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纲吉到吉宗
　　
　　“元禄文化”是在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统治时期产生的，它带有非常浓厚的市民文化特色，这是因为江户、大坂等城市持续发展，越来越是繁华，町人势力抬头所致。这种文化在表现上一改幕府初期的简朴风俗，变得非常奢华，根由是城市中出现了家财万贯的豪商，由于“士农工商”的等级区分而使这些豪商不能拥有土地，锁国令又使他们无法将财产投资海外，于是干脆一掷千金，拼命消费，带动了整个城市甚至整个社会的享乐之风。
　　以井原西鹤为代表，文学上出现了所谓的“浮世草子”，也就是描绘町人生活的小说；以近松门左卫门为代表，艺术上出现了市民意味浓厚的新的戏剧。对于这种町人文化，以及町人们浮华奢侈的生活，幕府和各藩多次发布禁令，但始终无法真正加以改变。
　　在思想方面，占领导地位的朱子学开始有所动摇。朱子学很早以前就传入了日本，还曾一度成为后醍醐天皇推翻镰仓幕府的思想武器。然而这种学说长久把持在僧侣尤其是禅宗僧侣手中，直到战国末期的藤原惺窝和林罗山才真正将其转化为一种武士的学问。林罗山受到德川家康的器重，其孙林风冈被德川纲吉任命为大学头，总管幕府的文教工作，并且世代承袭此职。通过林氏祖孙，以及德川光国等人的鼓吹，逐渐奠定了朱子学在幕府统治下的主导思想地位。
　　但是在元禄时代，民间出现了阳明学派和古学派，批判朱子学，前者要求按照日本的实际情况来改造儒学，不可照搬中国之儒，后者则要求删去杂芜，复归于孔子之儒。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中江藤树、熊泽蕃山等，后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山鹿素行、荻生徂徕等，但在幕府的压制下，这些人或者他们的著作，全都没有好下场。
　　且说元禄乃是东山天皇的年号，元禄十七年改元宝永，宝永六年（1709年）元月，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去世，因为并无子嗣，而收其侄德川纲丰为养子，赐以将军家世袭的“家”字，改名为德川家宣，继任为第六代幕府将军。
　　德川家宣刚一上台，就罢免奸佞柳泽吉保，启用忠臣间部诠房和新井白石，同时废黜怨声载道《生类怜悯令》。朝野上下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大家都希望家宣将军可以迎来一个新的盛世，然而这位将军在位仅三年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一岁。
　　家宣将军的继承人德川家继就任征夷大将军的时候年仅四岁，在位四年而殁，他的统治时期，幕府大权都掌握在新井白石的手中。白石并没有担任老中之职，但却实际掌控幕政，他整顿幕府财政，改铸成色好的新币，改善天皇朝廷和幕府之间的关系，使幕府统治重新稳定下来。但是此人合理Ｚ義和实用Ｚ義气味浓厚，很多措施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各方面的矛盾。
　　德川家继的去世，使得二代将军秀忠所传下来的血统彻底断绝。按照秀忠在世时的规定，将军家一旦绝嗣，则由御三家之一入继宗家，御三家的笔头乃是尾张藩，因此德川家宣的侧室、家继将军的生母月光院就推举尾张藩主德川继友为下任将军的人选。
　　然而此议遭到了德川家宣的正室天英院的坚决反对，据说这两个女人在内宫争权夺利，矛盾很深，而既然月光院首先提出以德川继友继承将军家，则天英院就反其道而行之，抬出来纪伊藩主、“南海之龙”德川赖宣的孙子德川吉宗。
　　德川吉宗很可能是个私生子，身份并不高贵，然而巧在前面三个哥哥全都很年轻就去世了，吉宗因此一步登天，继承了纪伊和歌山藩。吉宗在当藩主的时候，非常关心百姓的生活，治国也很有手腕，原本财政濒临崩溃的纪伊藩经过他的整顿，逐渐重现勃勃生机。正因如此，德川吉宗在当时的幕府群藩中名声最为响亮，所以天英院就以选贤为名义，扛出吉宗来和月光院争权。
　　最终的胜利者是天英院，以及他所支持的德川吉宗。且说德川家继在正德六年（1716年）四十三十日去世，德川吉宗装模作样地三次上书推辞，直到八月十三日才正式接任征夷大将军之位。这一年的六月二十二日，朝廷下诏改元享保，所以德川吉宗上台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就被称为“享保改革”。

　　●享保改革和田沼时代

　　第八代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接到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政局从五代纲吉统治后期开始腐朽，虽然新井白石等人东贴西补，却依旧满目疮痍。在政治上，多年来依靠将军的宠信而实际掌握幕权是一些“侧用人”，他们本是幕府将军用来制约老中的亲信秘书，逐渐却变成了凌驾于老中之上的实权人物，并且反过来限制将军本身的权力。在经济上，浮华奢侈的民风使得整个社会都消费过度，同时各地大量涌现因为投资农业工程而得以征收佃租的“新田地主”，以及因向农民发放高利贷而得以控制部分土地的“典地地主”，幕府和各藩原本直接向本百姓（自耕农）征收年贡，就此被这些新兴地主从中间横插了一刀，对于农民来说，负担更为沉重，对于幕府和诸藩来说，赋税越收越少，财政状况捉襟见肘。
　　基于这种社会现状，德川吉宗一上台就立刻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他贬退了家宣、加继时代掌权的侧用人间部诠房，以及担任顾问的新井白石，把权力收归将军己手。在经济上，他提倡俭朴，斥责怠惰，推广农业科技，重建了幕府的财政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协助德川吉宗完成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有一位名臣，名叫大冈荣五郎忠相，官至从五位越前守，通称大冈越前。此公原为负责伊势、志摩地区治安的山田奉行，其后被吉宗将军提拔为普请奉行（主管工程建设），又升为江户町奉行，也就相当于是首都的市长兼警察局长兼高院法官。大冈越前断案如神，从不徇私枉法，他还协助吉宗将军完成了法典《公事方御定书》，也被日本人看作是如同中国包青天一般的人物，民间传说很多。
　　德川吉宗非常崇拜先祖家康，认为家康时代幕府行政效率最高，其后因为儒臣掌权才使得武士的面貌变得日渐柔弱。为此他整顿军备，排除“家禄”（以俸禄来确定旗本家族的高低）因素，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才。“一切都照权现大人（指德川家康）在世时候的制度来办。”成为了德川吉宗的口头禅。
　　然而德川吉宗虽然鼓励平民向将军直接上书言事，摆出一副亲民的架式，其政策却未必能给中下层民众带来什么好处。在鼓励生产的同时，他多次加增年贡，为了充实幕府财政而拼命压榨百姓。吉宗时代的勘定奉行神尾春央就曾说过：“农民像芝麻，越榨越出油。”在他们的压榨下，享保十七年（1732年），关西地区闹起了大饥荒，一揆纷起，由此引发的城市粮价变动，又使得江户城内的贫民们也纷纷揭竿Ｚ反。德川吉宗为了赈济灾荒、稳定粮价而伤透了脑筋，遂被戏称为“米之公方”。
　　享保大饥荒，和三代将军家光时候的宽永大饥荒，十一代将军家齐时候的天明大饥荒，以及家齐和十二代将军家庆时候的天保大饥荒，并称为江户时代的“四大饥荒”。
　　说到了，享保改革虽然使得江户幕府暂时度过了财政危机，能够继续苟延残喘下去，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政局下滑的态势。且说德川吉宗在延享二年（1745年）九月辞职，让位给长子德川家重，一个身体孱弱、口齿不清，被嘲笑为“尿床公方”的家伙。为了让纪伊家可以世代盘踞将军宝座，德川吉宗还分封了儿子宗武、宗尹和孙子重好，成立田安、一桥和清水三个家族，并称“御三卿”，规定御三卿虽然地位较御三家为低，将军继承顺位却在御三家之前。
　　退位六年后，德川吉宗去世。老子一死，“尿床公方”开始彻底胡来，重新信用侧用人，大冈忠光、田沼意次等人陆续当权。且说这位田沼意次，本是纪州藩的下级武士，跟随德川吉宗来到江户，一路攀升，俸禄从六百俵增加到一万石，成为御用人。家重将军在宝历十年（1762年）传位给儿子德川家治，家治将军格外宠信田沼意次，安永元年（1772年）竟然把他破格提拔为老中。从此田沼意次大权在握，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革幕政。
　　田沼意次当权的时代被称为“田沼时代”，而意次本人则被称为是异端的政治家。异端在哪里呢？原来此公改变了传统重农轻商的政策，给予大商业资本特权，大力发展贸易，希望通过经商可以挽救幕府的财政危机。从后世的眼光来看，田沼意次的政策是具有一定进步性的，但这种政策也直接造成了豪商的越来越富和小民百姓尤其是农民的越来越穷，加上前面提到过的天明大饥荒的爆发，使得田沼政治搞得天怒人怨。
　　天明四年（1784年），田沼意次的儿子、担任若年寄的意知在江户城中被刺，凶手乃是和意知存有私怨的旗本佐野政言。百姓们闻知此事，无不欢声雷动，颂扬政言为“世直大明神”，意为救世之神——田沼氏之不得民心，由此可见一斑。
　　天明六年（1786年），家治将军去世，因为他的两个儿子都已先后夭折，没有后嗣，就按照祖父吉宗所定下来的规矩，收一桥家的丰千代为养子，传以将军之位。丰千代就是第十一代幕府将军德川家齐。
　　家治将军的去世，使得田沼意次失去了靠山，他很快就被保守派赶下了台。保守派的首脑乃是白河藩主松平定信，定信担任老中以后，全盘推翻田沼政治，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是为“宽政改革”。

　　●宽政的改革

　　德川家庆乃是御三卿之一的一桥家第二代当主德川治济的长子，继承征夷大将军宝座的时候，年仅十五岁。这位将军在位整整五十年，直到天保八年（1837年）退居幕后为止。且说家治将军刚死，家齐将军还没有继位，田沼意次就被赶下了台，次年（1787年）七月，松平越中守定信担任老中职务。
　　田沼意次一付奸臣嘴脸，松平定信可是堂堂忠臣，又是八代将军吉宗的嫡亲孙子，然而两人的政策前后对比，松平定信恐怕比田沼意次更为莫名其妙，更为不堪。且说定信恢复以农为本的传统政治，大力压制豪商，但所造成的结果是金融混乱，生活在城市中的旗本和御家人就连赊贷都找不到门路，很多直接就变成了城市贫民。
　　松平定信还实行“宽政异学之禁”，称朱子学为“正学”，把其它各门学派都打成“异学”，禁止在幕府的公立学问所中讲授，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乃是对“兰学”的压制。
　　所谓“兰学”，就是传自荷兰的西洋学问，最早引进日本并为人们所重视的乃是西洋医学。其后新井白石写了《西洋纪闻》一书，开学习西洋之先河。德川吉宗将军曾经指派中根元圭修改历法，元圭在阅读了一些被查没的Ｊ书以后，进谏吉宗将军，说如果继续禁止从中国输入的很多翻译书籍，将使修历工作无法完成。吉宗将军接受了中根元圭的建议，宣布不管是从中国还是从荷兰输入的书籍，只要不明着宣扬天主教义，全都允许传播。这道政令促使“兰学”正式形成。
　　到了德川家齐在位的时代，有一位名叫林子平的幕臣提出，世界的趋势乃是发展海军，巩固国防进而向外扩张，他写了《海国兵谈》一书，请求幕府引进新式武器，重新整备军队。然而偏巧林子平就碰上了松平定信当政，定信严禁“异学”，下令没收了《海国兵谈》的刻版，还把林子平禁锢起来。林子平愤然做歌道：“无双亲，无妻子，无儿女，无木版，无钱，也无死的念头……”从此自称“六无斋”。
　　由上可知，松平定信的统治對日本的损害更甚于田沼意次，当时民间就有这样一首讽刺歌谣，说：“白河（指白河藩主松平定信）水清难养鱼，田沼浑浊堪怀念。”
　　且说德川家齐将军继位的时候年龄尚幼，等他成年亲政以后，开始对到处指手划脚的松平定信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到了宽政五年（1793年），家齐将军突然提出要给自己的亲老子德川治济上尊号，称为“大御所”，然而这个尊号从来都只授予退位的将军，所以松平定信坚决表示反对，于是家齐将军父子联手，迫使定信辞职归藩。
　　松平定信下台以后，幕府对于“异学”的钳制有所放松，兰学就此蓬勃发展起来。到了十九世纪，兰学逐渐分为两个派别，一派称作“下町组”，只把目光限制在科技方面而忽视或者不如说故意回避对西洋社会制度的研究，另一派称为“山手组”，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社会制度等等各方面都报有极大的研究兴趣。
　　天保九年（1838年），著名兰学者、医生绪方洪庵在大坂创办了兰学堂“适塾”，先后教授了三千多名弟子，这些弟子中有几个人的名字将会响彻整个日本，比如福泽谕吉、桥本左内、大村益次郎、大鸟圭介等等。当然，当时是不会有人想到在这批医学生中，竟然会出现敲响德川幕府丧钟的人物……

　　●大坂米骚动

　　德川家齐担任征夷大将军，松平定信当首席老中的时候，幕府统治已经彻底腐朽，各地暴动和起义不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大坂“米骚动”。
　　大盐平八郎乃是江户时代著名的阳明学者，他曾经继承祖父的职位，当过大坂东町奉行所的与力（辅佐奉行的小官吏），后来退隐归家，创办名为“洗心洞”的学塾，开课授徒，影响很大。对于幕府的腐朽统治，平八郎深为痛心，希望通过教育来传播爱民的思想，从而扭转时局。他曾经作诗赞扬农民道：“女织男耕淳朴深，城中妖俗未相侵。若加文教溯三代，不可使知岂圣心。”
　　天保元年（1830年）七月，京都地区爆发了大DZ，淀川泛滥成灾，就此引发了持续数年的大饥荒。到了天保七年（1836年），灾情更为严重，连向来繁华的大坂城中也饥民遍地，几乎每天都有人饿死。大坂町奉行虽然想尽方法赈济饥民，稳定局势，然而却收效甚微，豪商们也趁此机会囤积居奇，不肯把粮食低价投放市场。
　　大盐平八郎看到如此人间惨剧，心生怜悯之情，于是变卖了家中藏书，所得黄金六百二十两全部分给贫民。然而他的这一义举反而引起奉行所的警惕，指责平八郎违法赈济，想要收买民心，意图暴乱。平八郎愤怒之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起而Ｚ反，推翻无能的大坂町奉行所。
　　平八郎起草了一份檄文，让“洗心洞”的学生们送到城中贱民和近郊农民手中，说只要看到城内火起，就立刻聚拢起来，一举杀掉东町奉行迹部良弼、西町奉行堀利坚等人，夺取大坂城的控制权，这样大家才有活路。
　　本来议定的起义时间是二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然而大盐平八郎的弟子平山助次郎、吉见九部右卫门等人却于十七日晚间突然向东町奉行所告密，迫使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九日清晨。当时平八郎在自家院中树起“救民”大旗，聚拢学生、城市贫民和近郊农民五、六百人，捣毁了很多与力、同心（也是奉行下属的小官吏），以及豪商的宅邸，所抄出来的粮食全都沿途散发。然而因为事起仓促，大坂近郊农民得到消息的并不是很多，致使起义人数无法进一步扩大，终于在下午四时被奉行所的军队击败。起义群众死伤惨重，大盐平八郎在逃亡躲藏四十天后也终于被迫纵火自殺。
　　民间到处都谣传平八郎并没有死，而是逃往了伊豆韮山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甚至还有说他路经九州，乘坐美国船逃到大陆去了。就连幕府中也出现了“三月末得于火中者，非真尸也”之类的说法，著名兰学家、田原藩士渡边华山还担忧说，如果大盐果然逃往国外，则“外患”与“内乱”相结合，国家从此就不得太平了。
　　相对于武士们的恐惧和担忧，小民百姓却始终尊敬和缅怀大盐平八郎，“大盐不死”的说法广为流传。很快的，民间就出现了歌颂平八郎事迹的戏剧，只不过把背景改为足利幕府统治时期，主人公的名字也换成“小盐贞八”。小盐贞八为民请命，搞得愚蠢的豪商和町奉行狼狈不堪，丑态百出——大盐、小盐，这影射再明显不过了。
　　大坂“米骚动”并非“天保大饥荒”中平民百姓对幕府的唯一反抗，就在大盐平八郎自殺后不久，备后三原、越后柏崎，以及摄津能势、川边、丰岛等地也先后爆发起义，首脑都自称乃是“洗心洞”的学生，打着大盐的旗号。就在如此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德成家齐将军忧虑退位，把征夷大将军的宝座让给了儿子敏次郎，也就是第十二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庆。
　　天保十二年（1841年），“大御所”德川家齐去世，家庆将军得以亲政，重用老中水野忠邦，开始了“天保改革”。这位水野老中的思路和当年的松平定信几乎毫无二致，所使用的手段也不外乎提倡节俭、鼓励耕种，同时限制商业活动而已。唯一的新花样是颁布“人返法”，禁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甚至把城市贫民都往农村赶。
　　如此想当然并且悖逆时势的改革措施，当然会以失败而告终。首先，发布“检约令”，提倡节俭的生活作风，就让包括家庆将军在内的很多特权人物感到不快，既得不到这些特权人物的支持，又得不到小民百姓的拥护，最终水野忠邦只好黯然下台，“天保改革”也彻底失败了——这是江户幕府想要挽救衰亡命运的最后一次大挣扎。
　　然而，相对于幕府改革的失败，很多藩却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开始一系列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改革措施，获得了部分成功，从而逐渐壮大起来，并最终成为了幕府政权倒台的掘墓人。
　　
　　●雄藩崛起

