以影响正在作战的政治目标.
这种处理投降局面的不同看法,归根结底,可能由于对武力在国际政治中所起的作用抱有的基本态度不同.传统的美国观点就是在正常的,健康的国际事态中没有必要使用强制手段,没有必要以强制手段相威胁.平等国家之间所发生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只有当国际体系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下,也就是有国家有侵略行为时,使用强制手段才是名正言顺的.在这种场合,”世界和平秩序的捍卫者”必须使用武力来摧毁侵略者的巢穴,使他们丧失侵略能力.
反对侵略者的战争只有有一个政治目标,就是清除一切应该担负战争责任的政治势力,而且这项任务必须在恢复和平以前予以完成.在和平时期用强制手段达到这一政治目的,这在名词的使用上也许是矛盾的.同时,以非强制手段铲除战后局势中残余的侵略势力根源.也是无效的.唯一可靠而合法的政策,便是在结束敌对行为之前铲除祸根.
本着传统的美国式的精神而进行的战争,实质上就是十字军的圣战,这种战争被看作是善与恶之间的斗争.敌人就是ＢＬ和魔鬼的化身,而自己一方则为举世的和平与和谐而战的光明卫士.即便是现在,这种十字军式的战争概念,曾受到剧烈的批评,被认为缺乏现实意义.诚然,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出,在20世纪的两次总体战中,虽然几个特殊的侵略者被击败了,但没有能够排除冲突和侵略的危险.不过,人们必须承认,圣战的战争概念,特别适合于现代西方民Ｚ国家人民的心理状态.民Ｚ制度的文化是极不好战的,对于这些文化来说,只有消灭战争的战争才是正义的.不铲除敌人的罪恶制度绝不罢休,这一坚定的信念恰好是十字军意识的体现.
苏联对结束二次大战的态度和美国人的态度完全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当然,它作战的目的也是属于政治思考性的,即尽可能的扩张ＧＣＺ義的统治.不过,苏联的原则决不是国际性战争一结束后就停止广泛使用强制手段.在苏联人看来,利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可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而国际性的战争为阶级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这种阶级斗争在和平时期也可以照样进行.事实上,一举苏联的观点,除非到了社会Ｚ義社会,否则阶级斗争就是一切社会的正常状态.对他们来说,”反动”政权的苟延残喘不足以构成政治威胁.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以后可以随便利用他们大大占优势的强力的惩治他们.
德国人的强力所抱的态度也类似苏联.当法国求降时,一个亲N粹的政变正在酝酿中,但绝未达到成熟的地步.此外,德国人在接受法国投降以前,并未坚持全面N粹化,他们一旦垄断了军事力量以后,他们就拥有了必要的强制工具以达到这个目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