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帝九岁为董卓所立，在帝位三十一年，享年五十四岁：计初平两年、兴平四年、建安二十五年，徙居山阳十四年。“东汉诸帝多不永年” ，但献帝无论是寿命还是在位时间都仅次于光武帝。献帝才高德卓，积极策划反扑，不平庸也不甘平庸。曹氏父子在三国鼎立已成定局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已没有太大意义时，没有把他杀掉；在禅位形式结束、权力交接完成后，也一直保留其性命。献帝逃过了历史上大多数傀儡皇帝在失去利用价值后惨遭杀害的厄运。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 先秦以来不灭先代王族并延续其家祀的传统。

    先秦以至东汉，无论是以禅让更代的五帝时代，还是以征诛革Ｍ的三代时期，圣王明主多诏封前代王族以昭示仁德、稳定新朝。鲜有尽杀先代残裔者。

    如：“（尧）三年丧毕，（舜）让丹朱，天下归舜” ；“禹亦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 。曹魏诈称政权由献帝禅让而来，自然要力求在形式上与经典中的禅让相似，得权后如再杀献帝，岂非是弄巧成拙、不攻自破。

    又如：“汤封夏之后” ；“（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 ，“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儒家视夏、商、周为王道畅行的黄金时代，奉之为圭臬，后世施政莫不尽量从这段历史中寻找故事先例，作为理论依据。曹魏政权中如陈群、华歆者，俱为饱学之徒，最善穿凿附会以证实曹魏政权的合法性，自然会虑及此处，加以借鉴。

    再者，两汉此类的做法也史不绝书、俯拾皆是。高祖十二年，“十二月，诏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愍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其中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令守其冢’” ；“汉兴九十有余载，天子(武帝)将封泰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后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建武二年（26），“(光武帝)封纣后姬常为承休公” 。五年（29），“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 ，对更始政权余绪也礼遇有加。高祖、武帝、光武是两汉三位杰出的君王，年代较近，其政治策略更容易为曹魏政权接受和模仿。

    项羽杀害了亲手所立的义帝，结果授人以柄。刘邦借为义帝发丧之名，号召群雄，最终灭楚建汉。这个反面的例子，曹氏父子自然了如指掌，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绝不会重蹈覆辙，在战略上陷入被动。

    二 儒家思想的社会维系作用。

    两汉是儒学继春秋滥觞、战国发展后，迎来的第一个兴盛时代。前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作为中央统治思想的主流地位；后有光武帝大力敦崇使之深入人心、渐成风俗，对维系社会政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清人顾炎武于此观察入微、见解独到：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於天下。光武有鉴於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

    上之所崇，下之所效。当时有俗语云“遗子千金，不如教之一经”，并出现了不少累世经学之家。说明此时的儒学已脱离了中央政权御用治国理论的狭隘范畴，形成了一种相对下移和普及的社会趋势。从而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忠”和“孝”的思想深植于当代士人的心中。达到了“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 的思想洗礼效果。正是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才涌现出大量为国为君效死命的志士仁人。孔融在曹操已尽握大权、“百官隶名而已”的形势下，“每朝会访对，融辄引证定议”，经常与曹操大唱反调，维护汉室的尊严和献帝的利益，既为曹操所嫉恨又为曹操所顾忌，“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终之规，启机于身后也” ，即曹氏不除孔融，不敢正式篡汉。

    范晔认为正是儒家思想的普遍存在和正直儒臣的舍命维护延缓了东汉的灭亡、保全了献帝的性命：

    自桓、灵之间，朝纲日陵，国隙屡启，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刚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议者，民诵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顺之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大业移矣，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礼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者，斯岂非学者之效乎？故先师褒励学者之功，笃矣！

    范晔的论述不免带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而且显得片面而绝对。但汉末政局颓而不倾、决而未溃，延缓数十年之久，虽不能完全归功于深厚的儒学底蕴和仁人君子的力争，但这两重因素维系正统、保君护国的功劳确为不可忽视、不容抹煞的。

    三 内、外反对势力的制约。

    外部反对势力又可分为曹氏政权之外和曹氏集团之外。曹氏政权之外的孙、刘势力，特别是刘备一向以匡复汉室自居，如果杀掉献帝，刘备很可能借机以皇叔的身份团结拥汉势力、壮大自身力量，取得道义上的主动。东汉中期以来形成的以“清议”为代表的社会舆论也是制约曹氏行动的一个因素，“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曹操起初不擅杀刘备、祢衡，正是考虑到他们的名望，顾忌到了舆论谴责可能会置自己于不利之地。