　　最终推翻江户幕府统治的，乃是号称“四强藩”的西南诸侯，也即萨摩岛津氏、长州毛利氏、土佐山内氏和肥前锅岛氏。
　　先说岛津氏，战国末期，这一古老的家族骤然膨胀，兵锋所指，几乎统一整个九州地区，但随即就败给了丰臣秀吉的西海远征军，被迫龟缩回萨摩、大隅两国。岛津惟新斋（义弘）时代，还想趁着东西对立混水摸鱼，结果在关原大战中损失惨重，凄凄惶惶逃回本城鹿儿岛。德川家康勒令麾下诸侯讨伐岛津氏，惟新斋的儿子忠恒费尽心机才勉强保住领地不被改易。
　　从此，僻处日本最西南端的岛津氏就开始了在和平时代的艰难挣扎，所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外患而是内忧。萨摩国土地贫瘠，社会结构也比他藩来得落后，存在着大量亦农亦兵的所谓“乡士”（据说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经过整个江户时代都没能真正完成兵农分离。那么多武士，哪怕是下级武士想要领俸禄，想要吃饭，岛津氏除了打过一下琉球国外，又别无对外扩张的可能，就此搞得经济拮据，财政数度濒临破产。当然，这里面也有德川幕府的“功劳”，大名的“参觐交代”制度对距离江户越近的藩损害越小，越远的损害越大，最远的岛津氏当然吃的苦头最多。
　　且说宝历三年（1753年），幕府下令岛津氏出钱出工治理木曾川，家老平田靭负扛下了这个重担，率领数千人前往浓尾地区去搞治水工程。在幕府所派遣的官吏的策划和监督下，萨摩人辛苦劳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然而事后一算开销，却是个根本无法负担的天文数字。于是平田靭负引咎自殺，藩主岛津重年（久门）也于不久后忧愤而终。
　　继承岛津重年担任萨摩藩主的，乃是其子岛津重豪，重豪一继任就致力于刷新政治，并且制定诸项改革措施以缓解财政危机。因为这个时候再不下决心搞改革，岛津氏简直就要活不下去了，全藩对外输出粮食和物产，每年的收入是十五万两，可是所背负三都（大坂、京都、江户）豪商的借款竟然高达五百万两，年息超过二十五万两！当真是寅吃卯粮也根本无法偿还……
　　为了培养人才，革新政治，岛津重豪设立藩学进士馆和医学馆，瞒着幕府输入和研究兰学。他的努力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大群中下级武士成长起来并得到重用，为萨摩藩的复兴尽心竭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负盛名的乃是调所广乡。
　　调所广乡在文政十年（1827年）出任大目付一职，基本上掌握了藩中实权，他随即就展开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广乡利用威逼的手段，迫使债权人同意取消年息，允许岛津氏在二百五十年内分期偿还五百万两的债务。其实这种赖息赖账的手段幕府也多次搞过，莫不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只是调所广乡没有象幕府老中们那样专横霸道（以他的身份地位也专横不起来），他承诺让债权人中的三都豪商获得萨摩特产品的专卖权，同时允许债权人中的藩内商人可以继承武士的家业。这样又打又拉，终于暂时把所背负的庞大债务包袱给卸了下来。
　　赖息赖帐的同时，调所广乡下令在萨摩南方地区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由藩垄断砂糖的外卖，此外他还秘密增加通过琉球和中国的贸易额，逐步地重建了藩的财政。不过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的，秘密贸易最终被幕府查知，幕府派人前来责问，为了避免连累藩主，广乡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切腹自尽。
　　调所广乡虽然死了，秘密贸易虽然暂时不能再搞了，但萨摩藩却一直延续着广乡的诸多“殖产兴业”的政策，不但彻底摆脱了财政危机，还大量引进西洋式先进武器，开始整顿军备，扩充实力，最终得以重新雄霸西海。
　　萨摩有调所广乡，相对的，长州则有村田清风。所谓长州，指的就是战国时代的安艺毛利氏，关原合战后，毛利氏的领土遭到大幅度削减，只剩下了周防、长门两国。然而因为此地扼守濑户内海的出海口，商品交易自古就很活跃，所以虽说是幕府历来打压的重要目标，虽说有大群家臣需要养活，过得多少还算比萨摩藩要富裕。
　　为了提升经济实力，长州藩很早就开始对纸、蜡、蓝等特产品实行了专卖制，因为藩吏经常强行低价收购农民的上述特产，并且控制商品流通，导致十九世纪初期藩内暴乱不断，尤其是天保八年（1837年），爆发了六万多农民参加，延续整整三个月的大暴动，农民们要求取消专卖权，降低年贡比例，并使商品流通自由化。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受此压力，被迫起用俸禄五十石的中级武士村田清风主持藩政，展开全方位的改革。
　　村田清风曾在给毛利敬亲的上书《流弊改正意见》中，阐述了“肃正纲纪”、“启用人才”、“改革教育与兵制”、“刷新文武”、“振兴产业”五条原则。他上台以后，聘请豪商中野半左卫门、白石正一郎等人参与对商品流通的管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其实类似手段田沼意知就曾经搞过，但在重商的同时深刻损害了中下级武士和平民的利益，村田清风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原来清风在支持豪商的同时，为了救济贫困的中下级武士，宣布由藩政Ｆ分三十七年代其偿还一切债务，同时鼓励武士们勤修武艺和学问。对于城市贫民和农民，他放宽了对“长州四白”（米、盐、蜡、纸）的专卖限制，并且允许棉花和棉布自由流通，同时免除新垦荒地的年贡，作出了一定让步。就这样，仅仅花费了五年的时间，原本长州藩高达八万五千贯的外债已经偿还过半，而藩内局势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村田清风在重建长州藩财政的同时，还大力培养和提拔有才能的中下级武士，提倡兰学，购入新式武器，强化了长州的军事力量。天保十四年（1843年），毛利敬亲在羽贺台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出动总兵力达一万四千人，士气高涨，装备精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除萨摩、长州两藩外，土佐高知的山内藩、肥前佐贺的锅岛藩、常陆水户的御三家之一，等等，很多诸侯也都进行了大同小异的改革措施。天保年间以前，改革大多是由上至下的，幕府怎么改，各藩也就有样学样，幕府改革失败，各藩只有输得更惨。而在宽政改革之后，各藩看到幕府江河日下，于是单起炉灶，汲取教训，在自己领内实行了一系列真正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相比这些藩的改革来说，幕府的天保改革就是一个大笑话。
　　成功的改革都有其共同点，那就是大力发展商业，重建藩政Ｆ的财政，同时提拔和重用中下级武士，靠拢豪商和富农，以这些人替代谱代重臣成为藩政Ｆ的核心力量。关西的很多诸侯因为重臣势力在太平年代逐渐衰弱，而使得这种改革虽未必一帆风顺，却也水到渠成，而关东很多诸侯，尤其是幕府的亲藩、谱代，却因为守旧势力过于强大而最终铩羽而归。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素有“贤君”之称，但他力推的改革措施却逐一失败，毫无起色。
　　就这样，西南雄藩的逐渐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动摇江户幕府的统治，恰巧在这个时候，西洋列强也杀入了日本国内——波澜壮阔的幕末维新运动就此掀开了序幕。

　　忠臣藏

　　“忠臣藏四十七义士”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复仇故事，江户时期的竹田出云曾根据真实事件创作了歌舞伎剧本《假名范本忠臣藏》，一直流传至今，此外数百年来相关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更是无可计数。人们普遍认为“四十七义士”为主复仇乃是武士精神的鲜明体现，对他们无不抱持着深刻的崇敬和缅怀之情。那么，事件的前因后果究竟是怎样的呢？
　　故事开始于江户中期的元禄十四年（1701年）三月，东山天皇的敕使来到江户，第五代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就派赤穗藩主浅野内匠头长矩和吉田藩主伊达左京亮村丰担任接待工作，为怕这两名来自乡下的大名失礼，幕府同时派遣吉良上野介义央前往指点。传说吉良义央索贿不成，就百般刁难浅野长矩，甚至故意教导错误的礼节，使长矩在众人面前丢了丑。十四日早晨，再也忍无可忍的浅野长矩突然拔出腰佩的短刀向吉良义央头上砍去，幸亏被众人及时按住，义央只是受了点轻伤。
　　事件发生后，纲吉将军怒发如狂，立即派人彻查此事。按照幕府的一贯规定，引发事端的双方都应受到惩处，是为“喧哗两成败”，然而最终幕府却偏袒吉良义央，只是勒令其归家“谨慎”，对于浅野长矩却给予了切腹、改易的最严厉惩罚。
　　幕府兵马随即开到了赤穗藩，深为家主所受不公待遇而愤怒感慨的赤穗藩士纷起鼓噪，要和幕府军开战，然而首席家老大石内藏助良雄却采取恭顺态度，约束部下，检点财物后主动打开了城门。事后，包括大石良雄在内的赤穗藩士都变成了浪人，被迫流亡各地。
　　大石良雄暗中联络有志复仇的同僚四十六人，最终在元禄十五年（1702年）率领这些人潜入了江户城。十二月十五日午夜，他们趁着大雪纷飞，城内各处防备松懈之机突入吉良义央的宅邸，连杀数人，并且终于砍下了义央的首级，为主家报了仇。事后，四十七义士将仇人首级供奉在浅野长矩的坟头，然后在幕府派来的追杀人马面前束手就缚。经过审讯，到了第二年（1703年），幕府勒令他们集体切腹——据说只有一个叫寺坂右卫门的侥幸存活了下来。
　　就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感动人心的脉络清晰的复仇故事，然而仔细研究，却有很多不可解之处。首先就是浅野长矩为何要突然向吉良义央挥刀，真的是因为遭到了戏弄吗？战国时代已经结束很久了，各地藩主早都变成了匍匐在幕府脚下的温顺小猫，他如何还有如此血气之勇，如何毫不考虑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呢？
　　德川纲吉的统治时代，是江户幕府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幕府财政捉襟见肘，被迫加大压榨百姓和诸侯的力度。本身浅野长矩等人所担任的接待工作就不是一桩美差，相关费用全都摊在接待人头上，幕府不出一分一毫，却又诸般挑剔。浅野长矩应该是在幕府的重压而非吉良义央的戏弄下才会精神失常，拔刀向人的吧。他所以袭击吉良义央，恐怕目标并非义央本人，而是义央在此接待过程中所代表的幕府的权威。
　　或许正因为如此，纲吉将军才会大怒如狂，轻饶了义央，却一定要严惩长矩。据说目付多门传太郎就曾经进谏说，按照旧例，对义央的处分不该如此之轻，对长矩的惩罚也不该如此之重，然而掌权的侧用人柳泽吉保却以将军之命不可更改为由拒绝了。柳泽吉保一惯豪奢受贿，倾轧同僚，或许他是从义央身上看了自己的影子，所以定要置长矩于死地而后快吧。
　　事件的第二个疑点，是从赤穗藩被改易到吉良义央被杀，中间相隔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一个简单的复仇计划需要谋划那么长时间吗？事实上，大石良雄在离开赤穗以后，曾经到处拉人情，托关系，向幕府求情，要求恢复赤穗藩，但在柳泽吉保用事的背景下，他的种种努力全都化为了泡影，这才灰心失望，被迫铤而走险的。
　　在幕府和各藩都陷于严重财政危机的当时，除非名震天下的人物，浪人是没有多少机会出仕的。原本都是靠俸禄吃饭的赤穗藩士，主家被改易后变为浪人，根本毫无谋生的手段。如大石良雄之辈还能靠着一点点积蓄过活，中下级藩士则只有死路一条。与其饿死，不如复仇而死，让名声传遍天下——这才是所谓“四十七义士”最直接的想法吧，正不必把他们过于高尚化。
　　事实上，在幕府统治下，经常有诸侯遭到改易，有很多武士变成浪人，凄惨度日，“忠臣藏”的故事只是比较鲜明的时代反映而已。

