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紫禁城的学堂》

明清皇子，无论是追求盛世的文治策略，还是开拓疆土的赫赫武功，才能和智慧都源于其早期所接受的教育，而其中皇子老师的教诲又是重中之重。选择正确老师，有时就意味着盛世的来临；选择错误老师，有时就意味着国运的衰败。 

帝师选择标准 

皇子皇孙虽贵为天子之身，但其成长历程也同常人一样；人不学，不知道。同时，皇帝负担着家天下的重任，非寻常之人所能胜任，老皇帝自然对皇子的教育十分重视。

朱元璋称帝第一年，为了弥补自己小时未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的遗憾，命人在宫中修建了大本堂，以此作为太子和诸皇子学习的场所，大本堂中藏有大量历代图籍。朱元璋在修建大本堂的同时，诏告天下，聘请各地名儒，以育皇子。一时间名师荟萃京都，只为进入大本堂面授皇子皇孙。这些前来应诏之人。大都是满腹经纶的大儒，其中不乏宋濂这样的名臣宿耄。这些名师，前后一共十余年，耐心细致地向太子和诸王讲解四书五经，对于皇子们后来治国平天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明朝，通常教皇子读书的人称为讲读官，他们担任太子教育的重任。这些讲读官大都为学养深粹之人。对一名优秀讲读官的选择标准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德行，讲官必须是端良厚重、老成识体的正人君子；二是才学，讲官必须是学问渊博、融会贯通的博学鸿儒之士。

明清两朝，选取皇子老师的角度和考察内容大致都是相同的。 
 
首先皇室非常注重的是老师的博学的程度，其次是看他们的人格和名声。明神宗朱翊钧五岁就已经开始读书了，当时他的父亲穆宗朱载厦，亲自挑选当朝声名显赫、品端识博的高级官员作为他的老师，如高仪、张四维、沈鲤等，这些人无不是学富五车之辈。太子从小就向这些人学习，无疑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和见解都要超过常人很多。博学多才、道德高尚、品格端庄、名声显赫，是选择老师时必须要考察的几条标准。法国传教士白晋在1697年时，曾记录了如此一段话，作为他对清朝挑选的皇帝师傅的看法： 
“这些皇子的教师都是翰林院中最博学的人，他们的保傅都是从青年时期起就在宫廷里培养的第一流人物。”

清朝的皇子皇孙读书也都有各自的老师。但同明代相比，清朝建国初期，皇子们的老师中鲜有汉族人，而教授儒家经典更是被视为洪水猛兽。历史上非常注重皇家教育的的孝庄皇太后，对孙子康熙帝玄烨的教育十分严格。在请老师这一件事上，她自然也不敢怠慢，为康熙聘请了很有名望、学识渊博的饱学之士，且要求他们遵循“严有益，而宽多误”的宗旨教育康熙。清朝的皇室还更注重对皇子们的马上功夫的教育。康熙的骑射教师就是一名忠实严格，且精通射术的侍卫默尔根。但是，令人觉得遗憾的是，孝庄却不给康熙延请汉学名宿来教授儒家典籍，以至于年幼的康熙只能向宫中的太监和宫女学习儒家经典。他曾说：“朕八岁登基，即知黾勉学问。彼时教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系明时多读书之人，其教书惟以经书为要。”

到了晚年，康熙非常看重对皇子们的教育，他甚至在京师西郊海淀西边的丹陵片，建造了一座“避喧听政”的畅春园，这里同时也是皇太子读书的地方。同他年幼时学习儒家典籍的经历相比，皇子们要幸福得多。在太子六岁的时候，开明的康熙帝就为其延请了当朝大学士张英和李光地来专门教授读书。康熙为子延请名师，已经表明清朝最高统治者在满汉融合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康熙还为皇子们的教育煞费苦心，立有许多训诫之语，一直是皇家教育的语录典范。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皇室越发重视对汉学名宿、博学明理的太子师傅的选取。后来的乾隆帝曾先后受业于庶吉士福敏、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朱轼、徐元梦和翰林院编修蔡世远等人。

至清朝晚期，皇室对延请名师更为看重。

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就是在任期还未满的情况下，直接从山西调到京城，担任幼年咸丰的老师，且一做就是17年。同样，到了光绪帝时，翁同??担任幼年光绪的教育重担，并一任就是22年。清朝最后一任皇帝，也是Ｚ国封建帝王社会的最后一任皇帝溥仪，虽顽劣不堪，且处于封建社会土崩瓦解的末期，但其老师也是当时最有名的大儒，仅教习儒家经典和历史典籍的就有当朝名儒陈宝琛、陆润庠、徐坊等人。并且，根据当时社会的情况，溥仪还配备了一名英文教师庄士敦，此人的学历甚高，曾在牛津大学攻读东方古典文学和历史，获硕士学位。

到了清朝后期，这些教习皇帝的老师，已经不单单是授业解惑意义上的老师了，在如何治理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国道路等方面，这些老师都直接影响了后来登上皇位的皇子。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已经兼任当时王朝中的宰相一职了。 

总体来说，明清两朝在为皇子延请老师这一点上，具有非常强的目的性，就是为了塑造新一代的皇室接班人，所以教育的出发点比常人要高出许多。同时，这些老师的教学也有其明确的方向性，只选取那些能够帮助治理国家、能够激发皇子雄心壮志的书籍来教授。

各展其才、各用其道 

朱元璋在修建大本堂后，聘请四方名儒到堂中教授诸位皇子。他曾亲自写信给一位名气很大，但隐居乡间的宿儒，征召其入京来做诸位皇子的老师。此人的名字叫李希颜，李希颜是个性格刚烈，不屈不折的宿儒。他名气大，但脾气也大。上课时，操一把戒尺，诸皇子稍有冒犯或偷懒，便要受到戒尺的惩罚。这样的性格脾气，明清皇子的老师中鲜有其人。有一次，李希颜把其中一个皇子的额头打得肿起包来，朱元璋几乎要发火责怪李希颜，而善解人意的马皇后在一旁劝解，说李希颜是以圣人之道来教育皇子，不应该费陉。朱元璋这才消气。敢如此严格对待皇子，无视皇家之天威，李希颜无疑是第一人。而到了末代皇帝溥仪，他敢用脚丫子去夹自己满语老师的胡须，也不会受到惩罚。在他旁边，还有专门的伴读，供怒火中烧的老师发泄，可对他任意胡作非为，老师也不敢责怪，甚至连语气稍重的话语都没有。然而整个明代，这样的老师少之又少，以至于明代大部分的皇帝，很少有能静下心来读书的，也只有明神宗每天天刚刚亮就去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又御讲筵，再读史书，即使隆冬盛暑也不间断，坚持达十年之久。他如何能成为明代各朝皇帝中的“好学者”？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担任太傅的张居正。张居正作为帝王之师，勤勉严格，对神宗管教十分严厉，另外，太子生母李太后在宫中对神宗严格督促与约束，神宗方能坚持十余年的学习，而一旦张居正去世，神宗不久就放弃了学业。其他的不少明代皇帝在皇储阶段就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也缺乏自律性，主要跟缺少严格的老师有很大的关系。 

与明朝的太傅们对太子学业的忧心忡忡相比，清朝的老师则要好得多。清朝的皇家教育比明朝的规范得多，而老师也可以与皇子们朝夕相处。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影响皇子。皇子们在与其老师共同的生活学习中，耳濡目染，自然也能学到更多。

从康熙大帝以后，皇家教育愈发凸显出皇子师傅的作用。这主要得益于清朝独创的秘密立储制的皇位继承，而不是明朝的嫡长制继承皇位。在清代以前，太子的培养与其余皇子在培养上是分开的，而清朝则是从上书房教育中观察诸位皇子贤德与才能，确定最终的皇位继承人，这一点把皇子老师的地位无形中再次提高。于是皇子们愈发刻苦，而皇子的老师也愈发敬业。 