    曹氏集团之外的因素即未禅代前许昌残存的朝廷机构中反对力量。虽然曹操生前专权至极点，“百官备员而已”，但并不代表能够覆盖到任何一个空隙、任何官员都对他俯首帖耳。残存的朝廷势力与之进行了多次文争武斗。

    孔融是抗曹保汉第一人，奈何自己除文辞之外别无所长，“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只能以士林领袖的身份在舆论上攻击和戏侮曹操，“多致乖忤”。而最能拨动曹操敏感神经的是他在建安九年“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 ，即要仿照商周故例，为献帝划出直辖的千里“王畿”（又称内服或甸服），管理其中的子民，征收其中的赋税。奏折如下：

    臣闻先王分九圻，以远及近；《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诗》云：“封畿千里，惟民所止。”故曰：天子之居，必以众大言之。周室既衰，六国力征，授赂割裂诸夏。镐京之制，商邑之度，历载弥久，遂以暗昧。秦兼天下，政不遵旧，革划五等，扫灭侯甸，筑城万里，滨海立门，欲以六合为一区，五服为一家，关卫不要，遂使陈、项作难，家庭临海，击柝不救。圣汉因循，未之匡改，犹依古法，颖川、南阳、陈留、上党三海近郡，不封爵诸侯。臣愚以为千里国內，可略从《周官》六乡、六遂之文，分比北郡，皆令属司隶校尉，以正王赋，以崇帝室。役自近以宽远，繇华贡献，外薄四海。揆文奋武，各有典书。

    平心而论，孔融的这种提议是十分迂腐荒谬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行，只能归于空谈。但其中却隐含着要加强皇权、限制权臣的意图，矛头显然直指专权胁主的曹操。所以，“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 。曹操拉拢孔融原不过是借其孔子嫡裔、士林英冠的地位来笼络知识阶层，结果孔融却成为他专权篡汉的一大障碍，曹操对他是既忌恨又害怕，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杀害。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太医令吉平、少府耿熙等谋诛曹操” ，据记载参与这次计划的还有金祎、韦晃等人，他们攻杀了曹操在许昌的亲信王必，并期望能够联络远在四川的刘备共同进攻驻扎在邺城的曹操。这是继献帝直接策划的两次诛操行动之后，许昌朝臣一次自发的救君护汉暴动。笔者以为此时刘氏之荫泽尚未耗尽，还有不少人怀有匡复之志。又，献帝此时已三十八岁，才德俱佳，值得拥戴，是一面足以号召天下的旗帜。正是这种社会心态的存在才引发了此类事件。

    即使在曹氏集团内部也不是人人都赞成曹氏篡权代汉。荀彧一生为曹操出谋划策，可以说是曹氏势力强大到代汉程度的帮凶之一，但他又阻止曹操受“九锡”，显然是不愿眼睁睁看着到汉代灭亡。笔者认为正是这种矛盾的处境和复杂的心态使他选择了自殺。荀彧之死正说明曹氏集团内部还存在着相当的反代汉力量；就在曹操临死的前一年即建安二十四年（219），在邺城，在曹操的身边，又发生了丞相椽魏讽潜结义士预谋行刺的事件，坐死者数十人；曹丕废献帝建魏之后，仍有一些人难以接受汉代灭亡的既成事实，如：

    (苏)则及临淄侯（曹）植闻魏代汉，皆发服悲哭。文帝闻植如此，而不闻则也。帝在洛阳，尝从容言曰：“吾应天而禅，而闻有哭者，何也?”则谓为见问，须髯悉张，欲正论以对。侍中傅巽掐则曰：“不谓卿也”。于是乃止。

    正是以上各种因素的制约，使得曹氏父子不得不考虑各种利害关系，事事三思而后行。曹操生前封魏王、加九锡，当属下劝进时，他宣称：“若天命在我，吾为周文王矣” ；又曾写下“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的诗句，自比文王、周公，而绝不称帝。必然是估计到了各种潜在的矛盾。曹丕在禅让时不厌其烦地推来辞去，目的就在于昭告天下魏政权来自于献帝的禅让，而非强篡，不让反对势力和社会舆论抓住把柄。倘若杀帝自立，则很可能会火上泼油，激化矛盾。 

汉献帝得以保全还是体现了当时中华文明的宽容

最多恐怕还是政治上的需要~

最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曹操父子的宽容！

还是为了所谓的脸面才没有杀~~~~~~~~~~

曹操父子都是很有头脑的政治家.

政治需要，当时篡位时机还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