●黑船来航

　　一般都把1853年的“黑船来航”作为日本锁国体制崩溃的开端，然而事实上早在十八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就已经把矛头瞄准小小的岛国日本了。首先给日本带来威胁的是沙皇俄国，俄国船经西伯利亚南下，频繁出没于日本近海。对应这种举动，江户幕府向虾夷地区派出了探险队，并于宽政十一年（1799年）将北海道东部地区划归幕府直辖地，争取加以有效的控制。
　　俄国远洋船队数次来到日本，递交国书，要求通商，但这是和幕府锁国政策相违背的，因此遭到断然拒绝。当时日本内部有两种比较开明的声音：一是老中田沼意次，他曾想要和俄国人交易，以补充幕府的财政收入，但被群情汹汹压制下去了；二是工藤平助、林子平等有识之士，他们意识到继续锁国可能引发战争，就请求创建现代海军，巩固海防，但此议同样被束之高阁。
　　江户幕府既不肯开国，又只愿意进行陆上防御，文化四年（1804年），下令把北海道全境作为幕府直辖领地，原驻北海道的松前藩被移封到陆奥国伊达郡。日俄两国在北海道东北方频繁发生冲突，直至文化十年（1813年）才终于达成和睦协议，日本控制了北方四岛（择捉、色丹、齿舞、国后），俄国则占领了更东北方的得抚岛。
　　刚刚解决俄国人的问题，英国人和美国人突然又从海上冒了出来。文化五年（1808年），英国军舰“菲顿号”追逐荷兰商船，侵入了日本的长崎港，几乎同时，大量美国捕鲸船也出现在日本沿海。幕府为此重申锁国政策，颁发了《异国船打拂令》，打拂就是驱逐的意思，命令除中国船和荷兰船外，其余外国船只要接近日本，一律予以击退，甚至不允许它们靠港补充食水和燃料。
　　天保八年（1837年）七月，美国商船“摩理逊”号来到日本，因为《异国船打拂令》的缘故，先后在相模浦贺和萨摩山川遭到炮击。事后，以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为首的兰学者纷纷向幕府上书，认为此举过于蛮横，会遭到世界各国的谴责，希望撤销《异国船打拂令》。然而守旧派心中只有日本、中国和朝鲜，哪里晓得“世界”是什么东西，对此根本置之不理。
　　天保九年（1838年）十二月，幕府为了防止外国船侵入日本沿海，命令鸟居耀藏和江川太郎左卫门两人测量和调查海岸，江川太郎左卫门邀请渡边华山等兰学家相助，此事引起了鸟居耀藏的极大不满。耀藏是彻底的守旧派，又为了和江川太郎左卫门争权，就诬告渡边华山等人诽谤幕府，图谋不轨，由此掀起了“蛮社之狱”。
　　所谓“蛮社”，就是指渡边华山等人创建的兰学研究会“尚齿会”，因为当时称西洋人为南蛮人，所以又名“蛮学社中”。幕府老中水野忠邦轻信了鸟居耀藏的检举，派人查抄“尚齿会”，果然从华山的私人笔记中找到了对幕府的诸多不满言辞，因此兴起大狱。其结果是包括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二十余人被逮捕，小关三英“畏罪”自殺。
　　“蛮社之狱”对兰学研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幕府也因此变得更为保守和腐朽。随即德川家齐将军去世，水野忠邦实行“天保改革”遭到惨败，灰溜溜地滚下台去。但锁国保守并不能消解西洋列强的觊觎之心，各国陆续向幕府递交国书，请求开港通商，在反复遭到拒绝后，终于决定用武力逼迫日本开国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清政Ｆ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消息传到日本，幕府大受震动，以老中阿部正弘为首的开明派官僚纷纷表示，竟然连清朝都打不过洋人，则一旦洋人杀至日本，将给幕府带来严重危机，还是尽量别得罪洋人为好。于是当年就修改了《异国船打拂令》，允许外国船只靠港补充食水和燃料。
　　到了嘉永六年（1853年），外患终于正式产生——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培理率四艘军舰来到浦贺，递交国书，要求幕府取消锁国令。美国国书上的言辞颇为平和，然而培理本人的态度却极其骄横，他说隔一年将再度率领军舰前来，要幕府届时必须给予满意答复。因为美国军舰都漆成黑色，所以这一事件就被称为“黑船来航”。
　　培里来到日本的时候，正巧德川家庆将军身染重病，卧床不起，于是千钧重担就此压在了首席老中阿部伊势守正弘的肩上。这位阿部老中本是福山藩主，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幕府的寺社奉行，管理宗教事务。天保十二年（1841年），他公正地审理了中山法华经寺日启和尚蛊惑和勾搭大奥女中（女官）的案件，从而声名鹊起，并且得到了家庆将军后宫妻妾们的敬仰。于是，两年后水野忠邦被赶下台，阿部正弘得以继任老中之职，时年仅二十五岁。
　　弘化二年，阿部正弘升任首席老中，掌握了幕府的实权。然而他屁股还没坐热，就发生了“黑船来航”的事件。可该怎样处理这件事呢？阿部正弘左思右想，终于被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这个所谓的好主意促使日本迈上了近代社会之路，但更直接的，则是导致幕府的权威彻底垮台。
　　
　　●尊攘派的崛起

　　黑船来航，几乎动摇国本，对于如此大事，年轻的阿部正弘老中不敢擅专，决定付诸公议。他首先向幕府中高层官僚和各藩大名通报了情况，然后又派特使前往京都觐见天皇，请求朝廷的宣谕。在此之前，相关国家大事，幕府从来都是独断专行的，很少听取诸侯们的意见，而至于听取朝廷的意见，恐怕千余年来都是头一遭。
　　阿部正弘或许是希望藉由把黑船来航之事告知全国，从而凝聚人心，统一思想，一致对外吧，但此举同时也导致幕府的权威扫地，而相对的，很多有力诸侯得以参预幕政，就连失权多年的朝廷公卿也开始对天下大事指手划脚。日本自此就从和平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動亂的时代，虽然暂时并没有爆发大规模内战，但人心乱成一团，各种学说纷至沓来，形成了很多个社会集群的相互对立。
　　且说幕府就解决黑船问题咨询大名和朝廷的意见，所得到的回复不外乎截然相反的两种，一是“攘夷”，一是“开国”。所谓“攘夷”，就是坚持锁国政策，把外国人统统赶出去，以保证日本国的“纯洁性”，所谓“开国”，就是打开国门，和西方列强互通贸易，平等建交，同时吸取对方的长处以改革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这两种极端思想的碰撞下，首先是攘夷派占了上风，终究头脑清醒，认识到贸易有利国家民生的人并不是很多，甚至就连认识到日本国很难以武力对抗西方列强的人也还不是很多。
　　德川家庆将军于当年去世，第四子家祥继任为幕府将军，后来改名为德川家定。等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安政元年（1854年）七月，一年之限未满，培理又率七艘军舰来到日本，强迫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美国得到了在下田、箱馆两地派驻领事的权力，以及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
　　一看美国人得了手，西方列强纷纷趁虚而入，英、俄、荷等国也陆续和幕府签订所谓的亲善条约。这些亲善条约虽然并没有很具体的内容，但总算是敲开了日本的国门，使得幕府延续两百年的锁国体制濒临崩溃。或许是受此事刺激吧，安政二年（1855年），阿部正弘辞去老中职务，首席老中变成了堀田正睦。两年后，阿部正弘病殁，享年仅三十九岁。
　　对于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来说，这位阿部老中可谓功不可没，他不仅放松限制，让诸侯和朝廷全都回归到政治舞台上来，还为了重建幕府威信而大举起用人才，不仅包括幕府“直参”，还包括了很多“陪臣”（大名的家臣），比如川路圣谟、大久保忠宽（一翁）、江川太郎左卫门（英龙）、高岛四郎大夫（秋帆）、胜麟太郎（海舟），等等，其中很多都是著名的兰学者。
　　在这些新进幕臣的推动下，幕府设立了很多引进和研究、传播西洋科学的机构，比如江户的番书调所、讲武所，长崎的海军传习所，等等。尤其是利用荷兰国王赠送的军舰和派来的海军人员创设的海军传习所，甚至允许各藩藩士前往学习。
　　受到幕府这种行为的鼓励，水户、萨摩、长州等藩也开始加快自己领内的改革步伐，建立起崭新的钢铁厂、武器制.造厂，甚至采用西方的军队建制。可以说，开办学校以研究西方学问、重用中下级武士、进而进行体制改革，这股时代的旋风是从雄藩开始刮起的，随即影响到了幕府，又反过来刮回雄藩。并且，这种风潮最终还刮到了民间，就在幕府设立番书调所和讲武所的同一年，也就是安政三年（1856年），吉田松阴开办了著名的松下村塾。
　　吉田松阴本名虎之助或者寅次郎，松阴是他的号，他是长州藩士杉百合之助的第二个儿子，过继给了叔父吉田大助贤良，成为贤良的继承人。据说松阴从小就聪明过人，二十一岁的时候遍历九州，和许多知名人士交上了朋友。嘉永四年（1851年），松阴跟随藩主毛利敬亲前往江户参觐，随即没有请假就自作主张前往东北地区游历，因此被削夺了士籍（武士资格），没收了世代的俸禄，被勒令归家反省。
　　毛利敬亲乃是当时著名的“贤侯”，他非常看重吉田松阴的才能，所以隔了不到两年就赦免了松阴之罪。松阴这次不敢再胡来了，提出请求去江户留学，在得到批准后，就孤身前往江户，投在大儒佐久间象山的门下。
　　这位佐久间象山乃是信浓国松代藩士，是阳明学派的著名学者，并且也接受了部分兰学思想，开国色彩非常浓厚。吉田松阴受到象山的影响，逐渐成为当时著名的尊攘派思想家，甚至可以说是尊攘派的始祖。
　　所谓尊攘，就是“尊王攘夷”，尊王是指奉戴天皇，遵从大义名分，而攘夷思想其实逐渐地不再和锁国体制可以划上等号了。吉田松阴希望能够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改革日本的内政，从而得以阻挡列强對日本的威胁。这种攘夷的“攘”，不是一概驱逐，而是抵抗侵略，与洋人平等建交。
　　为了看清世界，学习西方科技，吉田松阴曾经打算利用俄国船偷渡出国，可惜误了船期，其后他又趁着安政元年（1854年）培理二度来航的机会，想要混上黑船。这次的努力再度无可奈何地失败了，松阴也被遣返回藩，收押入萩城（长州主城）监狱。
　　下狱仅仅一年，松阴就因为身体原因而获得赦免，随即开办了松下村塾，收徒讲课，希望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更多有志报国的年轻人。他的努力获得了回报，后来很多叱咤一时的长州藩志士，比如久坂玄瑞、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等，全都出自松下村塾。
　　开办松下村塾的时候，吉田松阴年仅二十六岁。
　　
　　●安政大狱

　　美国人并不以轻轻敲开日本大门为满足，安政三年（1856年），下田总领事哈里斯来到日本，要求幕府与之缔结新的条约。经过长时间谈判，最终议定的条款是對日本相当不利的，内容包括开放神奈川、长崎、新泻、兵库四港和江户、大坂二城，承认领事裁判权，日本关税需与各国协商决定，等等。
　　老中堀田正睦不敢在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于是把烫手山芋扔去了京都，请求朝廷“敕许”。这帮幕臣虽然僵化腐朽，倒也知道真打起仗来，自己不是洋人的对手，而朝廷公卿却全都没有见过大世面，只知道国体不能更改，国威不能降低，坚持传统的“攘夷”思想，毫无转寰余地地坚决不肯同意。
　　一直拖到安政五年（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朝再次惨败而告终，哈里斯趁机恐吓说：“如果不答应我们的条件，等到英国人以武力攻来要求开港，日本就危险了。”于是幕府吓得不再管什么“敕许”了，匆匆忙忙地就在协议上签了字。此举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本来幕府执掌国柄，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必要朝廷点头，可是既然已经请求朝廷“敕许”了，却又违背朝廷的命令，在没有得到“敕许”的情况下就签订了条约，这根本是悖逆之举。一时间，群情汹涌，所有矛头都指向了江户幕府。
　　吉田松阴为此愤怒地斥责幕府，说：“不思国患，不顾国辱，不奉天敕，将军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愤！”他的尊攘思想因此而产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即从尊奉天皇而并不反对幕府，转化为想要依靠天皇的权威来打倒幕府。作为尊攘派的祖师爷，松阴的思想立刻成为尊攘派的主流思想，幕府就此变成众矢之的。从此日本国内的思潮，从单纯的“开国”和“攘夷”之争，添加了更为复杂的“佐幕”和“倒幕”的对立因素。
　　不过指示在条约上签字的并不是幕府老中堀田正睦，而是刚刚被任命为大老的井伊直弼。大老比首席老中还有权力，向来就由德川家的世代重臣来担任，比如首任大老土井利胜、宽永年间权倾一时的酒井忠胜，等等。
　　且说这位井伊直弼大老，出自德川氏谱代的彦根藩，前藩主、兄长井伊直亮去世后继承了藩主之位——井伊直亮也曾经担任过幕府大老。黑船来航的时候，井伊直弼是少数开国派之一，等他当上大老之位，立刻就和尊攘派发生了严重冲突。
　　攘夷派的首脑乃是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主德川齐昭，正好家定将军体弱多病，看着随时都可能咽气，又没有子嗣，德川齐昭就联合越前藩主松平庆永、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土佐藩主山内丰信、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等人，企图靠着把一桥家的德川庆喜推上将军宝座而掌握幕政——这些人就被称为“一桥派”。对于德川齐昭的这种图谋，井伊直弼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他针锋相对地推举血统更近的纪州藩主德川庆福为将军继承人。就这样，幕府一分为二，表面上是因为将军继嗣问题产生了分歧，实际上是开国与尊攘两种思潮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或许井伊直弼是为了提升幕府威信，也为了贯彻自己的理念，他不等朝廷“敕许”就匆忙地和美国人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不仅如此，同一年还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缔结了内容相近的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他的这一举动更加触怒了尊攘派，两派的冲突已如箭在弦上，“安政大狱”就此爆发。
　　且说德川家定将军于安政五年（1858年）七月去世，井伊直弼立刻派遣使者前往京都，请求朝廷“宣下”，任命德川庆福为新的将军。然而孝明天皇因为不满幕府签订开国的条约，迟迟不肯颁发正式诏命，“一桥派”趁虚而入，萨摩、水户等藩驻在京都的藩士，如梅田云滨、赖三树三郎、西乡吉之助（隆盛）等人大搞串联，并且游说朝廷公卿，想要让朝廷下诏罢免井伊直弼，任命德川庆喜为幕府将军，德川齐昭为副将军。
　　为了说明自己签订条约的理由和苦衷，也为了催促朝廷尽快“宣下”，井伊直弼委派老中间部诠盛前往游说，又派亲信长野主膳去京都监视尊攘派的动向。到了八月十日，尊攘派请到了朝廷谴责井伊大老的“敕掟”，并将此公文交给主子德川齐昭。齐昭皇命在手，变得更加不可一世，想要集合各地雄藩一起对幕府施压。虽说从黑船首次来航的时候起朝廷就开始插手政治，但越过幕府直接向诸侯下令，这还是第一次，朝廷的这种举动使得尊攘派士气高昂，而尊王倒幕的思想也开始甚嚣尘上。
　　井伊直弼得知此事后，要求德川齐昭交出天皇“敕掟”，并且惩处为了获得此公文而在京都大搞游说串联的各藩志士。此举激怒了尊攘派，水户藩士一千多人，尾张藩士近两千人浩浩荡荡前往江户城请命，另有二百多人增援京都，倒幕内战似乎一触即发。
　　面对如此险恶的局势，井伊直弼决定痛下狠手，严惩这批尊攘派。当年九月，在长野主膳、酒井忠义等幕臣的策划下，幕府全面反攻，兴起大狱。朝廷方面，支持尊攘派的尊融亲王被勒令永年蛰居（终身闭门反省），包括前关白鹰司政通在内的十六名公卿也先后遭到惩处。大名方面，德川齐昭永年蛰居，德川庆喜被勒令隐居，山内丰信、德川庆笃（现水户藩主，齐昭的继承人）等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幕臣方面遭到处置的则有“一桥派”的岩濑忠震、永井尚志、川路圣谟等人。
　　受到最严重惩罚的还是各藩尊攘志士，安岛带刀、鹈饲吉左卫门、赖三树三郎、桥本左内等人均被判以死罪，梅田云滨死于狱中，其余受牵连者不计其数。至于那位精神领袖吉田松阴，据说他曾策划过刺杀老中间部诠盛的阴谋，所以也遭逮捕，于安政六年（1859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小塚原被处斩。松阴临终前作诗道：“吾今为国死，死不负君亲。悠悠天地事，鉴照在明神！”
　　当然，也有很多志士东躲西藏，暂时逃过了大难，其中就包括萨摩藩的西乡吉之助。据说吉之助慨叹国家多难，壮志难酬，和京都清水寺成就院的住持月照相约跳海自殺，幸运的是，月照就此葬身洪涛，吉之助却奇迹般地被救了上来。
　　这一年，被杀的吉田松阴和获救的西乡吉之助都是三十岁，死者已矣，生者却还有很漫长而坎坷的道路要走。