清朝上书房老师不仅教授皇子们治国策略、安天下的知识，还以其性格和习惯影响皇子。让雍正皇帝获益最大的一位老师名叫顾八代，此人品学兼优，堪称人伦师表。他在康熙二十三年以侍讲学士入值上书房，后升到礼部尚书。退休后，过着清贫的生活，甚至死时家中拿不出钱来为他办理丧事。这样的老师无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雍正。《清史稿》中曾这样记载顾八代如下：“及卒，贫无以敛，世宗亲临奠，经纪其丧。雍正四年，诏复官，加太傅，予祭葬，谥文端，又以其贫，赐其家白金万。八年，建贤良祠京师，谕满洲大臣当入祀者五人…… ”

顾八代去世时身无分文，很难把这样的家境与皇子老师的身份联系起来。然而从雍正对他的感激之情来看，他对雍正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当时京师之中，建贤良祠，死后可人祀的满洲大臣也仅有五位。

随着立储制的不断完善，到了清朝末期，在某种意义上，老师甚至成为了皇帝最贴心的人，师生感情之深，早超越了师徒之间的友谊，甚至已包含父亲对子辈的关怀、子辈对父亲的爱戴和尊敬。这样的教与学已经超越书本和知识的界限，融入到生活之中，乃至关系到人生观的塑造。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就是这样一位老师。因为少年不谙世事即人宫当了皇帝，加之有慈禧太后严厉的束缚，幼年光绪帝。心灵闭塞，不愿与人交流。翁同??的到来，则让他重新体会到关怀和慈爱。从刚开始厌读到最后自觉地埋头苦读，这种天翻地覆的改变，在皇家教育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光绪三年，翁同因要返乡修缮祖墓，必须离开皇宫一段时间。翁同走后，光绪顿感寂寞，不用心读书，只是思念自己的恩师翁同??，太监在旁边监督他读书，他就静静翻书，不读不背，甚至连一点声音都不发出。等翁同修完祖坟，返回上书房，重新教授光绪功课时，年幼的光绪帝几乎哭出声来，见到老师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想念您时间太久太久了！”之后，便赶紧去取书，大声朗读起来。从光绪8岁到长大成人，翁同一直在光绪身边教授功课，漫长的22年里，师生情谊，早超越了君臣之礼。翁同无疑是光绪的人生导师。

除此之外，清朝的老师为了帮助自己教授的皇子登上皇位，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逐渐演变成军师的角色。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咸丰帝和他的恩师杜受田。在咸丰帝奕让6岁的时候，杜受田人宫教授咸丰帝读书，前后共计17年。奕伫最大的优点是极为听从杜受田的劝诫和说导。当时，道光帝最大的问题是立何子为储君，而最后的人选则落到了四皇子（即后来的咸丰帝）奕。芝和六皇子奕诉身上。谁能坐上大清王朝皇帝的宝座？杜受田长期伴随道光皇帝左右，深知其喜欢仁孝治国，于是在对四皇子奕伫的教育中，特别强化这一点。而聪明异常且相貌端庄的六皇子奕诉恰因为自己的老师卓秉恬没有领悟道光帝的喜好，只一味强调自己的能力和眼光，最终在储君竞争中败下阵来。

这生些老师，或是纯粹意义上的授业解惑，或是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影响皇子。

影响帝王一生的师生之情

恰因为皇子们的老师在其年少时给予教导，让其以后登上皇位、治理天下时，才可以拥有满腹策略从容应付天下。皇子们长大成人后，自然对自己的恩师感恩戴德。在上一段的文字里，雍正为其老师顾八代死后建贤良祠，已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个封建社会所遵循的师生礼仪，在高高在上的皇宫里，依然行得通。皇子们长时间与各自老师一起学习生活，自然而然就培养了一种亲密的师生感情。有时这种感情，比冷漠无情、争权夺势的皇宫里的真正的父子之情还要深厚。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常常教育太子朱标，要他善于从优秀的师傅那里学习，并尊重自己的师傅。在朱标众多的师傅中，对他影响最大，同时也是给予他最多的，应当首推居“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明史·宋濂传》中曾录：“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

作为太子的老师，能够让太子言必称师父，而不是倚天子之威，藐视师尊，是何等难得？这也反映了朱标对于宋濂的无限感激之情。后来，宋濂告老还乡，却因其长孙卷入谋反一案之中，71岁的宋濂被押解到南京。朱元璋不念旧情，欲下杀手。马太后出面劝谏：“民间延一师，尚始终不忘恭敬，宋先生亲教太子诸王，岂忍杀之！”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民间思想，搬到了庄严的朝廷之上。而太子朱标是敢于出来劝谏的第二人。结果，朱元璋恼羞成怒，大骂太子朱标。朱标见朱元璋连父子之情也不再顾及，救自己恩师的希望已经微乎其微，竟然跳水自殺，想随宋濂而去，幸好被左右随从救起。也许是这种深厚的师生之情感动了朱元璋，也许是白发苍苍、年迈无力的宋濂实在是可怜，最终，他免于一死，改为流放到四川。 

到了明朝中叶，太傅张居正和明神宗的师生关系也尤为让人称赞。神宗在日常生活中对服侍他的那些人，甚至是司礼监冯保这样一位幼年时亲自照顾他长大的人连名字都不提，但在谈论到张居正的时候，张口闭口以先生称呼。张居正曾屡次提起自己和神宗这种深厚的师生情谊，并言两人已经达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信”的境界：

幸主上虽在冲年，已具大有为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讲读，因而商榷政事，从容造膝，动息必咨，仆亦得以罄竭忠悃，知无不言，言无不信。

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信的朋友又能有几个？如此看来，张居正和明神宗的关系虽非父子，但早已超越父子之间的关心和爱护。

清末的光绪帝幼年胆小怕事，尤其怕雷，而其老师翁同龠则给予了幼年光绪最无微不至的关怀。有时，在书房中惊闻雷声，光绪马上扑到翁同龠的怀中。。而翁同??在出入上书房时，非常小心，唯恐惊吓了年幼的皇帝。到后来，上课闲暇之时，光绪帝常常依偎在翁同龠的怀里，轻轻捋着翁老师的胡须。此情此景，只会让人想起日常生活中的祖孙之情。

乾隆帝先后受业于庶吉士福敏、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朱轼、徐元梦和翰林院编修蔡世远等人，这个清朝历史上最意满志得的皇帝，对其老师也是感恩戴德。13岁开始教授乾隆读书的朱轼去世后，当时已经登上皇帝宝座的乾隆如此评论自己的恩师：“大学士朱轼品行端方，学术醇正，为圣祖简用大臣。皇考眷注有加，简任机务，纯修清德，望重朝端。”

                            清朝的帝师


可以说南书房的帝师们为清初盛世做出的贡献是极大的,其功不可没。据史书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奉西藏喇嘛教名僧帕思巴为帝师；以后各朝皇帝即位前先要从帝师受戒。帝师是掌管佛教的僧官。元朝还出了不少有学问的喇嘛，如胆巴、沙罗巴、达益巴、迦鲁纳答思等。

  顺治帝一心向佛，对佛学的研究颇有造诣，曾尊一僧人为帝师，此人名通琇（1614～1675），清初临济宗僧。江阴（江苏省江阴县）人。俗姓杨。字玉林，世称玉林通琇。十九岁投磬山圆修出家受具，任其侍司且嗣其法。后住浙江省武康报恩寺。清·顺治十五年（1658），奉世祖之诏入京，于万善殿弘扬ＤＦ，受赐号“大觉禅师”，翌年加封为“大觉普济禅师”，赐紫衣。十七年秋，帝建立皇坛，挑选一千五百僧受菩萨戒，特请师为本师，并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其后，师回西天目山，重修殿宇，将山麓之双清庄改为丛林，因袭该山祖师高峰原妙所创师子正宗禅寺之名称，称为师子正宗派。康熙十四年七月，寂于江苏省淮安慈云庵，年六十二。塔于西天目山。有《玉林琇国师语录》十二卷行世。