　　●樱田门外之变

　　在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的冷血屠杀下，反对派被Ｚ压了下去，尊攘志士们暂时蛰伏，而德川庆福得以继任为幕府将军，并且改名为德川家茂。然而井伊大老并高兴不了多久，很快他就变成了尊攘派的刀下之鬼。
　　且说在安政大狱兴起以前，水户藩很多激进的尊攘志士就齐集江户，大狱兴起后，井伊直弼向水户藩施压，要求召回这些过激分子。其中部分志士被迫归藩，部分人则干脆脱藩，在江户城中潜伏了下来，打算寻找时机为主家复仇。
　　次年为安政六年（1860年，后改为万延元年），三月三日上午九时，井伊直弼离开自己在外樱田地区的官邸，前往江户城中办公。据说行前就有人警告说，近来城中发现很多前水户藩士，行动诡秘，恐怕将不利于大老，请求增加警卫力量。然而井伊直弼却回答道：“人的命运由上天注定，如果真有刺客想要杀死我，他们可以寻找各种机会，加强警卫是没有用的。况且对于出行的队列，幕府有着严格规定，身为大老，我怎能率先破坏制度呢？”
　　大老的随从和警护人员一共六十人，簇拥着乘轿的井伊直弼通过江户市街，此事天降大雪，寒风卷着雪花扑向行进队列——因为寒冷，街面上行人很少。在经过外樱田门前的杵筑藩藩邸之时，刺客们突然出现了。
　　刺客的首脑乃是水户藩的激进尊攘派金子孙二郎，他聚集了包括水户脱藩志士高桥多一郎、关铁之助，以及萨摩脱藩志士有村次左卫门等共十八人，早就埋伏在外樱田门外。当井伊大老的轿子到来之时，刺客们披风冒雪，一拥而上。轿中的井伊直弼匆忙掏出短枪，射倒了志士森五六郎，但随即就被五、六柄长刀刺中，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就咽了气。
　　这就是著名的“樱田门外之变”。
　　井伊大老的被刺，对于日本社会的转型起到了非常深刻的作用。一方面，气焰大降的幕府在安抚彦根藩士的同时，也处罚了被视为井伊派的纪州藩家老水野忠央，并且解除了对德川庆恕、德川庆笃、德川庆喜、松平庆永、山内丰信等人的处分，实际上是在血的教训下被迫向雄藩们低下了“尊贵”的头颅。
　　然而在幕府作出让步的同时，各地雄藩也因为“安政大狱”而收敛了原本的狂妄姿态，转而向幕府靠拢。在井伊直弼之后掌握幕权的老中安藤信正改变了井伊大老的铁血手段，一方面停止对“一桥派”藩主们的迫害，一方面恭顺地对待朝廷，想要利用朝廷的权威来巩固幕府的统治。安藤老中提出迎娶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为家茂将军的正室夫人，从此公家和武家联起手来应对乱局——这一举措被称为“公武合体”，受到了尊攘派各藩藩主和重臣们的一致赞同。
　　雄藩的上层就这样被幕府拉拢过去了，然而已经在各藩内崛起的中下级武士却对此大感不满，尤其是吉田松阴的弟子们，他们秉承被害恩师的思想，认定尊王则必须倒幕，绝不能向幕府妥协，绝不能再让幕府延续其腐朽的统治。上层尊攘派和下层尊攘派就此分裂为两个阵营。在这种态势下，文久二年（1862年），安藤老中在江户坂下门外遭到水户藩志士的袭击，虽然侥幸逃得了性命，却很快就被赶下了台。
　　水户藩尊攘先锋的地位自“坂下门外之变”后就逐渐丧失了，在藩主德川庆笃等人的着力压制下，逐渐地水户藩站到了幕府一边，反而成为“尊王佐幕”的急先锋，而代替水户藩举起尊攘派大旗，决定以武力推翻幕府的，则是西国的长州毛利藩和萨摩岛津藩。
　　顺便一提，以刺杀井伊大老为开端，各地大批尊攘志士脱藩，混入京都和江户城中，对他们所看不惯的大人物们挥舞刀剑，认为这才是救国之道。一时间，血雨腥风洒满了这两座名都，到处都是口呼“天诛”的志士，这些人被称为“人斩”。文久二年（1862年），土佐藩大思想家吉田东洋被本藩的那须信吾等人所杀；同年，佐幕派官僚岛田左近被萨摩藩志士田中新兵卫所杀；元治元年（1864年），主张公武合体和开国论的大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被熊本藩志士河上彦斋所杀……
　　为了扭转日益恶化的治安，恢复京都的秩序，幕府招募了大批浪人，组建起一支名为“浪士队”的准警察部队。其后“浪士队”改名“新征组”，被调往江户，很多成员不愿意离开京都而滞留了下来，为了避免这些浪人成为更大的祸害，京都守护职、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把其中部分人招募到麾下，组成了“新选组”。
　　新选组的中坚分子，乃是以近藤勇为首的来自于武藏国多摩郡乡下的一批下级武士，这个组织以行动迅速，下手狠辣而享誉一时。但在恢复京都治安的同时，新选组逐渐成为佐幕派的一枚棋子，成为屠杀尊攘志士的刽子手，成为逆潮流而行的反动者，这实在是相当可悲的事情。

　　●无谋攘夷

　　文久二年（1862年）元月，老中安藤信正在坂下门外遭到袭击。二月，德川家茂将军和御妹和宫正式举办婚礼。四月初，萨摩藩隐居岛津久光（岛津齐彬之弟，现任藩主忠义之父）率领藩兵进京，请求朝廷下旨敦促幕府，改革政治制度，并且明令攘夷。
　　四月三日，萨摩藩的激进尊攘派有马新七、田中谦助等人想要趁此时机举兵倒幕，他们在京都旅馆寺田屋集结，计划首先杀死关白九条尚忠和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此事为岛津久光得知，就派遣奈良原喜八郎等九人前往弹压，双方发生冲突，结果有马新七等六人当场死亡，另有两人翌日即被勒令自殺——是为“寺田屋骚动”。
　　这一事件恰好说明了公武合体派和倒幕派之间的分歧已经无可磨合，虽然同样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但两派根本上就已经分道扬镳了。
　　其后岛津久光与朝廷敕使先后前往江户，幕府被迫对其强横态度作出妥协，于当年七月任命松平庆永为政事总裁，德川庆喜担任将军的后见，同时放宽参觐交待制度。幕府还答应，家茂将军将于次年也即文久三年（1863年）上洛觐见天皇，正式宣布攘夷。八月，岛津久光从江户回藩途中，路经横滨附近的生麦村，其家臣以四名英国人冲撞了久光的坐骑为理由，拔刀相向，当场砍死一人，砍伤两人——是为无谋攘夷的重要代表：“生麦事件”。
　　家茂将军是次年三月上洛的，当年四月，确定了攘夷期限为五月十日。这种攘夷，事实上就是把外国人全部赶出日本，恢复幕府旧有的锁国体制，它是根本悖离时代发展潮流的，因此也必然引发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
　　且说攘夷之诏一下，幕府权威徒然提高，各地尊攘志士无不欢欣鼓舞。首先动手攘夷的是长州藩，长州军利用海岸炮台封锁了关门海峡，随即向企图通过此处的美、法、荷兰等国商船和军舰开炮。六月一日，美、法两国舰队发动全面反击，长州军损失惨重。
　　其次和西方列强全面交火的是萨摩藩。因为岛津久光拒绝严惩“生麦事件”的凶手并向英方支付高额赔偿，英国舰队就于文久三年（1863年）七月砲击鹿儿岛。担任萨摩藩前线指挥的乃是久光的宠臣大久保利通，他本以为经过多年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苦心经营的沿岸炮台可以抵挡住英军的进攻，谁料激战过后，伤亡惨重，藩城鹿儿岛遭到严重破坏。这场“萨英战争”极大地刺激了大久保利通等萨摩藩尊攘志士，他们原本狂热的头脑逐渐冷静了下来，思想逐渐从锁国向开国转化。
　　最终大久保利通从幕府借得巨款赔偿英国，双方取得了和解，同时萨摩藩开始加强与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合作，加速了开国的步伐。
　　无谋攘夷终于产生了恶果，不过仍有相当一大批激进尊攘派看不清形势，仍然执着锁国的理念，认为都是幕府指挥不力才导致了对外夷战争的失败，于是以长州的真木和泉等人为首，开始策划让天皇“攘夷亲征”。所谓的“攘夷亲征”，实际上是彻底推翻天皇朝廷委任幕府处理政务的旧体制，要将大权收归朝廷，对于凝聚全国力量，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来说，这本是非常具有进步性的举动，然而就其攘夷初衷来说，其实也相当的无谋而可笑。
　　佐幕势力当然不可能看不清真木和泉等人的真实用意，于是以萨摩、会津两藩为首，也开始计划将尊攘派的势力彻底从京都清除出去，完成他们所谓“公武合体”的调和Ｚ義理想。八月十八日凌晨，支持公武合体的中川宫亲王、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会津藩主）等人指挥萨摩和会津的藩兵控制了皇宫，随即下诏剥夺了数名尊攘派公卿的职务。三条实美、三条西季知、东久世通禧等七名公卿被迫逃出京都，往依长州等藩——史称“七卿落难”。
　　这就是“文久政变”，又称“八月十八日的政变”。
　　激进尊攘派当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们陆续在各地起事以反抗幕府的统治，想要杀回京都。其实早在“八月十八日的政变”以前，公卿中山忠光就组建的“天诛组”，在大和举兵，政变爆发后，筑前藩士平野国臣又占领了但马国生野代官官署。这些起义陆续都被幕府指挥各藩围剿，血腥地Ｚ压了下去。
　　而激进尊攘派中最大的集团长州藩则正策划着更为危险的举动，他们打算从内部扰乱进而占领京都，挟制天皇，让天皇下诏讨伐江户幕府——这一行动被称为“夺玉”，“玉”指的就是当时在位的孝明天皇。
　　次年是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五日，负责京都治安的新选组逮捕了一名化装成武具商的尊攘志士古高俊太郎，俊太郎受刑不过，供出当晚将有长州、土佐、肥后等脱藩志士二十余人聚集在京都三条河原町的旅馆池田屋开会，打算在京都纵火，然后趁乱攻入皇宫，夺取天皇。于是新选组在通报了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以后，快速展开行动，乘夜奇袭了池田屋，包括宫部鼎藏、吉田稔麿在内的七名志士被当场斩杀，其余数人被逮捕——桂小五郎倒是侥幸逃得一命，被迫化装成乞丐逃出京都。
　　“池田屋事变”，可以说是日本维新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长州藩从此作为倒幕的急先锋稳稳站在历史的舞台上。

　　新选组悲歌

　　“新选组”也写作“新撰组”，是在文久三年（1863年）四月正式成立的。
　　且说会津藩主松平容保在前一年（1862年）的闰八月就任京都守护职，负责京都的治安，为了增强警备力量，他经过幕府的同意，授命鹈殿长锐、清川八郎、佐佐木只三郎等人招募浪人，组建了“浪士队”。但因为浪士队内部品流复杂，大量攘夷志士也蜂拥而入，使得容保等人害怕这支队伍无法维持京都治安，反而变成動亂之源，于是在文久三年（1863年）年初将其取缔，主力调往江户，编成“新征组”。
　　浪士队被取缔后，队员芹泽鸭、近藤勇等人前往求见松平容保，陈述了自己对幕府的赤胆忠心，容保深受感动，就允许二人创建新选组。新选组设立之初由三驾马车共同指挥，也即上面提到过的芹泽鸭和近藤勇，还有一位新见锦。然而到了当年的九月，内部纷争暴起，首先是新见锦被勒令自殺，随即芹泽鸭在与情人幽会岛原料亭的时候，被近藤一党的土方岁三、山南敬助、冲田总司等人刺杀。
　　从此近藤勇成为新选组的唯一首脑——局长，实际主导队务的则是副长，人称“智囊”的土方岁三。近藤勇出自武藏多摩地区，本是小剑术流派“天然理心流”第三代近藤周作的养子，后来继承为第四代传人，新选组内很多成员也都是他的同门。
　　当初德川家康建都江户时，为防一旦有变，可以使后代将军安全撤至甲府，因此采纳了大久保长安的建议，在多摩八王子地方布下一哨人马，这哨人马由原住民五百人，加上武田遗臣五百人组成，称为“八王子千人队”。传说新选组中坚力量大多是八王子千人队的后裔，因此对德川幕府秉持着强烈的忠义之心——六番组长井上源三郎已被证实确为这种身份。
　　新选组创建以后，即在京都各町巡逻，一开始的目的是捕拿妄图闹事的宵小，但因为很多尊攘志士都想在京都掀起纷乱，以便混水摸鱼地夺“玉”，所以很快的，新选组就成为了尊攘派的死敌。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五日，发生了“池田屋之变”，新选组随之名声大噪。
　　新选组对内管理严格，法度森严，对外则行动迅速，血腥无情，在他们的管理下，京都治安略有好转。然而随着德川幕府的垮台，新选组也日趋走向没落。在倒幕维新的戊辰战争中的每一仗，几乎都可以看到新选组成员的身影：先是伏见·鸟羽之战，江户无血开城后还有上野之战、会津之战和最后的箱馆之战。最终在新政Ｆ军攻打五稜郭的时候，人称“鬼副长”的土方岁三中弹身亡，标志着新选组的彻底覆灭。
　　除土方岁三外，新选组的其他重要成员的下场是：近藤勇曾在关东地区组建甲阳镇抚队与新政Ｆ军对抗，战败后被处以斩刑；一番队长、剑术高手冲田总司在戊辰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因肺结核而死；参谋伊东甲子太郎和五番队长武田观柳斋等人在内部斗争中被整肃；总长山南敬助和八番队长藤堂平助等人脱队后遭到斩杀或被勒令切腹。
　　只有二番队长永仓新八和三番队长斋藤一侥幸活了下来。永仓新八在戊辰战争前就脱队而去，自组“靖兵队”与新政Ｆ军对战，会津战争后被赦免，恢复了松前藩籍。斋藤一曾在会津城下代替土方岁三指挥战斗，兵败后遭到流放，战争结束后，他改名藤田五郎，进入警视局，退役后就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工，直到病殁。

●禁门之变

　　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五日爆发的“池田屋事变”，使得长州激进尊攘派的活动从地下转入地上，毛利家三名尊攘派的家老——益田右卫门介、福原越后和国司信浓——在中下级武士的煽动下，决定指挥兵马进京，对“八月十八日的政变”提出申诉。这种轻率的举动受到了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稳健派的反对，然而他们的努力劝说最终化成了泡影，长州军还是出动了，将领除三家老外，还包括“游击队”队长来岛又兵卫，以及被迫从征的久坂玄瑞等人。
　　长州藩最初的藩论是倾向于锁国佐幕的，就在“樱田门外之变”前后，长州藩内制定了三条基本纲领，那就是：一，尊王；二，佐幕；三，恪守藩祖（毛利辉元）以来的忠义之心。然而重臣长井雅乐却跳出来大唱反调，向藩主毛利敬亲提出了《航海远略策》，指出毁约攘夷是没有好结果的，只有公武一心，开国进取，才能挽救艰危的时局。长井思想的基调，对内是公武合体，对外是开国，在得到毛利敬亲的首肯后，他前往江户说服了老中安藤信正和久世广周，又进京说服了天皇和许多公卿，为把公武两家拉上同一辆战车而费尽了心机。
　　然而长井雅乐的“航海远略论”却遭到长州藩内尊攘派的激烈反对，以松阴门下弟子桂小五郎和久坂玄瑞等人为首，纷纷提出必须“先攘夷，后开国”，想在不先解决内部矛盾、改革政治以前就向西方列强敞开大门，根本就是开门揖盗。曾经支持过吉田松阴的重臣周布政之助也站在小五郎等人一边，于是众人齐心协力把长井雅乐赶下了台。
　　长井雅乐在文久三年（1863年）二月切腹自殺，从此长州藩论全面转向尊王攘夷，并最终发动兵马上洛，酿成了血腥的“禁门之变”。
　　且说长州军总计三千人，分海陆两道杀往大坂，随即以伏见的长州藩邸为据点，大举向京都进发。当时守卫京都的是包括萨摩、会津在内的共三十个藩的部队，就兵力来说，长州军完全落在下风。然而被热血冲昏了头脑的长州激进尊攘派却根本看不清形势，在他们想来，只要通过公卿上奏天皇，说明自己的尊攘大义，则天皇自然会站到自己一边，到了那个时候，萨摩、会津等藩的武士，难道还敢违逆天皇的旨意吗？
　　然而事实上当时的孝明天皇并无从幕府手中收归权力的野心，同时因为去年几场失败的攘夷战争，也已经很明确地表过态：“征服丑夷乃国家之大典……无谋之攘夷实不为朕之所望……”所以天皇是根本不会主动走出皇宫，接纳长州志士们的所谓忠心的。
　　皇宫四周布列着各藩军队，而长州军则分扎在嵯峨天龙寺、山崎天王山和伏见三处，与各藩遥遥相对。六月二十七日，松平容保命令各藩部队加强皇宫各门的警备，勿使长州一人一骑进入。七月三日，他又写信给福原越后，要求长州军尽快撤出京都附近地区，否则后果自负。
　　长州军不甘心就此退出洛中，可是面对数倍于己的兵力，也不敢贸然发动攻击。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对幕府方越来越有利，七月十八日夜晚，松平容保终于请到了幕府讨伐长州的敕命，随即带病出阵，指挥各藩军队向长州军发起猛攻。
　　长州军得到消息后，骑虎难下，被迫分道杀向皇宫，激烈的战斗就这样打响了。山崎方面屯扎着长州军的主力，主要将领有久坂玄瑞、益田右卫门介、真木和泉等人，首先遭到诸藩联军的进攻，被迫向后退却。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同时扭转战场形势，另外两路长州军大踏步地向皇宫挺进，先锋来岛又兵卫亲率两百名部下直冲向蛤御门。
　　当时守备蛤御门的乃是八百名会津藩兵，看到长州军汹涌杀来，匆忙奋起迎战，双方就此在御门前展开了激斗。作为天龙寺方面主将的国司信浓紧跟在来岛又兵卫之后加入战团，高呼“杀败会奸，冲进皇宫去求见天皇陛下”等口号拼死奋战，会津军力不能敌，节节败退，眼看御门就要被长州军攻破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直驻扎在附近、守护乾御门的萨摩岛津军却开始行动了。岛津方主将正是前几年投海不死的西乡吉之助隆盛，在他的指挥下，两百余名萨摩藩兵救援蛤御门，突然出现在长州军的背后。遭到前后夹击的长州军瞬间崩溃，素有“鬼来岛”之称的勇士来岛又兵卫身中铳弹，自度不得幸免，于是含恨切腹而死。
　　就这样，长州军最后一线转败为胜的希望就此破灭，三路军队陆续都被击溃。久坂玄瑞被迫闯入公卿鹰司邸，想要负隅顽抗，结果被萨摩、会津、桑名等藩兵团团围住。恶战一场后，玄瑞和好友寺岛忠三郎一起含泪对刺而死。
　　最后毙命的长州军大将是真木和泉，他依靠天王山地势之险，一直固守到八月二十一日，掩护三位家老顺利撤退，然后也被迫自尽了。这就是著名的“蛤御门之变”，也称“禁门之变”，长州藩第一次明确地打出尊王倒幕的旗帜，但因为准备不够充分，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最终以全面溃败而告终。据说经此一战，长州藩尊攘志士战死达三百余人，藩中舆论为之大变。

　　●功山寺起义

　　“禁门之变”爆发后，幕府传令各地诸侯，以前尾张藩主德川庆胜为总督，越前藩主松平茂昭为副将，联军讨伐长州。然而此时幕府权威已堕，诸侯各抱观望之心，都不肯使出全力，担任讨伐军总参谋的萨摩重臣西乡吉之助遂提出一计，要“以长州人来处置长州人”——这一计划取得了完美的成功。
　　且说讨伐军是元治元年（1864年）八月二日出动的，然而还没等走到长州，八月五日，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驶入关门海峡，对长州重镇下关展开了猛烈的炮击——这是对去年长州藩攻击美、法等国船只而采取的报复行动。于是藩内保守派椋梨藤太等人趁机向毛利敬亲提出，只有排斥尊攘派，并且立刻向幕府谢罪，“纯一恭顺”，才能挽救毛利家濒临灭亡的命运。
　　在这些保守派，也被称为“俗论派”的打击下，周布政之助被迫自殺，激进攘夷派的代表井上闻多（馨）遭到保守的“选锋队”的袭击，伤重而遁。于是毛利敬亲勒令益田右卫门介、国司信浓、福原越后三家老自尽，同时破弃重镇山口城，交出落难的五位公卿（七卿或死或走，留在长州的还有五个），亲笔写信向幕府谢罪，用这些屈辱的条件劝退了讨伐军。
　　这就是第一次“征长之战”，在西乡吉之助的谋划下，长州藩不战而败，藩内尊攘势力几乎被扫荡一空。然后，就该轮到狂飙突进的高杉晋作出场了。
　　与绝大多数尊攘志士不同，高杉晋作出身于一个中上级武士家庭。因为高杉氏的家纹为“丸之四割菱”，所以有传说出自甲斐武田氏，先祖是战国时代的备后国高杉城主武田小四郎春时。晋作的父亲高杉小忠太领二百石俸禄，就其在长州藩内的身份来说，可比德川幕府的旗本。晋作初名和介，自小聪颖，在藩校“明伦馆”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得到毛利敬亲、定广父子的称赞。
　　当时在“明伦馆”中还有一个高材生，同时也是高杉晋作的好友，那就是久坂玄瑞，经过玄瑞的介绍，晋作与其同时投拜在吉田松阴门下——照理说，松下村塾所招收的大多是中下级武士学生，晋作本来是不可能想到要去那样一个乡下学校进修的。
　　在村下村塾的日子里，高杉晋作受到吉田松阴深刻的影响，同时他还四处游历，先后向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等人求教，思想倾向逐渐转变为尊王攘夷。而因为他的学习成绩良好，遂被与久坂玄瑞，入江久一并称为“松下三高足”。
　　文久元年（1861年），晋作被选为世嗣毛利定广的小姓役，也就是青年侍卫官，随即他获得许可，乘坐木船“千岁丸”渡海前往上海考察和学习。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东南半壁，西方列强协助清政ＦＺ压这次运动，从而更进一步地把中国半殖民地化，上海是全中国苦难的最鲜明的缩影。在上海的这段日子里，晋作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化，一方面产生严重的危机感，深知日本若不革新自强，结果必将比清朝更惨，另方面，他的对外倾向也逐渐转向开国。
　　回藩后，高杉晋作提出“大割据”策略，想要以长州藩为基地率先进行改革，从而逐渐向外影响整个日本。在他的建议下，毛利敬亲答应组建一支“奇兵队”，和旧有的藩兵不同，这支部队不论出身，其中既有武士，也有很多商人、城市平民和农民的子弟。高杉晋作成为“奇兵队”的总督，自号东行，毛利敬亲则名其为东一（东邦第一人）和谷潜藏（深谷潜龙）。
　　受到“奇兵队”的影响，长州藩内各种半军事性组织逐一被建立了起来，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来岛右兵卫的“游击队”，以及伊藤俊辅（博文）的“力士队”、吉富藤兵卫的“鸣城队”、品川弥次郎的“御楯队”，还有“荻野队”、“膺惩队”、“第二奇兵队”，等等。其中就人数和军事实力来说，当然以“奇兵队”为其翘楚，落难长州的公卿三条实美就曾经欣然为“奇兵队”题词道：“忠义填骨髓”。
　　对于长州藩兵上洛申诉的鲁莽行动，高杉晋作持鲜明的反对态度，甚至不惜脱藩下狱，而他的好友久坂玄瑞虽然也表示反对，但态度不够坚决，最终被胁裹前往，血洒鹰司藩邸。消息传来，晋作悲恸不已，为了抵挡幕府军的攻击，挽救长州藩的危亡，他提出“武力恭顺”的主张，也即阳奉阴违，表面上向幕府低头，实际却秣兵厉马，寻机再举。
　　然而“武力恭顺”被“纯一恭顺”压倒，俗论派趁机上了台，开始残酷地Ｚ压尊攘志士，晋作也被迫亡命北九州。元治元年（1864年）十二月，幕府军还没有退尽，他就悄悄地潜回了长州，前往下关去会见“松下村塾”的同学山县狂介，商讨起义计划。
　　山县狂介本名小辅，吉田松阴评价他“志向高远，可称一个‘狂’字”，因此赐名狂介——也就是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山县有朋。狂介本为“奇兵队”的军监，后来代替高杉晋作担任总督，当晋作前来和他商量“必须打倒俗论派，掌握藩政，否则就无法挽救长州，更无法挽救整个日本国”的时候，此人大违其“狂”名，在赤根武人等谨慎派的挟制下，竟然犹豫不决，不肯协同起义。晋作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说：“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必定会完成起义大事！”
　　虽然没能拉动“奇兵队”的老部下，但高杉晋作通过不懈努力，却终于说服了“力士队”队长伊藤俊辅（博文）、“游击队”新队长高桥熊太等六十余人（一说为八十人）。他们于十二月十六日冒雪在下关功山寺起义，随即袭击并攻占了附近的新地会所。
　　藩兵三千人前往Ｚ压起义，高杉晋作身穿祖先传留下来的绀丝威铠甲，头戴乌帽子形兜，沉着应战。闻听起义的消息，尊攘派各队纷纷前来会合，就连山县狂介也坐不住了，率领“奇兵队”加入战斗，于是藩兵不敌败退。随即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晋作及其所领导的所谓“正义派”即横扫整个长州，清除俗论派，重新夺回了政权。
　　
　　●龙马奔腾

　　“功山寺起义”的第二年是庆应元年（1865年），五月，一个名叫“龟山社中”的商会悄然建立了。日本的这场近代变革，产生了所谓的“维新三杰”，而在此之前，还有“前三杰”声名更为煊赫，那就是高杉晋作、幕臣胜海舟，以及“龟山社中”的创办人坂本龙马。
　　坂本龙马本名直柔，出身非常低微，他的祖父直益本是酒店“才谷屋”的少东家，后来过继到土佐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才始取得“乡士”的资格。龙马曾经抱持着攘夷思想，脱藩前往江户，打算刺杀开国派的幕臣胜麟太郎义邦（海舟），但结果反被胜海舟说服，成为开国论的主要鼓吹者之一。
　　坂本龙马构思出了自己独特的共和政体论，随后他就在长崎龟山创立了“龟山社中”，后来又名“海援队”。“龟山社中”不仅仅是商务贸易组织，它还是尊王志士们的总联络站和情报站，利用这个组织，龙马把大量精力和金钱都投入到尊王倒幕运动中去。
　　坂本龙马并不赞成武力倒幕，他认为只有各地雄藩联合起来，才能逼迫幕府自动地“大政奉还”，也即把权力返还给天皇朝廷，完成不流血的革Ｍ。为了达成这个目的，龙马决定首先要让尊攘派的两个最大基地——长州和萨摩——携起手来。
　　萨摩藩本是尊攘派的重要基地，但公武合体的色彩更为浓厚，当坂本龙马和好友中冈慎太郎来到萨藩的时候，掌握藩中实权的就是第一次长州征伐战的总参谋西乡吉之助（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他们两人和长州的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后来被并称为“维新三杰”。
　　萨摩藩前此所以会协助幕府与长州军交战，本是为了掌握京都的实权，完成藩主岛津久光公武合体和“雄藩公议”的政治理想。可是幕府在战败长州以后却卸磨杀驴，加速恢复幕权，同时故意搅黄明令召开的雄藩会议。在这种情况下，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的思想开始倾向于武力倒幕。
　　于是，经过龙马和慎太郎的反复劝说，西乡隆盛终于答应和长州联起手来，伺机推翻幕府的腐朽统治。接着，两人又来到长州游说，虽说长州人恨透了“会奸”、“萨贼”，但眼界开阔的桂小五郎和高杉晋作还是力排众议，决定争取萨摩这个强有力的外援。
　　且说那位中冈慎太郎，乃是著名的“陆援队”的开创者。海援”、“陆援”，互为表里，虽然慎太郎之创立“陆援队”，灵感是来自“龟山社中”，但龙马之把“龟山社中”改编为“海援队”，实际是仿效“陆援队”。相比之下，“海援队”更象商团，龙马更象辩士，而“陆援队”仿佛军队，慎太郎无疑是名战士。虽然有关“龙马的主要目的是赚钱，慎太郎的主要目的才是维新”的论调简直是屁话，但中冈慎太郎在明治维新中所起的作用确实并不弱于坂本龙马。
　　二十三岁的时候，中冈慎太郎加入了武市瑞山（半平太）为首的土佐勤王党。庆应元年（1865年），是他首先建议发起萨长联盟运动，并在龙马的帮助下获得完全成功的，同年，他还完成名著《时势论》，鼓吹改革的中心在一个“战”字。
　　先说说坂本龙马的结局，庆应三年（1867年），他和后藤象二郎一起完成了“船中八策”，主张幕府将军奉还大政，把国体改为君主立宪制。“船中八策”中的许多条文，日后被原封不动地搬入明治新政Ｆ的宪法和各种法律规章中去。
　　龙马短暂的一生，为日本的振兴耗尽了心力，但他最终没能看到黎明的曙光。“船中八策”完成后的当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京都近江屋遭到一名自称大和十津川乡士的刺客的突袭，眉心中刀，当即死亡，同时一起殒难的，还有他生死与共的挚友中冈慎太郎。那名刺客，据传是“新选组”前身“浪士队”的首领之一佐佐木只三郎——但细察情势，当时许多人都有杀害龙马的动机，他究竟死于谁手，也许永远都会是一个谜吧。
　　龙马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最幸运的人，因为他死后大名传播天下，甚至蜚声海外，并且深受各阶层的爱戴——大众百姓认为他是拯救日本的平民英雄；资产者认为他是近代日本商业的始祖；民Ｚ派认为他是民Ｚ先驱；保守派认为他是尊皇的忠臣；军国Ｚ義者认为他是帝国海军的保护神。因此，龙马的名声远在“维新三杰”、甚至高杉晋作和胜海舟等人之上，不能不说是个异数。

　　●奇才大村益次郎

　　在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的反复奔走游说下，庆应二年（1866年）正月，长州重臣桂小五郎再次秘密潜入京都，在萨摩藩邸和西乡隆盛会面，签署了共同进退的同盟协议。幕府对此秘密同盟懵然无知，他们只看到了高杉晋作的“功山寺起义”，看到长州藩的割据倾向，于是决定发动第二次“征长战争”。
　　幕府首先向长州藩发去了诘问书，要求藩主毛利敬亲、定广父子退隐，并且将领地削减为十万石，移往他处，如此则可保证毛利氏的家名不被灭亡。如此苛刻的条件，就算掌握藩政的依然是俗论派，也是很难答应的。幕府正要他们不答应，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号召诸藩联兵讨伐，从而一举灭亡毛利氏，解决长州问题。
　　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竭力阻挠幕府征伐长州，前者甚至亲自领兵进入京都，号召召集有力藩主开会，共商长州问题。然而江户幕府终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茂将军还是拼凑起了各藩联军十五万之众，分从山阴、山阳、濑户内海和北九州四个方向合围长藩。幕府先锋总大将是德川茂承，家茂将军还亲自离开江户，坐镇大坂城指挥战斗。
　　消息传来，长州藩内大为震动，桂小五郎、高杉晋作急忙召集群臣商议。根据所得到的情报，幕府方三万陆军从山阴方向走石州口，五万陆军从山阳方向走艺州口，两万水陆联军从长门南方登陆走大岛口，另外主力五万以北九州的小仓城为基地走九州口，目标直指长州重镇下关和主城萩城。对比幕府的十五万大军，长州可战之兵不过区区四千人而已。
　　四千对十五万，这场仗真的很难打，然而军师大村益次郎却胸有成竹，辅助高杉晋作拿出了超级狂妄的分兵四战的策略，也就是把四千人分为四队，各堵一路幕府军，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希望能够在短期内就战而胜之。
　　这位大村益次郎本名村田藏六，是长藩周防国吉敷郡铸钱司村一个名叫村田孝益的汉方医（中医）的长男。十九岁的时候，藏六拜藩内著名兰方医（西医）梅田幽斋为师，后来又进入大坂绪方洪庵的适塾深造。
　　绪方洪庵可称是当时日本第一流的兰学家和兰方医，而身兼东西方医学之长的村田藏六因为学习成绩优异，也很快就成为了适塾的“塾头”（班长）。嘉永六年（1853年），三十岁的藏六受老师绪方洪庵的推荐，出仕宇和岛藩藩主伊达宗城，帮忙在宇和岛藩内讲解兰学，并翻译西方军事书籍。
　　治病的医生第一次接触到杀人的学问，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进步神速。很快，幕府开设了蕃书调所和讲武所，特意聘请村田藏六前往担任教授。等到了万延元年（1860年），桂小五郎因事前往江户，亲眼观看了村田藏六执刀进行人体解剖，心想如此人才，怎么竟然流落外藩呢？于是经小五郎反复劝说，藏六答应辞去宇和岛和幕府的优厚待遇，回归长州藩，担任“博习堂”的兰学教授。长州藩主毛利敬亲颇为器重他，让他继承了名门大村氏的苗字，改名为大村益次郎。
　　一直到这个时候，这位大村益次郎就表面上看来还不过一个翩翩文士而已，虽然对于东西方的各门学问都很精通，但从未领兵打过仗，说不上有经天纬地之才。只有桂小五郎认为益次郎才堪大用，等到正义派夺回藩政以后，他就委派大村益次郎进行藩内的军事改革。
　　大村益次郎的所作所为，着实让所有人全都大吃一惊。首先，他彻底抛弃了刀枪弓箭，拿出藩库中的多年积蓄购买了很多最新式的西洋枪炮，然后竟连士兵的服装也全都改了，废弃传统盔甲，一律改成黑色的便于活动的西洋式军服。上述两条还只是表面上的变革，在更深的层次上，益次郎废除了长州藩八家重臣世袭藩主马廻众的制度，打破传统的将、兵界限，全面引进西洋军制。
　　可以说，高杉晋作创建“奇兵队”，首次打破旧有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而大村益次郎的军事改革则使中下层民众得以成为将领，一扫长州藩内的封建势力，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正因如此，当幕府十五万大军汹涌攻来的时候，大村益次郎临危不乱，分析说：“各藩联军配合度差，士气低落，将领们多怀攘夷之心，不愿攻打长州，而士兵们人人思家，不肯长年在外作战。我以整编过的新式军队相迎，可以轻松取得胜利。敌人虽多，却不足惧！”
　　长州重臣会议决定，以高杉晋作担任海军总督兼九州口参谋，前往迎战坐镇九州小仓城的幕府军大将小笠原长行，大村益次郎则担任石州口参谋，迎战石见国津和野方向的敌人，其余两路也各遣将相迎。
　　就这样，第二次“征长战争”，也称“四境战争”正式爆发了。