　　顺治十四年（1657年），在太监的精心安排下，20岁的顺治在京师海会寺同憨璞(pú)聪和尚见面，两人相谈甚欢。顺治帝欣赏憨璞聪的佛法智慧、言谈举止，便将他召入宫中。十月，顺治帝又在皇城西苑中海的万善殿，召见憨璞聪和尚，向他请教佛法，并赐以“明觉禅师”封号。他对佛教愈信愈虔，愈修愈诚。顺治还召见玉林琇、木陈忞（mín）、(áng)溪森等和尚，让他们在宫里论经说法。顺治请玉林琇为他起法名，“要用丑些字样”，他自己选择了“痴”字，于是取法名“行痴”、法号“痴道人”。玉林琇称赞顺治是“佛心天子”，顺治在这些和尚面前则自称弟子。

　　顺治总有剃度出家的念头。有一次他对木陈忞说，朕想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见僧家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再回到宫里。要不是怕皇太后罣(guà)念，那我就要出家了！在爱妃董鄂氏死后，他更是万念俱灰，决心遁入空门。有记载统计，他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38次到高僧馆舍，相访论禅，彻夜交谈，完全沉迷于佛的世界。顺治命溪森为他净发，要放弃皇位，身披袈裟，孑身修道。溪森开始劝阻，他不听，最后就剃成和尚头了。这一下皇太后可着急了，火速叫人把溪森的师傅玉林琇召回京城。玉林琇到北京后非常恼火，当时命人架起柴堆，要烧死弟子溪森。顺治无奈，只好让步。溪森得免一死。后来溪森临终时作偈（jì）语说：“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就是说的他同顺治的特殊关系。

　　这件事过去不久，顺治又听从玉林琇的建议，命选僧1500人，在阜成门外八里庄慈寿寺从玉林琇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有一次，顺治和玉林琇在万善殿见面时，因为一个是光头皇帝（新发尚未长出），另一个是光头和尚，所以相视而笑。


    Ｚ国农历的推行，或者说发明，饱含着一个德国神父的酸辛苦辣。他也因此卷入了险恶的政治漩涡，备受折磨，最终命丧黄泉。他就是曾为顺治、康熙两代帝师的汤若望。

　　汤若望（J. A. Schall vonBell，1591-1666）出生在德国科隆一贵族家庭，1611年加入耶稣会。在1620年来到Ｚ国（澳门），崇祯二年进入北京，不久又去西安传教。1630回了北京，那时侯钦天监教士邓玉函已死，他就顺理成章的（顺当时传教士在Ｚ国活动之理）的继任下来，工作则是帮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可惜由于明朝的灭亡，这本历书没有能发挥效用）。他还会制.造天文仪器，获得崇祯皇帝特赐“钦褒天学”匾额。另外据说还监造过20门大炮。1644年，满清人入关；清兵进了北京城后，到处圈地、赶人。连汤若望所躲避的宣武门内天主堂（俗称南堂，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堂。明万历三十三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在此地创建，多次被毁，现存建筑是清光绪三十年新建）都让人端了，不仅人被赶出来而且还被丘八爷们命令里头的东西也必须在三天搬出去，否则就要动家伙了！于是他只好上书恳请。理由是里头有未竣历书版片、天象仪器、书籍和教堂礼器等，三天根本搬不完，而且这教堂一旦损坏就很难修复了。可能是天主恩赐吧，居然让摄政王多尔衮看到了他的陈条，而多尔衮也大发善心第二天就允许汤若望等人回天主堂住，还勒令士兵不得进入。这一来汤若望就和满清的上层搭上关系了，其后几次入宫讲解历法，同时献上了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和世界地图。由于清廷当时很需要新的历法，所以他所制作的新历在实验成功后于顺治二年 (1645)得以颁行施行；而汤本人也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五品官)，而这仅仅是他在北京城里走红的开始。 

　　当时在Ｚ国的外国传教士除了传教和为朝廷研究天文学外还大多擅长医术，因为从吸纳信徒的角度讲治好一个病人比施舍一百个穷人更有效率。汤若望也精于此道，在贵族向他求助时；一方面悉心治病，一方面传播教义。这一手法果然奏效，到最后连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也成为他的信徒拜他为教父（另一说义父），而年轻的顺治皇帝也对他极其崇拜，先后赐下“通政大夫”、“太常寺卿”、“通玄教师”等多种封号，还赏给他很多金银绸缎等财物并且称呼他为“玛法”（爷爷）！到后来甚至下诏允许他“随意出入朝中，凡有启奏，俱准迳入内庭，不循常例”。汤的名望从这时起达到了古往今来所有传教士的顶峰，如果顺治的时代能够再延续上个二十年，他大概带着无上的荣耀去见天主。因为早在1654年顺治皇帝就按他的请求把靠近利玛窦墓地西部的一块地产赐予其作墓地。到了1660年，汤还在赐地上修建了一座圣母堂，堂前树碑，以满汉两种文字记载这个殊荣，表示在行弥撒时，要祈祷上帝保佑“吾君为尧舜，绵国祚于无疆”。可惜顺治在二十四岁上就得天花死了，临死还不忘问问他的 “玛法”到底应该立哪个儿子作为新一任皇帝。汤若望禀着科学精神回答说应该传给出过天花的皇三子玄烨。因为天花在当时几乎无药可救，而且越大出越危险，玄烨既然出了，从概率上讲应该比其他未出过的皇子们更有希望长寿。顺治得到他所信赖的人的回答后立即同意了，不久，玄烨成为了清的第三任皇帝。

　　康熙初年没亲政时，汤还曾为他讲学，向其介绍西方文化和科技，不过时间并不长。因为当时顾命大臣中的中坚派（鳌拜和苏克萨哈）已经开始连手打击皇帝周围的权利集团了！首先他们迅速将宫里自顺治末年以来激增的太监尽数赶出，只留下一千名下等仆役。接下来，他们就开始向汤若望下手，因为他一直以来为太皇太后所倚重，加上为官多年，即使无意培植却也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不过汤若望的小辫子可不好抓。这老头是个以清心寡欲的传教士外加深受宠信，一旦扳不倒他，很可能反被他打倒。所以无论是当时羽翼未成的鳌拜还是一贯极端仇视基督教，被称为“最恶劣种类的基督教仇视者”（《汤若望传》）的苏克萨哈都没有直接出面。而是由汉官杨光先出面。杨光先在明朝时曾经被充军到关外，明亡后勾搭上了鳌拜。他代表了当时钦天监族对汤若望所取得成就嫉妒不满的那部分官员；而且他其本人也对传教士有一种从骨子里来仇恨。他早在顺治十七年就曾向汤发难，写了一篇《辟邪论》呈交礼部；不过和顺治四年四月革职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对其的攻击一样无效。因为无论是事实还是皇帝的态度，全倒向汤若望一边。不过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杨背后有强力的支持者，而汤则失去了保护人。杨光先这次参奏汤若望的罪名中首先一条是在新的历法书上注有“依西洋新法”字样，是对国家的侮辱。再有是新的历法只推算了二百年，有诅咒亡国的嫌疑。而最恶毒的一条则是在荣亲王葬礼时不选用正五行而采用洪范五行，导致在不利于母的时间下葬！而恰巧的是其母董鄂妃也在其后不久死去。这个罪名可以说很重，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董鄂妃死后顺治皇帝是如何的伤心欲绝，甚至改信佛教，在宫中大兴土木的做法事；甚至可以说顺治的早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董鄂妃的死。以汤当时的身份地位，前两条还只能说是“事”，算不上“罪”。而这一条如果坐实，那谁也救不了他了！另外杨光先还攻击基督教教义邪恶、新历错漏百出，要求将汤凌迟处死！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诬告！关于在下葬时采取洪范五行而不是正五行，应该为此负责的是礼部尚书恩格里。汤若望在获悉后立即上奏，并且恩格里本人也被革职充军了。而新历早在顺治二年八月的日食时就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大学士冯铨与汤若望一起率钦天监官赴观象台测验。结果是惟新法准确预报了日食的发生，而大统、回回历法都不准。而那时汤若望已经中风了，身体无法动弹，甚至不能说话，无法反驳，只好由其弟子比利时人南怀仁为之做答。看来汤似乎是躲不过一死的命运了。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审理汤所注历书问题时；也就是公元一六六五年一月十六日，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汤在历书中预测了当天日食发生的准确时间（下午三点二十六分）。而杨光先等汉、回天算家也预测了，只是时间有所不同。为了验证到底是谁对谁错，北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达官贵人、天算家会聚起来，准备亲眼见识一下几种历法的准确程度。如果这一次汤若望不能证明自己的预测正确，那即使别的罪名不能成立，他也将被处死！回回天算家们的预测时间大约比汤若望的早半小时，而杨光先等汉官的预测则早了一刻钟左右。无论他们中哪一个预测准确，汤的下场恐怕都会很惨。可他们的预测都落空了，当预测时间到来时，太阳依旧好端端的挂在天上，没有一点出现日食的意思。西洋历法这一次似乎又要取得胜利了。然而在就汤预测时间到来之前大约五分钟，负责通报时间的官吏就宣布：“现在是汤若望预测的时间了！”
 