　　●四境战争

　　庆应二年（1866年）六月七日，幕府方的“富士山丸”等四艘新式战舰驶入关门海峡，配合陆军进攻大岛炮台——大岛口之战打响了。高杉晋作闻报，急忙乘坐战舰“丙寅丸”前往救援。
　　这艘“丙寅丸”战舰是两个月前才刚从英国人手中购买而来的。本来自从第一次“征长战争”以后，幕府就禁止长州藩再进口武器，于是高杉晋作通过坂本龙马的“龟山社中”，以萨摩藩的名义，花费了三万多两的巨资购得此舰。龙马同时还为长藩运来了最新式的米尼埃铳四千三百支、格拜尔铳三千支，总花费高达九万二千两。
　　且说高杉晋作乘坐“丙寅丸”来到前线，看到幕府方的战船防备松懈，就趁夜前往突袭。“丙寅丸”撞入停泊在海岸边的幕府舰队中，两侧炮门全开，拼命轰击。幕府军猝不及防，乱成一团，结果在互相射击中伤亡惨重，被迫退回九州。
　　高杉晋作乘胜追击，通过九州口直取小仓城。他首先用海军吸引幕府方战舰和海岸炮台的火力，然后派山县狂介率军登陆，彻底破坏了小仓城附近的炮台。这是六月十一日之事，七月三日，长州军发起第二次登陆作战，突破了住吉原和大里的幕府方防御阵地，幕府大军在千余长州军的攻击下竟然节节败退，被迫退守小仓城。长州军随即凯旋回归下关，彻底解除了来自西、南两个方向的威胁。
　　再说前此的六月十三日，艺州口方面的长州军以“游击队”为主力，主动越过藩境杀入安艺国，随即遭到幕府方先锋大将德川茂承的反击，后退到小濑川西岸，隔河对峙。虽然兵力对比悬殊，但幕府军士气低落，暂时还不敢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在此前后，大村益次郎率领“南园队”、“精兵队”和长州支藩清末藩的部分兵马，一共七百余人，开到了石州口。虽然麾下士兵大都身着全新的西式军服，扛着洋枪，作为总指挥的益次郎却仍作文士打扮，身披浴衣（和式常服），戴着斗笠，腰挂短刀。从当时遗留下来的照片来看，这位总指挥相貌丑陋，面色惨白——据说是晕船所致。
　　面对新式装备的长州军，紧邻长藩的津和野龟井藩不敢抵抗，六月十七日，他们秘密送出降书，允许大村益次郎所部安全通过领内。随即益次郎就进攻幕府亲藩石见滨田藩，当时滨田藩领内驻扎的除本藩藩兵外，还包括前来会合的备后福山、纪州等藩藩兵，总兵力为五千人，总大将是幕府所派遣的军监三枝刑部。
　　六月十六日夜晚，大村益次郎改扮成农民模样，孤身一人进入诸藩兵马驻扎的益田町，详细调查了敌军兵力配属情况。大概因为他相貌丑陋，毫无威势，装农民实在装得太象，所以竟然丝毫也没有被敌人察觉，侦查完毕后安然退回本阵。益次郎是很注重战前侦查的，此外他还曾说过这样的名言：“吃败仗的时候与其无谓地继续抵抗，不如早早撤退为好。”这句话彻底颠覆了以战死为荣耀的传统武士精神。
　　次日凌晨，大村益次郎分兵三路突入益田町。长州军武器精良，射程较远，同时在益次郎的苦心训练下，利用町内各种掩体作战的技术也比幕府军为高，因此以寡击众，仍然很快就赢得了胜利，敌将三枝刑部也中弹殒命。据说坂本龙马曾受桂小五郎之邀观看了“四境战争”的整个过程，他留下笔记说：“长州军绝不布设密集队形，而是分散冲锋，使得中弹的人很少。”
　　这是一场新旧之间的战争，在长州军新式武器和新式战法的攻击下，传统的武士战法如同石下之卵一般被彻底粉碎。据说滨田藩士岸近江本是宝藏院流的枪术名家，藩中数一数二的勇士，但在长州军乱铳射击下眨眼就被打成了筛子。
　　败退的幕府军后退到滨田城西面十二公里外的山区，企图凭藉大麻山、云雀山、鸢巢山等天险阻遏长州军继续挺进。但是大村益次郎调来了数门新式大炮，对上述山头进行猛烈轰击，最终大麻山、云雀山次第陷落，鸢巢山的幕府军一哄而散。七月十八日，长州军开始猛攻滨田城，滨田藩主松平武聪等人慌忙经海路逃往松江。
　　七月十九日，大村益次郎率领长州军进入滨田城，在城下町中各处都竖立起“长州支配”的木牌，并且随即占领了附近幕府直辖的石见银山。滨田城的陷落，标志着幕府军石州口一路的彻底失败。
　　幕府军四路来攻，结果除艺州口一路仍在对峙外，其余三路全都遭到惨败。即便如此，高杉晋作依然不肯罢休，他于七月二十七日亲率“奇兵队”八百人再征小仓。没有了实力强劲的萨摩藩参战，各藩藩兵完全不是长州军的对手，纷纷后退，直到雄藩肥后派兵前来救援，才勉强止住了颓势。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家茂将军在大坂去世的消息，七月三十日晚间，幕府方总大将小笠原长行抛弃军队，乘坐军舰逃回大坂，肥后、久留米、柳河等藩兵马也各自退去。八月一日，小仓城中燃起熊熊烈火，藩中家老以破弃城堡为条件请求和长州缔结和约。
　　激烈的“四境战争”就此拉下了幕布。

　　维新志士的结局和影响

　　明治维新“前三杰”中，开国派幕臣胜海舟后来在新政Ｆ中担任海军司令、参议长等职务，被后世尊崇为日本近代海军的创建者之一，而调和派坂本龙马则出乎意料地成为魅力无穷的超级偶像。
　　高杉晋作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一代雄才，他所主导的“功山寺起义”和“四境战争”彻底扭转了全日本佐幕和倒幕两派的力量对比，为最终推翻德川氏幕府扫清了道路。然而明治维新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晋作的评价却并不甚高。一方面，很多武士失去了世代相传的俸禄或土地，失去了他们统治者的身份，对于最先打破“士农工商”身份限制的晋作恨入骨髓，另方面，晋作本人也有着让人非常迷惑的坏毛病存在。
　　高杉晋作虽然鼓吹“四民平等”，吸收平民和农民参加“奇兵队”，但他本身却往往摆出一副上级武士的臭架子。生前，他自称“奇兵队开辟总督”，率扈从、携艺妓、张羽伞，悠然醉步于下关街头，并告诫其妻雅子“须牢记武士之妻与町人百姓之妻的身份区别”。在他死后，雅子也因此始终不肯接受身居高位的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等人的资助，说：“武士之妻，再穷也不能靠足轻辈的接济过活。”
　　再说所谓的“维新三杰”，那就是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即正文中提到过的桂小五郎，明治维新后，他受到大久保利通的排挤，愤而下野，最终于明治十年（1877年）病殁于京都，享年四十五岁。
　　大久保利通不仅排挤长藩的木户孝允，还同时打压原本志同道合的西乡隆盛，据说因为隆盛提出“征韩论”（主张利用对朝鲜发动战争来转嫁国内矛盾），大久保利通认为此乃不智之举，遂联合木户孝允等人把隆盛赶出了政Ｆ——不过也有专家指出，所谓“征韩论”最早并不是西乡隆盛提出的，而要说隆盛力主发动侵略战争，或许也只是刻意往他头上扣的屎盆子。
　　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之间的真正矛盾，其实是在于对待旧武士的态度方面，利通认为不合时宜的东西就该全部清除掉，而隆盛则同情那些毫无谋生手段，即将因为废黜旧封建制度而变得一贫如洗的中下级武士们。于是最终隆盛离开政Ｆ回到萨摩鹿儿岛，聚集落魄武士，开办军校、维持治安，实际是建立了不受中央控制的独立王国。明治十年（1877年）二月，心怀不满的旧武士拥立隆盛为主，发动了对政Ｆ的叛乱，也即“西南战争”。叛乱失败后，西乡隆盛切腹自殺。
　　旧武士家族的后裔因此对这位失败的曾经想开历史倒车的家伙格外崇敬，一直到今天，日本人都称西乡隆盛为“庶民的英雄”。确实，大久保利通所掌控的独裁政Ｆ绝不是人民的救星，然而隆盛发动叛乱的目的又怎会是为了拯救普通的民众呢？
　　且说西乡隆盛被赶下台后，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独掌政Ｆ实权。当时的内务省，其权限除行政外，还包括治安、工商业及部分财政、司法权，大久保利通以大隈重信（大藏卿）和伊藤博文（工部卿）为左右手，建立了完整的独裁体系。
　　当时局势混乱，晦暗不明的日本确实需要一个独裁者，但这样一个独裁者，其下场也肯定是悲惨的。就在西南战争结束后的翌年（1878年）五月，大久保利通在行路途中被刺，刺客据传是西乡隆盛的余党岛田一郎。
　　同样遇刺的还有足智多谋的大村益次郎，他在明治维新后担任兵部大辅一职，大力推动军事改革，吸纳各阶层民众从军，从而惹怒了保守派旧武士们，终遭暗杀。可怜的是，益次郎当时并没有被杀死，在病床上足足折腾了一个月，最终却因伤口感染而一命呜呼了。

　●夺“玉”行动

　　孝明天皇庆应二年（1866年）六到八月间爆发的第二次“征长战争”，以十五万幕府军被四千长州军击败而告终。从此幕府威望直落谷底，家茂将军去世后，其后见人德川庆喜被迫下令终止战争，全线撤退。十二月五日，德川庆喜继任为第十五代征夷大将军，也是江户幕府的末代将军。
　　长州之所以能够在“四境战争”中取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在于幕府的腐朽、诸藩联军的装备既差，配合度又不高，而长州则经过军制改革，装备精良，同时上下一心，士气高涨。此外，萨摩以及英国对长州的暗中支持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英、法两国争夺對日本的控制权，英国认为幕府已经彻底腐朽，无法利用它来统治整个日本，因此转而支持藩政开明，并且逐渐打开国门的萨摩、长州等藩，希望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雄藩联合体制——也就是坂本龙马所设想的那一套。而法国看到英国这种态度，反倒加强了支持幕府的力度。可以说，如果没有英国人掺和，长州未必能够轻松打赢“四境战争”，而如果法国人不在其中搅事，大概高杉晋作在战胜后会趁胜追击，直薄京都去吧。
　　且说这位志气冲天的高杉晋作，在“四境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呕血卧床，随即在第二年也就是庆应三年（1867年）四月十四日永远闭上了眼睛，享年仅二十九岁——查其病因，乃是慢性的肺结核。
　　而另一方面，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在继位前不久就开始了一系列幕政改革，内容包括购买武器，改革军制，改组幕府，以五位老中分掌五局，等等，在法国人的帮助下，颇有振作自雄，重新建立以幕府为中心的统一国家的意愿。这次改革能否最终成功暂且不论，但很明显的，一旦幕府统治稍有起色，庆喜将军很可能再开征长之役。
　　正因如此，萨摩、长州等藩丝毫也不敢因为幕府军被击退而大松一口气，他们计划着乘胜追击，从政治和武力两个方面彻底颠覆幕府的统治。说来也巧，就在家茂将军去世后不到半年，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明天皇也猝然驾崩了，终年三十六岁。
　　孝明天皇是坚定的攘夷论者，但同时也是佐幕派，他仍想维持传统的幕藩体制，只不过希望幕府对朝廷的态度更为恭顺，自己对政治有更大的發言权而已。尊攘派数次遭到迫害驱逐甚至杀戮，除了幕府在挥舞屠刀外，孝明天皇其实也“功不可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天皇才是倒幕派的最大敌人，所以也有天皇实际是被倒幕派暗杀的说法流传至今。
　　继承天皇宝座的乃是孝明之子睦仁亲王，继位一年零九个月后改年号为明治，故称明治天皇，而所谓的“明治维新”也正是由此得名的。这位天皇继位时年仅十六岁，说不上幼小无知，可也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这使得倒幕派大为欢喜，认为这才是自己应该夺取的一块良“玉”。
　　明治天皇才一继位，倒幕派公卿立刻行动了起来，其核心人物乃是蛰居在家的下级公家岩仓具视。岩仓具视本是中纳言堀河康亲的次子，后来过继给岩仓家，因为受到关白鹰司政通的器重而担任朝官。他原本是支持公武合体论的，因为推动“和宫降嫁”而成为尊攘派的眼中钉，被剥夺官位，勒令蛰居。大概遭此大难后，具视终于看清了天下大势，认识到公武合体断不能行，而尊攘派势力庞大，并且日益倾向颠覆幕府，这是历史潮流，根本无法阻遏，于是思想逐渐转向尊王倒幕。
　　庆应三年（1867年）元月，明治天皇登基，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掌握了朝政。这位炽仁亲王曾与和宫有过婚约，但被幕府横插一刀，搞了个“和宫降嫁”，把未婚妻掳到江户去了，亲王当时是敢怒而不敢言，等到孝明天皇一咽气，立刻就跳了出来，把矛头直指幕府。在炽仁亲王的努力下，朝廷颁下诏旨，赦免了从前被处罚和放逐的大批公卿，岩仓具视以及流亡在外的三条实美等人得以重归政治舞台。
　　且说当年“七卿落难”，逃离京都，往依长州毛利氏，但随即因为第一次“征长战争”，幕府命令长州交出剩下的五卿，把他们流放去了北九州。庆应三年（1867年）三月，在炽仁亲王和静宫清保亲王（晃亲王）的奏议下，这五卿终于重归朝廷，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等人就和萨、长势力联起手来，准备收拾残局，推翻幕府统治——这一派人被称为“王政复古派”。
　　所谓“王政复古”，表面上的意思是恢复古代的天皇制，在天皇朝廷和百姓之间不再插进一个武家的幕府，天皇成为实至名归的国家最高首脑，然而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打着天皇的旗号来倒幕，想要建立一个近代化的、西式的君主立宪国家而已。
　　在朝廷的支持下，上下两股势力开始积极活动。在上，岛津久光、伊达宗城、松平庆永等藩主先后率兵上洛，尊攘派基本控制了京都及其附近地区；在下，萨摩、长州、土佐、安艺等藩的实权人物先后达成联兵倒幕的密约。眼看全国性倒幕大势将成，倒幕派就要动手，突然间，三不知跳出一个山内容堂来，几乎坏了大事。