　　三百多年前，在紫禁城里，一个绑着锁链、呼吸困难、全身瘫痪、躺在木版上的外国老头正期待着自己通过科学计算得出的结论能最后被事实所证明。可他未必想的到，竞争对手竟然不甘心失败，想出了早报时间这种阴险手段来把他也拖入失败者的行列。——这明显是个阴谋，通报时间的小吏如果没人指示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来。而唯一有可能这么做的人只有预测失败的汉、回天算家了。可世界上总有所谓“奇迹”发生，就在宣布汤若望预测时间到来的同时，天空中出现了阴影，不是有云彩漂过来，而是真的发生日食了！现场充满了赞叹声和鼓掌，而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平民早就得知了这次比赛，也一样的为汤的胜利而感到惊奇和欢呼。这次想要陷害汤若望的人可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那汤的预测就会比正确时间晚。那就证明了杨光先的论点，即新历法存在错误。而正是因为提早通报了时间，不仅使新历法再次得到肯定，还彻底击败了大统、回回历法的拥护者！

　　汤若望最后还是被判有罪，要处以死刑！但由于这次预测比赛的影响，加上当时北京发生了DZ和太皇太后的影响，他最后保住了性命。可钦天监中的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还是被斩首了。九十六刻的新历法依然被废除，依旧采取一百刻的大统历。而汤也于康熙五年七月，也就是1666年8 月在失望和悲痛中去世了。当年顺治皇帝赐下的墓地亦被没收，传教士们只好把他葬在别处。汤若望死后朝局也在发生变化，顾命大臣中发生了内部斗争，鳌拜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但他不久也被圈禁，权利重回皇帝手中。而康熙皇帝也没有忘记他的启蒙老师，更不会忘记那次轰动京城的预测比赛。在康熙八年八月底，也就是他消灭鳌拜后三个月，下旨为汤伸冤，而当时被处死的五位钦天监官员也同时得到了平反。九月，汤的墓地被归还，遗体也被重新安葬。皇帝派遣官员前往凭吊。他的所有名誉都得到恢复（只是“通玄教师”这一称号因为犯忌讳被改为“通微教师”）。不久，康熙皇帝又和祖母太皇太后一起并朝中所有大臣，亲临墓地，按照Ｚ国礼俗悼祭汤若望。这个老传教士在死去三年后终于得到了他一生所做贡献相应的回报。而那个曾经诬陷过他的杨光先，虽然一度窃取了钦天监监正之职，可由于所推算时间有误，（早在康熙七年他的推算就出了重大错误，如果按照他的推算，康熙八年就会出现两个春分和秋分。好在南怀仁根据新历法做出纠正）早就被迫上表认错了；并在汤若望恢复名誉的同时被杖流。康熙九年——公元一六七九年，九十六刻历，也就是我们一直沿用至今的农历，从新开始推行了。

　　观汤若望的一生，无时无刻不是依靠科学而非主观臆断或政治因素来办事的。这一做法使他在钦天监里得罪了包括自隋朝以来一直为中央政权效力的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一党、明大统历的拥护者杨光先等。而在宗教上，由于比较得宠基督教受到了回教、佛教、儒教的嫉妒和打击。而政治上由于他是坚定的保皇派，所以遭到了保守派和野心家的几乎是想尽办法置他于死地。最后这些人终于成功了，汤被他们连手陷害入狱，不久死去。可他并没有白死。他苦心研究出来的历法最终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并得到了推广。而更重要的，他在康熙身上下的工夫没有白费；不仅教会了年轻的皇帝天文学、火器和算术这三种西方的先进科技，还使其真正了解了科学精神并尊重科学，为Ｚ国的彻底统一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代帝师陈延敬：

    陈氏家族从第四代传人陈天佑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54年）中进士始，先后有陈昌言、陈廷敬、陈元、陈豫朋、陈壮履、陈观勇、陈随贞、陈师俭等九人分别于明崇祯、清顺治、康熙、雍正年间中进士，并有六人入翰林，官及北京、广州、浙江、四川、广西、贵州、陕西和山东诸省区，成为明清之际Ｚ国北方显赫一时的文化望族，也因故享有了“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之誉。 M)gtm97 

  陈廷敬二十岁中进士

  在陈氏家族中官位最高、声望最大、功勋最卓者当属陈廷敬，他是康熙皇帝重臣，官居正一品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吏户刑工四部尚书、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等职。

  陈廷敬，初名陈敬，字子端，号说岩，晚号午亭，因籍贯山西泽州，故亦有以“泽州”相称者。他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斗筑居” 世德院西房。陈家书香门第，家出血渊博，因而其从小就受到浓郁文化气息的熏陶。3岁起诵诗词，其母口授诗文之一两遍，皆能背诵，且流畅上口；6岁入私塾， “从塾师受句读……见古文辄喜诵之”；7岁得明儒薛暄《读书录》，景慕不已，“遂立志以河津为师”；9岁赋《牡丹诗》，有“欲使物皆春”句。这时，塾师对其母讲：“你家子敬聪明过人，非我所能教也。宜请高人授之，勿误傲气终生。”师遂告辞。从此，陈廷敬就在家中秉承家父之授业。 

    清顺治八年（1651年），13岁的陈廷敬以“童子第一”入潞安学。顺治十四年（1657年）赴并州（今太原）会试中举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年仅20岁的他殿试中二甲赐进士出身，授庶吉士，入“储养真材，以备任用”的庶常馆学习满、汉课程。因“科馆选有同姓名者，奏改廷敬。”这便是陈廷敬后来平步青云的起点。 

    入值南书房协助皇帝决策

  顺治十八年（1661年），陈廷敬在庶常馆学习期满，得授内翰林秘书院检讨，又充任会试同考官；康熙八年（1669年）迁国子监司业；康熙十一年（1672年）任日讲起居注官。 
     
    当时，讲筵是很受康熙帝重视之事，非有特殊情况，从不间断。而陈廷敬在随后的几年里，连连升迁，由侍讲学士历任侍读学士、詹士、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武会试副考官。康熙十六年（1677年），又转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奉旨教习庶吉士。