　　●小御所会议

　　山内容堂本名丰信，乃是南海雄藩土佐高知的前任当主，据说酒量很大，人称“鲸海醉侯”，是公武合体论的积极鼓吹者。当初黑船来航，国门被迫打开，山内丰信立刻重用吉田东洋等开国派进行藩政改革，成效卓著。不过东洋对内思想是倾向于佐幕的，山内丰信也与之相同。传说水户藩尊攘派领袖藤田东湖与丰信交好，曾经秘密对丰信说：“我藩是御三家之一，不能采取过激行动，而作为外样的土佐就当以谋反为主要目标了。”丰信闻言“哈哈”大笑，说：“诚之进（东湖）又在胡说八道了。”
　　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兴起“安政大狱”，作为“一桥派”的干将山内丰信当然无法幸免，被迫把家督之位让给儿子山内丰范，自己退居二线，改名为“容堂”。井伊大老被刺后，山内容堂重登政治舞台，大力推动“和宫降嫁”和公武合体。然而他不在位的这段时间内，土佐藩内的激进尊攘派已经得势，他们刺杀了吉田东洋，而以武市半平太（瑞山）主持藩政。
　　山内容堂着力打压激进尊攘派，终于在庆应元年（1865年）的闰五月，也就是第二次“征长战争”爆发前不久，将武市半平太下狱处死，一扫激进尊攘派的势力，改以态度温和的后藤象二郎主持藩中政务。后藤象二郎随即和坂本龙马合作完成了“船中八策”，想要通过不流血的革Ｍ来完成政治改革。
　　“船中八策”深得山内容堂之心，为了避免倒幕派引发战争，容堂就派后藤象二郎拿着自己的计划书去京都游说。这套计划的中心思想为“大政奉还”，即让幕府把现有的统治权名义上奉还给天皇朝廷，由天皇指定设立一个以幕府将军为议长，包括各地雄藩大名在内的“列侯会议”。山内容堂认为这样就可以在不引发流血战争，不颠覆幕府，“忠义两全”的情况下改革朝政了。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一套分明还是“公武合体”的老花样，所以后藤象二郎到处游说，却到处碰壁，就连土佐藩军事总裁坂垣退助也说：“奉还大政之言虽美，却全是空话。德川氏从马上得天下，若不能在马上将其夺回，就不能打倒其数百年来的霸业！”山内容堂大骂退助所言是“暴论”，立刻将其解职，同时命令后藤象二郎以土佐一藩的名义直接把计划书提交给朝廷和幕府。
　　幕府立刻牢牢抓住这一根救命稻草，庆应三年（1867年）十月十四日，德川庆喜将军上奏请求“大政奉还”，并表示愿意辞去征夷大将军之位。面对幕府的这种恭顺姿态，部分决心不够坚定的倒幕派公卿和大名表示可以接受，而态度坚决者则趁机更加紧对京都地区的控制。十一月十三日，萨摩藩主岛津茂久（即岛津久光之子岛津忠义）领兵上洛，要求朝廷召开会议，下达“王政复古”的大号令。
　　十二月九日早晨，朝廷下达“王政复古令”，同时在小御所召开会议，齐集公卿百官和有力大名，商讨改组政Ｆ的问题，最终决定撤销传统的关白和各种养老令官职，以炽仁亲王为总裁，公卿中山忠能、三条实爱等人，以及大名松平庆永、山内容堂等人为议定，组成新的政Ｆ，岩仓具视、后藤象二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则担任参与，负责具体事务
　　会议开了一整天，到了晚间，开始商讨如何处置德川幕府的问题，岩仓具视侃侃而谈，提出勒令幕府“辞官纳地”，即要求德川氏辞去世袭的征夷大将军职务和朝廷所授予的官职，同时交出所有幕府直辖地，等候新政Ｆ裁处。
　　此言一出，山内容堂第一个跳出来表示反对，说这分明是一场政变，是“暴举”，随即前越前藩主松平庆永也指责这是“刑名为先，道义为后”，要求立招德川庆喜与会——德川庆喜本人和佐幕的急先锋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桑名藩主松平定敬害怕遇害而不敢出席小御所会议——否则就是不公平。西乡隆盛并没有正式参与会议，而负责在外守卫宫门，他在听说上述争吵后，冷冷地说：“此时口舌无用，当用刀剑！”有了这位实权人物撑腰，岩仓具视的态度更为強硬了，后藤象二郎急忙提醒家主山内容堂：“大势已定，强争无益。”山内容堂被迫退缩，于是公武合体派全面罢战，倒幕派占据了主动，最终确定了“辞官纳地”的决议。
　　小御所会议的决定传到二条城、大坂和江户，德川庆喜茫然失措，而其手下幕臣无不怒发如狂。幕府时代改易大名，造成很多藩士变成生活窘迫的浪人，没想到这种境况今日会返还幕府本身，如果真的把“天领”（幕府直辖地）都交了出去，旗本们还有什么活路呀！于是幕臣们集体鼓噪，到处作乱，江户城中的萨摩藩邸首先受到冲击。
　　这是庆应三年（1867年）十二月底的事情。第二年为庆应四年（1868年），九月改元明治，农历是戊辰年，倒幕战争终于全面爆发了，史称“戊辰战争”。

　　●江户无血开城

　　小御所会议召开后，德川庆喜拒不接受命令，不肯“辞官纳地”，他反过来还指斥倒幕派为“奸”，从二条城退至大坂，聚集兵马，打算“清君侧”。在幕府武力威胁和山内容堂等人的内部破坏下，朝廷态度趋软，决定将“辞官”之官改为“前内大臣”，“纳地”之地改为“政务费用”。眼看小御所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即将全面流产，西乡隆盛就指示尊攘志士在江户城内引发暴动，逼迫幕府抢先开战。
　　庆应四年（1868年）元旦，幕府发布“讨萨表”，命令诸藩联合出兵，把萨摩藩的势力从京都驱逐出去。一月三日，幕府军一万五千人经鸟羽街道北上进攻京都。此时守卫京都的倒幕方只有长州一千五百人和萨摩三千五百人，兵力对比为三比一。
　　在鸟羽口四塚关门，包括会津藩兵、新选组在内的幕府军遭到萨摩藩士椎原小弥太所部的阻拦，战斗在一月三日下午五时正式打响。几乎同时，守备伏见御宫的长州军也和幕府部队交上了火，是为“伏见·鸟羽之战”。
　　虽然武器精良，组织严密，终究众寡悬殊，萨、长两军打得极为艰苦，西乡隆盛已经做好了让明治天皇乔装成女官逃出京都，退往长州的准备——天皇男扮女装逃亡，似乎也是日本历史上的惯例。
　　正在危急之时，大久保利通向新政Ｆ方面的总大将仁和宫嘉彰亲王献上一捆“御旗”——这是他和岩仓具视早就准备好的，上绣有日、月或者皇家纹章十六瓣菊的十二面旗帜。据说当年后鸟羽上皇发动“承久之乱”，谋划打倒镰仓幕府的时候，就曾向部队颁发过“御旗”，其后后醍醐天皇也玩过这一招，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现在萨、长联军也打出了这些旗帜。
　　新政Ｆ下令，宣布德川氏为“朝敌”，幕府军为“贼军”，相对的，打着御旗的新政Ｆ主力萨、长联军自然就是“官军”了。“御旗”在前线高高举起，受过多年朱子学尊王思想洗脑的幕府军见之大惊失色，士气瞬间崩溃，于是乎狼狈后撤。
　　一月六日晚间，知道大势已去的德川庆喜、松平容保等人秘密潜出大坂城，乘坐军舰“开阳丸”逃往江户。主帅临阵脱逃，幕府军更无复振的希望，将士们纷纷议论：“大树（指幕府将军）已去，咱们还怎么打仗？”于是四散逃离。
　　就这样，仅仅经过了四天的激战，“伏见·鸟羽之战”以新政Ｆ军大获全胜而告终，随即西国、近畿各藩全都声明拥护新政Ｆ。在一月七日的小御所会议上，商议追讨幕府之事，山内容堂还想顽抗，高叫说：“庆喜不是贼臣，这是萨、长引发的私斗！”结果遭到岩仓具视的怒斥，最终被迫俯首认输。
　　新政Ｆ决定剥夺德川庆喜、松平容保、松平定敬等二十六人的官职，将旧幕府“天领”直接划归朝廷直辖——你既然不肯“辞官纳地”，那我就直接剥夺好了。同时新政Ｆ还下令以炽仁亲王为东征大总督，发兵分东山、东海、北陆三道讨伐江户幕府。
　　且说德川庆喜是一月十一日回到江户城的，他立刻召集群臣商议对策。经过去年的幕府改革，此时那些世袭老中、重臣已经没有什么發言权了，掌握幕府军队权力的分别是勘定奉行小栗忠顺、步兵奉行大鸟圭介、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以及军舰奉行胜海舟。前三人主战，只有胜海舟主和，最终德川庆喜采纳了海舟的建议，自动离开江户城，前往上野的宽永寺“谨慎”。
　　二月十五日，新政Ｆ五万大军离开京都，三月五日进入骏府城，把此处作为进攻江户的大本营。幕府先后派了多批包括僧侣在内的社会人士前往骏府，请求议和退兵，都被东征大总督炽仁亲王严辞拒绝了。留在江户主持大局的胜海舟无耐之下，只得搬出了“精锐队”头领山冈铁舟。
　　胜海舟、山冈铁舟与另外一位高桥泥舟，并称为“幕末三舟”。且说这位山冈铁舟奉命前去和东征军参谋西乡隆盛交涉，态度不卑不亢，时人都称“朝敌德川庆喜有家臣山冈铁舟盛风凛凛。”在山冈铁舟的努力下，西乡隆盛答应维持德川家系，并且留下德川庆喜一条小命，送他去水户藩待罪，而幕府方则答应打开江户城门，把包括军舰在内的所有武器都移交给新政Ｆ军。
　　三月十四日，胜海舟亲往江户城下萨摩藩邸会见西乡隆盛，最后敲定了“江户无血开城”——本来次日就是新政Ｆ军对江户展开全面进攻的日子。思想开放，曾经暗中支持过尊攘派，同时也是幕府海军的缔造者的胜麟太郎海舟，因为此举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而得以垂名青史。

　　●上野和北越

　　新政Ｆ军占领江户城，并不是战争的最后终结。且说大军一进城，立刻派尾张藩兵巡查城防，派肥后藩兵收缴武器和收容旧幕府军，但结果肥后藩兵一共才找到七百二十二梃各式火铳和收容了两百名旧幕府士兵。武器和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德川庆喜跑去上野宽永寺“谨慎”的时候，幕臣十七人组成了“尊王恭顺有志会”，立誓要维护幕府的统治。二月底，这个组织扩大到两百余人，随即由涩泽成一郎和天野八郎将其改组为军队，固守宽永寺警护将军，起名为“彰义队”。江户无血开城，德川庆喜前往水户以后，“彰义队”仍然不肯散去，聚众两千余人，日夜骚扰江户城的安全。西乡隆盛数次派兵前往Ｚ压，却始终无法将其剿灭。
　　闰四月，朝廷任命大村益次郎为军防事务局判事，单骑东下，前来解决上野“彰义队”的问题。于是西乡隆盛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大村益次郎，商定调动主力从西、南两面进攻宽永寺，于五月十五日晨展开猛烈进攻。
　　宽永寺防备严密，两千余“彰义队”固守西、南方向各门。新政Ｆ军总共三千人，大村益次郎安排战斗力最强的萨摩、肥后、因幡三藩兵马攻击南方的黑门，对战敌军主力，长州军则进攻西方的清水、谷中二门以为牵制，此外，肥前、尾张、备前等藩兵马在宽永寺西南方向构筑炮兵阵地，掩护前线部队的进攻。
　　三千攻，两千守，本来这仗是很难打的，然而因为肥后等藩的远程炮火支援，使得武器装备较差的“彰义队”很快就落在了下风。战斗从早晨七时打响，到了午后，长州军终于突破谷中门进入宽永寺，正在与萨摩军鏖战的“彰义队”腹背受敌，在下午五时左右扔下两百多具尸体，四散奔逃。
　　“彰义队”的首脑天野八郎逃进江户城中躲藏了起来，数日后被新政Ｆ军捜出关入监狱，不久后死于狱中。
　　前面提到过，“彰义队”的开创者本是涩泽成一郎，他因为受到天野八郎的排挤而被迫退出，另外组建了“振武军”。“彰义队”在五月十五日覆灭，余党很多都加入了“振武军”，数量激增到一千余。五月二十三日，大村益次郎率领三千新政Ｆ军猛攻“振武军”，将其击溃，涩泽成一郎逃亡东北地区。就这样，江户周边地区终于基本稳定了下来。
　　然而，就在大村益次郎横扫关东的时候，新政Ｆ军在北陆地区却陷入了苦战。且说当年的四月二十七日，新政Ｆ军北陆方面军占领了越后中西部的小千谷，传令附近诸侯迅速表明态度，是支持新政Ｆ，还是支持“朝敌”德川氏。
　　消息传到七万石的幕府谱代长冈牧野藩，家老河井继之助召集群臣商议对策，部分家臣倾向于新政Ｆ，部分倾向于旧幕府，互相攻讦不休。最终河井继之助敲定了“武装中立”的方针，并且亲自前往小千谷去和新政Ｆ军谈判。
　　河井继之助希望新政Ｆ军考虑长冈藩内舆论无法统一的矛盾处境，暂且绕过长冈藩东进，然而这个要求却被新政Ｆ军军监岩村精一郎一口回绝了。继之助劝说道：“德川氏已经表示恭顺，江户城也打开了城门，时至今日，战争已经毫无必要了。如果开战，只能导致生灵涂炭和国家疲弱，西方列强趁虚而入。贵军暂且绕路而行，以待本藩内部继续讨论对策，又有何不可？”
　　继之助所言很有道理，然而从新政Ｆ军的角度来看问题，是不能在长冈藩向背不明的情况下轻率东进的，那样等于在自己背后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彈。最终谈判破裂，恼羞成怒的河井继之助回到长冈，立刻秣兵厉马，准备和新政Ｆ军恶战一场。
　　当然，以区区长冈七万石，虽然经过河井继之助多年经营，兵强马壮，也终究是无法与新政Ｆ大军相抗衡的，于是继之助就加入了以北陆和东北地区旧幕府亲藩、谱代为主体所组成的“奥、羽、越列藩同盟”，求取援兵，共同拒敌。
　　同盟军北陆地区的主将就是河井继之助，而新政Ｆ军的实际指挥者是北陆道镇抚总督府参谋、长州重臣山县狂介。双方于五月十日首先在信浓川边交上了火，第一回合，因为尾张藩兵的临阵退缩，新政Ｆ军吃了个大败仗，随即山县狂介率领长州军于十一日展开全面反攻，占领朝日山制高点，扭转了败局。
　　十三日凌晨，同盟军对朝日山发动猛烈攻击，新政Ｆ军不敌败退。十九日，山县狂介率军绕道奇袭并且攻占了长冈城，给同盟军造成了心理上的沉重打击。
　　六月份，奥、羽、越各地同盟诸侯的援军纷纷开到前线，而解决了上野“彰义队”问题的新政Ｆ东海方面部队也陆续向北增援，双方实力同时壮大，新的激战一触即发。七月二十七日，河井继之助利用对附近地理非常熟悉的优势，派兵奇袭长冈，夺回了藩城。然而正当他想要乘胜追击，彻底击溃新政Ｆ军的时候，却发现战斗力闻名天下的萨摩军大举来援，并且已经逼降了长冈西面的新发田沟口藩。
　　在与萨摩军的恶战中，河井继之助腿部中弹，被迫退离战场。失去了主将的同盟军就此分崩离析，各藩逐一被新政Ｆ军或攻破，或逼降，二十九日，新政Ｆ军第二次攻占长冈城，宣布了“北越战争”的终结。
　　河井继之助在战败后逃到会津藩领内，八月十六日因伤势恶化而撒手尘寰，享年四十二岁。虽然被迫做了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绊脚石，但作为一藩家老，继之助这种可悲的命运恐怕是无法随心改变的吧。
　　
　　●从会津到箱馆