    康熙十七年（1678年），陈廷敬奉命入值南书房，获得了参与核心机密的权力，这是陈仕途中的又一次转折。南书房从表明上看，其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讲解经史，编纂书籍，诗词唱和，但实际上还承担着协助皇帝决策，起草机密上谕等任务。可以说南书房是康熙帝为自己创设的一个机密决策核心，“非崇班贵廪，上所轻信者不得入”。 

  陈廷敬入值南书房四个月后，因其母去世回乡守丧三载。康熙二十年（1681年），他回京补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第二年春，充任会试副考官，又参与更定朝会燕飨乐章。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陈升任礼部右侍郎，即而转任左侍郎。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月，陈廷敬调任吏部右侍郎，受命兼管户部钱法。其时钱价轻而铜价贵，不法之徒销钱当铜，以图厚利，制钱因而日少，流通不足，民所不便。面对此弊端日深的局面，陈上疏主张更易钱法。一是将制钱改重为轻，二是减轻或停收开采重税，鼓励开采，以增加铜的产量。这样一来，就使得铜的产量日增而钱价亦日渐平和。此年九月，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执掌都察院。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陈廷敬进谏赈济灾民，“勿循旧例为便”。几经波折而终被采纳。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二月，与陈有姻亲关系的湖广巡抚张钎居官贪黩被罢免逮治。经过审讯，张钎承认了自己的各种贪黩劣迹，同时还谎称陈廷敬、徐乾学、高士奇等人曾接受过贿赂。康熙不想大起波澜，命办案官员称已经审清结案，勿令滋蔓牵连。尽管如此，陈廷敬等人的名声大受影响。陈上疏表示自己清白，乞请允准回籍。康熙命其原官解任，留京负责修书事宜。 

    两年后，陈廷敬又被起用，再任左都御史。同年七月，升任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初，充任会试正考官。当年四月，拜相入阁，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同时还兼任经筵讲官。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一月，年过七旬的陈廷敬以耳疾乞请休致，获得了允准。后因张玉书去世，李光地患病，又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五月奉旨任入阁办事，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四月病逝。

    陈廷敬一生为官50余载，先后升调28次,表现出出众的才能。作为朝廷重臣，他与同僚能和睦共事，邓之诚在其所撰《清诗纪事初编》中评价他：“性尚汗容，不立异，无与人门户之争，故能为人所容。”

    为官50余载 升迁多达28次 

    陈廷敬入值南书房四个月后，因其母去世回乡守丧三载。康熙二十年（1681年），他回京补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第二年春，充任会试副考官，又参与更定朝会燕飨乐章。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陈升任礼部右侍郎，即而转任左侍郎。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月，陈廷敬调任吏部右侍郎，受命兼管户部钱法。其时钱价轻而铜价贵，不法之徒销钱当铜，以图厚利，制钱因而日少，流通不足，民所不便。面对此弊端日深的局面，陈上疏主张更易钱法。一是将制钱改重为轻，二是减轻或停收开采重税，鼓励开采，以增加铜的产量。这样一来，就使得铜的产量日增而钱价亦日渐平和。此年九月，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执掌都察院。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陈廷敬进谏赈济灾民，“勿循旧例为便”。几经波折而终被采纳。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二月，与陈有姻亲关系的湖广巡抚张钎居官贪黩被罢免逮治。经过审讯，张钎承认了自己的各种贪黩劣迹，同时还谎称陈廷敬、徐乾学、高士奇等人曾接受过贿赂。康熙不想大起波澜，命办案官员称已经审清结案，勿令滋蔓牵连。尽管如此，陈廷敬等人的名声大受影响。陈上疏表示自己清白，乞请允准回籍。康熙命其原官解任，留京负责修书事宜。
 
    两年后，陈廷敬又被起用，再任左都御史。同年七月，升任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初，充任会试正考官。当年四月，拜相入阁，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同时还兼任经筵讲官。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一月，年过七旬的陈廷敬以耳疾乞请休致，获得了允准。后因张玉书去世，李光地患病，又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五月奉旨任入阁办事，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四月病逝。

    陈廷敬一生为官50余载，先后升调28次,表现出出众的才能。作为朝廷重臣，他与同僚能和睦共事，邓之诚在其所撰《清诗纪事初编》中评价他：“性尚汗容，不立异，无与人门户之争，故能为人所容。”

    主持编撰《康熙字典》《佩文韵府》 `

  除了政绩不俗外，陈廷敬在文学、诗、著等方面亦有突出成就。他学识渊博，著作颇丰。其“文与诗皆雅健绝伦，渊源最正”。文集主要有：《尊文阁集》、《午亭文编》、《河上集》、《三礼指要》、《午亭三人》、《述古训》、《孝经刊误述释》等。其中《午亭文编》是陈的主要著作，此书在《尊文堂集》的基础上删订而成，书中大量记载了他为官上言的文稿。

    陈廷敬擅长诗作，他的诗多以咏物、怀古、寄情为主，其中不少是有关阳城山水名胜的诗篇。他的诗风清新秀美，时人称其“诗名不及士祯，而功力深厚似过之。文摹欧曾……同时达官无能及之者。”康熙帝更是赞之“清雅醇厚，非积字累句之初学者所能窥也。” 

    而陈廷敬在文学方面的最大贡献还是主持编纂《康熙字典》和《佩文韵府》这两部文字学工具书。康熙帝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派陈廷敬编纂字典，总阅官还有张玉书，由于张于次年即逝，实际上这一文化工程大部分是由陈廷敬一人主持完成的。 

    《康熙字典》是Ｚ国第一部用“字典”命名的字书，也是Ｚ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字典。它是在明代梅鹰祚《字汇》和张自烈《正字通》基础上编成的。全书共42 卷，记47035字，分子丑寅卯等12部，按214个部首辑录字词，这部字典的编辑，在文字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它不仅促进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还为后来字书的编纂与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佩文韵府》是陈廷敬任总阅官的又一文化著述。它以元代阴十夫《韵府群玉》和明代凌稚隆《五车韵瑞》两部书为基础，再加增益而成。《佩文韵府》按平上去入四声各标其韵目，以一韵为一卷，分106卷，又有拾遗106卷，共212卷。《佩文韵府》的问世，在中华文化史上有两点重要贡献。一是其作为一部词藻汇编，除了可供查询成语、典故以及一般的词语之用外，也可以算作字书的别体，有重要参考价值。二是对促进词典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现代的《词源》、《辞海》一类词书，在编排程序中仍沿袭《佩文韵府》的规律，只是根据现代一些实际情况稍作完善。 

    老成宽厚处世获康熙恩宠
 
    在理学上，陈廷敬也有很深造诣。他与清初诸儒一样不仅开始向宋学回归，而且表现了返归先秦儒学的意向。在《困学绪言》中，他有许多命题异于程朱学派，表现为先秦时代许多儒家思想的复归，如多次着重提到“富贵”与“仁道”、“生”与“死”、“信”与“诚”、“仁”与“爱”等。

    陈廷敬在《困学绪言》中至少八次提到了“太极与气”，陈述“扩尽天地人物之理”，这是他回归程朱的明显标志。

    陈廷敬与康熙帝亲密关系的始于陈廷敬任日讲起居官时，康熙帝认为陈廷敬的讲述对他“大有裨益”。到后来，朝廷中“彼此倾轧，伐异党同，私怨交寻，牵连报复”。置身其间的陈廷敬，旗帜鲜明地站在皇族一边，其间，尽管他与高士奇、徐乾学等人彼此推崇，过往甚密，但却不像高、徐那样植党揽权，而是远离权力斗争之地。 

  康熙帝的老师中还有清初大才子伍次友、彭而述。 

伍次友（康熙朝）

彭而述（康熙朝）

  (1605～1665)明末清初官吏、学者。 

　　南阳邓州人。明崇祯十三年(1640)中进士，授阳曲县令。清顺治初年，任两湖提学佥事，守永州道，后为贵州巡抚。永州失守后，被罢官，归故里，饮酒赋诗，抒怀咏志。后得王铎推荐，初补衡州兵备道，任副使，再升任贵州按察使、广西右布政使。后被举荐云南左布政使，辞谢不就，归乡专事著述。代表著作有《读史亭集》16卷、《文集》12卷、《读史外篇》8卷、《宋史外篇》8卷、《续读史外篇》8卷，其他有《南游文集》、《明史断略》、《滇黔集》、《读史异志》、《读史别志》、《新史新志》等。

    巩建丰作为雍正帝的老师颇受雍正帝的赏识。

    巩建丰(1673—1748年)，清前期教育家。甘肃巩昌府伏羌人。字文在，号渭州，一号介亭，又号朱圉山人。幼年颖悟，谦诚好学。康熙五十二年 (1713年)中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雍正二年(1724年)，主持四川乡试，选拔英俊，独具卓识。所取举人后多成名成才，人赞为“当代伯乐”。

　　雍正四年。出任云南学政。任内以身作则，严格考试制度，起草《滇南课土条约》，大办教育，极力选拔人才，使西南边陲文风大振。同时提倡朴素节俭风尚，反对各种陋习，成绩卓著。雍正七年离任，时云南学子依依不舍，一直护送到六百里以外的金沙江畔，在江岸悬崖携刻“巩太宗师”大幅摩崖，以志纪念。

　　 回京后任翰林院侍读学土，主殿试读卷。雍正十年(1732年)，告老还乡。传雍正皇帝敬重巩建丰的老成持重，有意挽留，于是出联试探去留实情：“十口心思。思父思乡思妻子。”巩应声对道：“寸身言谢，谢天谢地谢君王。”雍正感其应对绝妙，不便托辞，只好恩准。

　　 归里后巩建丰以讲学著书为务，以灌园吟咏为乐。在县城文庙设坊，教徒数百人，远近学者也纷纷登门请教。坐而论道，孜孜不倦，被奉为“关西师表”。著有《朱围山人集》、《伏羌县志》等。


  朱轼,字若瞻，又字伯苏，号可亭，谥文端，高安人。

    前清名臣，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为乾隆帝师。颇具惠政，居官廉洁，刚正不阿，世人颂其“束其励行，通经史百家”。卒后次年归葬故里，乾隆帝御赐“帝师元老”。

    朱轼（1665-1737），字若瞻，号可亭，江西高安市村前镇艮下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重臣，经学家、文学家。生于清圣祖康熙四年，卒于高宗乾隆元年，年七十二岁。康熙三十三年（公元一六九四年）进士。由庶吉士改授湖北潜江知县，有惠政。陕西学政、奉天府尹、浙江巡抚、左都御史。雍正时，充圣祖实录总裁。行取授刑部主事，督学陕西。累官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与怡贤亲王共治畿辅营田水利，蓄泄得宜，溉田六十顷。卒，谥文端。任浙江巡抚时，首创用"水柜法"修筑海塘，为治理沿海水患功垂后世。康熙推崇朱熹学说，朱轼为当时朝廷御用程朱学派的重要代表。朱轼生活俭朴，高安民间旧时流行的酒席"朱公席"，待客时多为四盘两碗，据说是朱轼宴请乾隆时所创。轼工古文，学宗横渠，著有周易注解、周礼注解、仪礼节略、历代名儒循吏传等，《清史列传》及文端公集，并传于世。 

    朱轼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担任大臣，是三朝元老。皇子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初入学，雍正命朱轼为师，在懋勤殿设讲坛，行拜师礼。朱轼对弘历的要求很严，边雍正也觉得过份了，就对朱轼说：“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意思是说，对皇子，教育他做王，不教育他也做王，先生何必这么严格呢？朱轼答道：“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意思是说，教育好他，就可以使他做尧舜那样的贤君，不教好他，就会成为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雍正见说得有理，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乾隆做了皇帝后，非常感激和尊重他的老师，曾亲自到高安来问候朱轼，朱轼用四盘二碗宴请皇帝，菜谱是：腊肉、肉皮、粉丝、闽笋四盘猪脚或冻鱼，肉圆子或薯粉圆子为二碗。这种筵席，一直在高安流传下来，人们称为“朱公席”。朱轼崇尚节俭，以南瓜接待地方官为母贺寿，除暴安良的故事，同样脍炙人口，《南瓜记》演唱其事。

    朱轼在高安可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显赫人物，他字若瞻，号可亭，公元1665年生于高安村前艮下朱家的清贫人家。他从小聪敏勤学，7岁时，有人指木匠锯板，叫他作“八股文”的“破题”，他应声答道：“送往迎来，其所厚者薄也。”破题是八股文的开头部分，要为圣人立言，要提起下文，朱轼的破题从表面上看，讲的是锯板，送过去拉过来，使厚的木材变成薄板；从句里面的意思看，破题中活用了古人的话，也可理解为人情冷暖，随着地位情况的变化，深厚的友情也会变得淡薄，这就含有更多的哲理，为下文的展开铺了路，难怪族中长老称之为“千里驹”了。

    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就在30岁时，朱轼考中进士，担任潜江知县，有德政，以清廉审慎著名，后来又任陕西学政、浙江巡抚等地方长官。任浙江巡抚,上任伊始，便把“清吏治，正风俗”做为急务。他说：“查吏莫先于奖廉惩贪，厚俗莫要于云奢崇俭。”就是说，要考察官吏，没有比奖励廉洁惩办贪污更重要的；要使风俗淳厚，没有比禁止奢侈、崇尚更要紧的。他下令取消巡府衙门的额外摊派，精简巡府的出入仪仗队。他办理政事十分勤勉，重要的事情一定要亲自办、亲自过问。因为他自奉廉洁，以身作则，把境内治理得井井有条，号通国第一。特别是他治海水，更是功绩著显。 o

    清代，海宁、上虞一带多是海患，海潮给人民造成了灾难。在元代、明代筑提塘，提基尽是浮沙，多次崩塌。朱轼经过实地考查，反复研究，认为只有采用“水柜法”筑石堤，才能保持永久。所谓“水柜法”就是用松树、杉树等耐水木材，做成长丈余、高四尺的水柜，内塞碎石，横贴堤基，使其坚固，再用大石高筑堤身，附提别筑坦坡，高度大约为提身的一半，仍然用木柜为主干，外面砌巨石二三层，用来保护提脚，从此以后海担坚固，沿海的老百姓免除了水患。

    康熙五十九年，朱轼任都察院长官左都御史，雍正三年授文华殿大学士，这就是担任宰相的职责了。朱轼救济灾民，安定社稷，保卫巩固边疆，都作出了贡献，成为了一代名臣。

潘仕权

    潘仕权生于1701年，自幼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犹精八卦、礼数、音律等，因获宫内赏识，尝任乾隆帝师三年。潘仕权流传于村间的轶事非常多，比较有趣的便是乾隆赐给他“文官低三级”的口谕，也就是说所有经过潘仕权家门口的文官都得下马参拜。当年潘家故宅的门前有一大片荷花塘，至今犹存。有时候一些潘仕权看不过去的贪官污吏经过潘宅，潘老爷子便让人在荷花塘上铺上稻草，其则端坐塘岸。等那些官吏下马前来跪拜的时候便一个踉跄载入水中，四处百姓见之，无不拍手称快。

    帝师蒋廷锡（1669年-1732年）江苏常熟人。字南沙、酉君、杨孙，号西谷，又号青桐居士。Ｚ国清代画家。擅长花鸟，曾画过《塞外花卉》70种，被视为珍宝收藏于宫廷。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逝世，雍正（1723）下令经延讲官、户部尚书蒋廷锡（1669—1732）重新编校《古今图书集成》。蒋廷锡把陈梦雷的名字涂掉，写上自己的名字，他重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共收医书520卷，采集历代名医著作，为中医学类书之冠。