　　旧日本的统治者是德川幕府，其统治中心在江户城，“王政复古”以后，仍以天皇为名义上的领袖，而以萨、长、土、肥等西南藩阀为核心的新政Ｆ在京都成立，随即新政Ｆ挥师东征，庆应四年（1868年）三月进入江户，可以说新旧两大势力的斗争至此已经大局底定，战争应该可以结束了。
　　然而日本东部的诸侯们可以容忍新政Ｆ的产生，却不能容忍新政Ｆ大权都掌握在西南藩阀手中，他们要求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如果那些倒幕派志士真的为国为民，毫无私心的话，这一问题本是很好解决的，当然，站在当时人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那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萨、长之间矛盾重重，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一直想要把实权都抓在萨藩志士手中，着力排挤和打压长藩志士，而长藩的大村益次郎数次指挥战斗，都以萨摩兵为先导，表面上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实际却是想用萨摩人的性命为长州执政铺平道路。新政Ｆ一成立，自己人就开始争权夺利了，怎么还可能容许外人来分一杯羹呢？
　　我们忠诚尊王，不惜抛头洒血，你们东国各藩一直当幕府的走狗，现在却想摇身一变成为新政Ｆ的一员，世上哪有这种惠而不费的美事？西南藩阀们一定都是这样想的吧。
　　且说庆应四年（1868年）五月，仙台藩主伊达庆邦、米泽藩主上杉齐宪向新政Ｆ奥羽镇抚总督九条道孝提出，希望宽大处理会津藩。会津乃是幕府的亲藩，藩祖保科正之本是德川秀忠的第四个儿子，过继给谱代保科正光，继承保科的苗字，保科氏先被封在信浓高远，继而移封出羽山形，最后换到富庶的陆奥会津，并且恢复了本家松平的苗字。当时的会津藩主是松平容保，他是佐幕的急先锋，尊攘志士无不对其恨之切齿，非要除之而后快。
　　其实仙台、米泽这些外样又何有爱于会津松平？他们不过是藉此来观察新政Ｆ的态度，看看新政Ｆ将会怎样处理东北各藩而已。结果九条道孝悍然拒绝了两家的请求，于是以会津松平氏、出羽庄内酒井氏两藩为首，于六月二十二日成立了“奥羽同盟”，共同抗拒新政Ｆ军的北上。其后北越后长冈、新发田等藩也陆续加入，是为“奥羽越列藩同盟”，总共大小三十一家诸侯。
　　新政Ｆ方面，自大村益次郎结束上野战争以后，东山道和东海道两军就陆续北上进攻东北地区，五月夺取了南陆奥的重镇白河城，七月攻占二本松城，直薄会津藩领，希望能够在年内结束这场战争。
　　同时在北陆战区，五月十九日，山县狂介奇袭并且占领了长冈城，同盟军总大将河井继之助向新发田等藩求救，然而新发田藩主沟口直正在出阵当日却遭到领内数百农民的阻拦。这些农民以大庄屋（地主）小川五兵卫为首，手持木棒和竹枪，拦在城门前高呼道：“不能和官军为敌，否则定将灭亡！”沟口直正无奈，只得退入城中，随即就与山县狂介暗通款曲，投降了新政Ｆ军。
　　如上节所述，新发田藩的投降产生了连锁效应，北陆形势急转直下。七月中旬，河井继之助负伤逃遁，新政Ｆ军第二次攻占长冈城，宣布了北越战争的终结。山县狂介随即挥兵东北地区，想要翻越高山进入出羽国。消息传来，大村益次郎传令各部暂停进攻，因为他预计等北陆援军赶到时已是冬季，东北地区寒冷的气候将使来自西南地区的萨、长等军寸步难行。既然如此，不如等到明年开春再进攻会津若松城。
　　土佐的坂垣退助和萨摩的伊地治正知反对大村益次郎的决定，一方面，他们想尽快结束战争，另方面，也希望能够为本藩抢得首功，于是建议不等北陆方面军前来会合，而由东山道方面军单独进攻会津领。大村益次郎虽然认为此着过于凶险，但在萨、土两藩的压力下，还是被迫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八月二十日，新政Ｆ军三千人从二本松城出发，直扑地势险要的母成峠。当时守备母成峠的乃是大鸟圭介的传习步兵队，以及会津、仙台等藩兵，新选组和二本松藩的残兵，总共八百人左右。
　　这位大鸟圭介本是德川幕府的步兵奉行，江户无血开城后，他率领以江户町平民组成的传习步兵队北上依附会津藩。此时奥、羽同盟诸侯的目光都盯在西面，集合重兵防备山县狂介进入出羽，而对南线的母成峠则不够重视，派了些散兵游勇配合传习步兵队前去守备。
　　前此幕府在法国人的支持下购进了大量新式武器，这些武器大多握在大鸟圭介和传习步兵队的手中，所以两军一交上火，新政Ｆ军吃了很大的亏。不过会津、二本松等兵马却毫无战意，一遇敌军就仓惶撤退，使得大鸟圭介也只得在激战后放弃了母成峠。随即新政Ｆ军又攻占了十六桥，控制交通要道，直指会津藩城若松。
　　为了抵抗新政Ｆ军的进攻，松平容保把老弱妇孺全都赶上了战场。且说会津藩前此进行军制改革，设立了青龙、玄武、朱雀、白虎四支军队，其中白虎队相当于少年预备队，都由十五到十七岁的少年藩士组成，总共三百人。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这些少年也全都被拉上了战场，他们头缠白带子，奋勇为藩主而战，最终大多战死或切腹，成为封建愚忠的牺牲品。
　　九月八日，天皇下诏改元为明治，是为明治元年（1868年）。二十二日，会津藩终于被迫投降，“奥羽越列藩同盟”就此瓦解，奥羽地区的战争结束了。然而，大鸟圭介、榎本武扬等旧幕臣却并不甘心失败，他们撤退到虾夷地也即北海道地区继续顽抗，并且还建立了一个奇怪的“虾夷共和国”——箱馆战争就此发端。

　　●最后的五稜郭

　　为了消除抵抗势力，尽快稳定局势，明治新政Ｆ于庆应四年（1868年）五月二十四日宣布了对德川氏的最终处分决定：勒令德川庆喜隐居，由德川氏宗家的田安龟之助继承家督之位，改名为德川家达，改封骏府附近七十万石。然而这一决定并未能使不满西南藩阀掌握新政Ｆ的旧幕臣们安下心来，八月十九日深夜，前幕府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突然发动叛乱，率领八艘战舰拔锚北上，前去与会津等奥羽诸侯会合。
　　榎本舰队的旗舰“开阳号”本是幕府在戊辰战争前不久才从西方购得的新式战舰，可以说是当时日本战斗力最强的水面舰艇。榎本就这样几乎把新政Ｆ的海军力量全都掏空了，他于九月三日航至仙台藩的青叶城，与大鸟圭介、土方岁三等旧幕府残余军队会合。经过几个人的反复商讨，最终决定前往虾夷地创立新的国家、新的政Ｆ，以与明治政Ｆ分庭抗礼。
　　临近冬季，天气寒冷，加上海上风暴毫不可测，当榎本舰队于十月二十日终于在虾夷地内浦湾靠岸的时候，八艘战舰只剩下了五艘。不过两千多旧幕府军还是士气昂扬地登上了陆地，十月二十六日开进了防备松懈的五稜郭，新政Ｆ委派的箱馆府知事清水谷公考逃亡。
　　五稜郭乃是江户幕府在安政四年（1857年）开始动工建造的西式要塞，其目的是阻遏沙皇俄国染指虾夷地。整个要塞呈五角形状，每个角上都设置有新式炮台，外有深深的战壕围绕，可谓是易守难攻的无敌坚城。
　　榎本等人占领五稜郭后，立刻进兵松前藩的福山城——松前藩曾一度被移封至出羽，其后不久又挪了回来——毫无准备而又兵少将弱的福山城很快就陷落了。十二月十五日，榎本武扬等人发表《箱馆宣言》，宣布成立虾夷共和国，选举榎本武扬为总裁，大鸟圭介为陆军参谋，土方岁三为陆军奉行并。
　　然而这个虾夷共和国，可悲地从成立之初就笼罩在重重乌云之中，首先是在宣言发布的一个月前，旗舰“开阳”触礁沉没，其次在宣言发布后，西方列强不肯承认虾夷政Ｆ是德川幕府的继承人，从而放弃了局外中立的立场，站到了明治政Ｆ一边。十二月二十八日，美国把一艘铁甲巨舰卖给了明治政Ｆ，随即这艘军舰就被定名为“甲铁”，明治政Ｆ决定以此舰为主力，击破榎本舰队，攻克虾夷地。
　　明治二年（1869年）三月二十日，榎本舰队的三艘战舰——回天、蟠龙、高雄——离开箱馆南下，准备奇袭并捕捉北上的“甲铁”。然而倒霉的是，三舰还没能看到“甲铁”的影子，先就碰上了暴风雨，蟠龙和高雄全都不知道漂到哪里去了。剩下的回天舰在舰长甲贺源吾的指挥下，依旧执着地想要完成使命，于是在三月二十五日单独冲入宫古湾，向以“甲铁”为首的明治政Ｆ八艘战舰发动袭击。
　　虽然甲贺源吾及其部下作战英勇，但想依靠一艘老式木体舰，以传统的接弦战方式去俘虏铁甲舰“甲铁”，本身就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更何况“甲铁”身边还有七艘护卫僚舰。战斗仅仅持续了三十分钟，就以甲贺源吾等十三人战死，三十余人负伤，回天舰被俘虏而宣告了计划的失败。
　　经过此战，榎本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明治政Ｆ军得到了制海权，随即就于四月九日登陆虾夷地，对“虾夷共和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在“甲铁”等战舰的炮击配合下，政Ｆ军很快就攻陷了弁天岬台场炮兵阵地，以及新近修筑的五稜郭北方防御工事“四稜郭”，把五稜郭团团包围了起来。
　　土方岁三率领“额兵队”冲出五稜郭，想要夺回弁天岬台场，结果不幸中弹身亡。惨烈的战斗一直延续到五月十八日，政Ｆ军派出黑田清隆等人前去和榎本武扬谈判——这位黑田清隆本是萨摩藩士，曾经作为西乡隆盛的使者前往与长州藩秘密接洽——已经穷途末路的虾夷政Ｆ被迫低头，五稜郭终于打开了大门，日本全境得到统一。
　　就这样，延续了整整一年半的戊辰战争终于结束了，但这只是“明治维新”的开端而已。从此日本就从古代进入了近现代，向着一个谁都难以预料结局的新方向迈开大步。西南藩阀掌控的这个明治政Ｆ，就其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协力强国而又勾心斗角的政权，是一个封建残余浓厚而又希望全盘西化的政权，也是一个军国Ｚ義色彩非常浓厚的政权。它将给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带来什么样的悲剧呢？高杉晋作是想不到也看不到了，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却用他们自己的笔调，描下了这个悲剧的开端……

　　“赤报队”的悲剧

　　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将日本带入近代社会的明治维新，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戊辰战争，前后不过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而已，然后就是漫长而艰难的制度改革、经济改革阶段。对比世界各国的近代资产阶级革Ｍ，往往血流成河，战争旷日持久，新旧势力反复占据上风，日本的这场革Ｍ无疑要迅速得多也温和得多。然而，不管采取了何等过激的手段，各国革Ｍ中总能让人看到虽然可能很幼稚也可能和僵化，却总闪烁着宝贵的理想Ｚ義的光芒。这种光芒在日本是很微弱的，明治唯新中罕有一心为国的充满理想Ｚ義的仁人志士——偶尔有，也都被毫不留情地干掉了。
　　就以“赤报队”和相乐总三为例吧。相乐总三原名小岛四郎左卫门将满，是下总国相马郡乡士小岛兵马的儿子，通称四郎。受到樱田门外事变的影响，年仅二十二岁的四郎萌生了尊王攘夷，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念头，于是拿出家中所有积蓄招募同志。文久二年（1862年），他加入了“慷慨组”，在上野国赤城山起兵倒幕。
　　这次起兵失败后，四郎逃归江户，不久后又加入水户“天狗党”，在筑波山举义。“天狗党”遭到Ｚ压，四郎在江户也存身不住，于是东上京都，在那里认识了萨藩的尊王派首脑西乡隆盛和土藩的尊王派首脑坂垣退助等人。庆应三年（1867年），西乡隆盛派四郎秘密潜回江户城，组织“浪士队”，骚扰德川幕府统治的中心区域。“浪士队”的种种举动使得幕府大怒如狂，于是在強硬派幕臣小栗上野介忠顺的指挥下，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幕府军攻击并烧毁了江户萨摩藩邸——这是戊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战争爆发后，四郎率领“浪士队”的同志重新在京都集结，并且奉侍从绫小路俊实、滋野井公寿为主，组成了“赤报队”，四郎改名相乐总三，担任“赤报队”一番队的队长。“赤报队”领自新政Ｆ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作为东山道方面军的先锋，率先进入信浓、上野等国，一路宣扬新政Ｆ的仁政，号召附近诸侯归附，联兵倒幕。
　　所谓新政Ｆ的“仁政”，主要是指“年贡半减”，这是相乐总三提出建议，受到西乡隆盛等人同意的政治口号。总三认为，各地农民已在幕府多年的横征暴敛下苦不堪言，如果新政Ｆ答应减少一半年贡，他们肯定会群起响应，则幕府的统治必将瞬间倾垮。
　　然而，到了庆应四年（1868年）的一月下旬，京都却开始流传出“赤报队”“恐吓民众，掠夺财物”的谣言，听到这种谣言，已经进入信州的“赤报队”二番队、三番队在两位公卿头子的率领下，立刻转身跑回了京都。相乐总三茫然无措，于是孤身前往东山道总督府去澄清谣言。
　　就趁着相乐总三离开的机会，信州各藩纷纷对“赤报队”发起突袭，将其半数杀死，半数逮捕。等到总三在东山道总督府申诉成功，乐呵呵回到信州的时候，不禁被眼前的情景给惊呆了。经过他反复游说和催促，各藩终于答应将所逮捕的“赤报队”一番队队员全部释放——但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而已，“赤报队”的彻底覆灭就在眼前。
　　原来，有关“赤报队”“恐吓民众，掠夺财物”的谣言，根本就是新政Ｆ派人放出去的，其原因就在于新政Ｆ财政拮据，无法承担庞大的军事开销，被迫向三井等大财阀借款，而这些大财阀为了聚敛钱财，根本上反对“年贡半减”政策。基于这一因素，新政Ｆ不惜食言而肥，失信于天下百姓，“赤报队”就此变成了可悲的政治牺牲品。
　　庆应四年（1868年）三月，东山道总督府突然逮捕了再度前来申诉的相乐总三及“赤报队”残余队员，随即以“伪官军”的罪名将总三及其亲信八人在信州下诹访处以斩刑——相乐总三享年仅三十岁。明治政Ｆ是以此向农民们表示：政Ｆ根本就没有发出过“年贡半减”的承诺，这都是“赤报队”这些伪官军混淆视听的谣言。咱们仗照打，幕府照倒，年贡照收，以为在新政Ｆ统治下农民们能过好日子，那只是不切实际的妄想！
　　一直到六十年后的1928年，日本政Ｆ才终于为相乐总三和“赤报队”恢复了名誉。这一场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冤狱，非常鲜明而透彻地揭示了明治维新以及维新政Ｆ的垃圾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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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个感觉就是许多国家都是从神话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