    乾隆帝师张照，字得天，号泾南，天瓶居士，上海松江人。乾隆时大书法家，常为乾隆皇帝代笔，擅长行楷书，是书“馆阁体”能手。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敏。性地高明，深通释典，诗多禅语。书法初从董其昌入手，继乃出入颜、米；天骨开张，气魄浑厚。兼能画兰，间写墨梅，疏花细蕊，极其秀雅。著天瓶斋书画题跋、得天居士集，刻有天瓶斋帖。卒年五十五。《宝禊轩诗文集、昭代尺牍小传、书画纪略、国(清)朝书识、桐阴论画、(自阝)园消夏百一诗注、海上墨林、画传编韵、清画家诗史、清朝书人辑略》。

  帝师刘尊和

    刘尊和，字子中，号春台，今沂南县依汶镇隋家店村人，生于乾隆年间，为中清己卯科进士，曾授课幼年嘉庆皇帝，故有“主师”之称。乾隆帝曾赐御匾“老主同年少主师”以示褒扬。御匾悬于刘尊和老家临街门楹上，凡过往文武官员，须叩拜徒步经过，刘尊和名声远扬。刘尊和对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一生所藏，放置三间东屋，箱柜触及房椽。1940年，日寇大扫荡侵入隋家店时，其收藏被毁之一炬。 

    刘尊和先辈江南海州籍，上世有仕观察者、任州牧县令者，皆卓有政绩，更有祖孙三代为官陕西大明府之显耀。后因官事家分三路迁徙他乡，一支琅琊白旄镇，一支济南青城，一支明朝洪武年初，分支迁居沂水县西南庐阳白埠庄。刘尊和祖父刘坛于乾隆年间从今高湖迁落隋家店村，至今已延续文、尊、汝、家、矩、曰、厚、乃、长、源11代。刘尊和第五代嫡孙刘曰梅参加八路军，时任山东纵队某部营教导员之职，在岱崮對日作战中光荣牺牲。今鲁中烈士陵园内Ｋ日烈士碑所刻英烈刘銮，是其参军后用名。

    刘尊和兄弟5人，其为长子，自小投师当地学者祖建安。四弟尊侨善书法，研习欧体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之境界，为其二叔刘文杰遗孀所题贞节牌坊“志洁冰霜”，笔法端庄雄伟，气势开张，敦实有势，遒劲郁勃，被方圆百里好学者所垂摹。刘尊和文思敏捷，出类拔萃。6岁入家塾，11岁对十三经书及文选诸书皆能成诵，12岁开笔成文，可落落千言余，人誉“少年骆宾王”。及17岁应县试，获当地第一名。次年入府庠岁科三试，两列优等前茅，一冠其军。遂取辛酉科庚拔贡，戊辰科顺天举人。 

    刘尊和从此开馆授业，学子众多，多有成就。戊寅年，身为淄川教谕，授课勤奋，登门求教者，应接不暇。此间，有门生遭县役欺凌，刘尊和闻之，立即赴县衙，督促县令将此役拘拿以惩治，并革除此役学职，以维护师生之尊严。

    刘尊和42岁时，值己卯恩科会试，考取进士，授职户部主事，便将家眷迎养进京。在此前后，除三弟未仕先折，其二弟尊奎官就巨野教谕，四弟尊侨官就济南历城教谕，五弟尊侃为东阿县令。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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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尊和一生忠孝有加，堪为楷模。丙戌年，其妻高氏送女发嫁，回家后瘁以痰症。刘尊和悲痛万分，但见到双亲，强作笑颜，以免老人伤心。时年，刘尊和季弟任历城训导之职，父母离京赴济南，在济不到两个月，父亲去世，刘尊和在京闻讣悲痛万分，急赴济与诸弟扶柩归故里安葬。母亦以年高受疾，刘尊和请名医前来调治，药煎好必亲尝，不久，母去世。刘尊和守孝期满赴京，其间被奸佞弹劾，被降补太常寺典簿充则例馆纂修，后官复户部。数年后补缺转员外郎。此10多年间勤于职守，于求学者诲人不倦，并著有大小题文一二百篇刊发问世，为后人争相传阅，被奉为楷范。

    刘尊和体恤贫困，颇受京人尊敬。他在京任职30余年，所得俸禄，好自俭敛，置些田地。凡有卖与后欲典回者，他如价退还，以义而著名。丁未春，因眼疾告老还乡。在当地有许多美传。据其六代孙79岁的刘德厚老人讲述，祖上当时有土地千余亩，每到夏季阴雨连绵之日，刘尊和执意要佃户晒麦穰；每到春夏青黄不接之日，又执意开仓晒粮，而且吩咐不许看守。一次，有一佃户从晒麦场私自装了半袋粮，回家路上远远看见刘尊和从对面走来，吓得把袋子滑落地上。刘尊和装作没看见，闪身走进路边的苘麻地，好一会儿不见佃户走过，便探出身喊对方：还不快走，想把我热死不成？佃户如梦初醒，方匆匆离去。雨天晒麦穰，饥日晒麦子，可见刘尊和之良苦用心。

  刘尊和于咸丰二年疫终，享寿74岁，以员外郎加二级，诰授朝议大夫。其一生为官清廉，桃李遍布，与人为善，受世人景仰。

    王杰在朝为官40余年，身为嘉庆帝师，官居高位，但刚正廉洁，一尘不染，伸张正义，最恨邪恶，被后世公认为乾、嘉时代的名臣。王杰晚年告老还乡，嘉庆皇帝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庙廊，两袖清风返寒城”。倘若没有科举制度，这些布衣草民们根本不可能登上龙门、身居高位，也就不可能在Ｚ国传统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

    王尔烈，字君武,号瑶峰。辽阳人。乾隆三十六年二甲第一名进士。嘉庆帝师。

    朱珪，字石君，号南厓，晚号盘陀老人，大兴人。朱筠之叔弟。乾隆戊辰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晋太子太傅。赠太傅，谥文正。有《知足斋集》嘉庆帝师。

    清代嘉庆帝师周煌公乃周良弼之后，嘉庆帝师。

    道光帝的老师曹振镛（1755～1835），字俪生，号怿嘉，曹文埴子。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进士，选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后升侍读学士。嘉庆初年，升少詹事，授通政使，历任内阁学士和工部、吏部侍郎。嘉庆十一年（1806 年）升工部尚书。奉命撰《高宗实录》，书成，加太子少保，调任户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嘉庆十八年九月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随又升体仁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任军机大臣。道光初年，晋升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上书房总师傅，又以平喀什噶尔功绩晋太子太师，不久又晋太子太傅，并赐画像入紫光阁，位列功臣之首。曹振镛历事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三任省学政，四任省会试主考官。凡纂修《会典》、两朝《实录》、《河工方略明鉴》、《皇朝文颖》、《全唐文》皆为总裁官。凡所综理，事必躬亲。承书谕旨及衙门奏章、翰苑进呈之文无不反复阅视，一字一句反复斟酌，一点一画的错误必予改正。嘉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间，嘉庆帝6 次谒陵，5 次秋天围猎，都留曹振镛在京处理朝廷大事。两江总督陶澍整理两淮盐政，改行票法，先以私书请示曹振镛。曹振镛极表赞同，使改革得以实行。著有《纶阁廷辉集》、《话云轩咏史诗》。道光十五年去世，道光帝亲临吊丧，下诏褒恤，赐谥文正，入祀贤良祠。

    祁寯藻 字颖叔、淳浦，号观斋、息翁，山西寿阳县平舒村人。清嘉庆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世称“三代帝师（道光、咸丰、同治）”、“寿阳相国”。他一生忠清亮直，勤政爱民，举贤荐能，政绩卓著，对朝政有影响。其书法由小篆入真行，师承二王，出颜柳，参以山谷，深厚遒健，自成一格，为清代中晚期著名书法家，有“一时之最，人共宝之”“楷书称首”的赞誉。
 
    戴联奎，字紫垣，1751年生于如皋如城冒家巷一个仕宦之家。15岁时已有‘东皋文童’美称。17岁时，戴联奎赴京读书，1774年殿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升为编修。当时和申当政，而戴联奎刚正不阿，因而20年没有得到升迁。乾隆去世后，嘉庆严惩和王申，此后至道光元年（1821年），戴联奎先后担任兵、礼、吏、户四部尚书，是满清时期汉人中官阶最高的一位。

    戴联奎曾担任嘉庆、道光皇帝的老师，在职近50年。戴联奎酷爱收藏，节衣缩食购买散失在民间的历代瓷器、书画，毕生藏品千余件。道光壬午二年（1822 年），戴联奎去世，享年72岁。道光帝宣旨将戴联奎葬于如皋东陈张草港，以宰相级葬礼相葬。皇帝亲赐祭品及戴联奎生前的藏品，用38条木船运至如皋。

    李鸿藻（一八二○——一八九七年），字兰孙，直隶高阳人。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山西乡试，督河南学政。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特诏授大阿哥读。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擢侍讲。因李是同治皇帝师傅，深受西太后信任。累迁内阁学士，署户部左侍郎。四年（一八六五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命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反对崇厚擅订《里瓦几亚条约》，并策动清流派弹劾洋务派李鸿章。是清政Ｆ中钳制洋务派的守旧人物之一。  a]fxK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以病乞假，旋卒，年七十八岁。予谥文正,赠太子太傅。李鸿藻虽为军机大臣，但持躬俭约。“其在枢府，独守正持大体……所荐引多端士。”与李鸿章等引用私人，扩大派系势力不同。

  翁心存（1790-1862），翁同龢父亲，字二铭，号邃庵，道光二年（1822）进士，历官礼部、户部、工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曾授读咸丰、同治二帝，李鸿章亦是他的学生。儿子翁同龢更是状元及第，户部尚书，两朝帝师，先后教过同治、光绪两位皇帝，被康有为誉为“Ｚ国维新第一导师”。

    翁同和,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生,井眉居士,晚号松禅.1830年5月19日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咸封, 宫海州学正.父翁心存,咸丰朝历宫至体仁阁大学士,后为同治帝师.母许氏通《诗》《易》,长兄同书,三元同爵均官至巡抚.同和六岁入塾时,"四书","五经"朗朗成诵.21岁选为拔贡,23岁中举人,27岁以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翁同和接替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继位,慈禧又命同和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 @=Hb N'j 
从光绪启蒙识字到翁同和因支持维新变法削籍归里,师生相处达24年. 在学习上,翁同和是光绪的师傅,在生活上是监护人,在政治上,他又是光绪最宠信的大臣.曾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两度入军机,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典馆正总裁,国史馆副总裁等.他为官廉正,提携后进,在对内对外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主张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Ｚ義思想,与李鸿藻,潘祖荫等大臣同属清廷中的清流派.

    翁同和在中状元前,曾在刑部当差七年,中状元后,又曾暂代刑部右侍郎.因此,他对刑部的内幕和法律方面的知识比较了解.同治十二年(1873年),浙江余杭县杨乃武案发生,余杭县刘锡彤刑道事毕氏,捏供杨乃武因奸谋杀葛品连.此案经杭州知府,浙江巡抚,刑部侍郎三审具结,草率奏报,使杨乃武,葛毕氏枉坐重罪.此时,恰值翁同和擢升刑部右侍郎,直接负责秋审处重大案件的审办,执掌最高审判权.到任后,他细阅全部案卷,发现供词与诉状的疑点和漏洞甚多.于是, 他又询阅了杨乃武姊姊的京控呈词和浙江绅士的联名呈词,走访了浙江籍的京宫,听取了刑部经办人员的各种意见.在经过一番深入调查研究后,翁同和对此案提出了驳议,并在蹲亲王和慈禧的同意下,由刑部对全案作复查,直至最后查明真相,全案得到平反.在刑部任上,翁同和还推翻了两起量刑不当的案件:并针对狱囚多逃跑的情况,采取了改善狱囚生活待遇,严禁滥施刑罚等措施.在吏治腐败的封建统治下,翁同和这种认真执法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光绪八年 (1882年),翁同和第一次入军机,当时法国侵略者入侵越南,并把矛头指向Ｚ国.法军连续进犯越南谅山,窥伺广西,海军以游历为名,驰入福建马尾军港. 在严重的边疆危机面前翁同和,李鸿藻为首的一部分大臣极力主张援越抗法,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守旧官僚,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主张放弃越南,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恭亲王则更是安尊保荣,但求战争不打到国内,认为求和是唯一办法,于是清廷内部形成了对立的两派.

  同治帝师，道光名进士，，湖南巡抚，刘崐（清）字韫斋，云南景东县蔓等乡蔓等村人。生于1804年，卒于1886年。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朗、鸿胪寺少卿、太常寺少卿、顺天府尹、太仆寺卿，江南正考官，文渊阁执事，湖南巡抚等职。刘崐书法厚重浑融，有东坡、鲁公遗意.传世绝少。在湖南时，书法颇为胜名，求书者很多。见《Ｚ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

  “韫斋”是清代刘崐（1804_1887）的号，他表字玉昆，道光21年（1841年）中进士时才29岁，曾任翰林大学士，做过同治皇帝的老师。在慈禧太后与顾命大臣肃顺的夺权斗争中，他受牵连而外放湖南任巡抚。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耽误九年的科举考试重新开考，实权派曾国藩亲自点。刘崐作江南大主考。他一生仕途显赫，最后卒于湖南。他的书法颇负盛名，在景东无人可比，被故乡人视为珍宝，甚至竟将他的字画当作驱鬼符。著作有《刘中丞奏稿》八卷。

清咸丰帝师匡源（1815一1881） 字本如，号鹤泉，胶州人。出生于书香人家，自幼聪敏好学，才思敏捷，认真刻苦。十三岁考秀才，文采卓异，擅诗文，号为神童。他少有大志，传世他题“世人多白眼，吾独上青云”诗句以自勉。

匡源伯父匡锡嘏，举人出身，任泰安府府学教瑜，对匡源十分赏识，认定侄儿将来必成大器，先是领至泰安学署就学，后于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付学费送他进国子监深造。
 
1839乡试，匡源夺得举人第三名的好成绩，次年巧遇恩科，匡源参加会试，再中进士，25岁的他在同榜进士中最为年轻。同年他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又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
 
1844年至1845年，匡源出任江西、山西乡试考官。1848年2月，道光帝派翰林院编修匡源为皇子奕詝讲经。匡源深知此任重大，不敢懈怠，全身心投入，以报效皇帝的信任。 
 
不幸的是，第二年匡源母、父二老相继逝世，他只好丁忧故里。 
 
道光辞世，皇子登基即其后的咸丰皇帝。 奕詝昭丁忧期满的匡源入宫。1853年匡源出任会试同考官，次年升任兵部右侍郎。1855年，匡源任吏部左侍郎，并代理礼部尚书。1857年，匡源升调军机处任军机大臣上习行走。第二年任军机大臣上行走，赐紫禁城骑马。18 6 2年任职随称赞襄政务大臣。短短几年，匡源由皇子师连升数级进入中央权力中心。
 
不同于晚清官府奢靡腐败的风气，匡源为官严以律己，勤勉清廉，不沾恶习。他对败坏的社会风气极为痛恨，为振作朝纲，匡源愤而撰写了很多指斥时弊的奏议。他不畏权势，同结党营私的贪官进行尖锐的斗争。
 
1860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清廷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敌军压境，匡源力主固守以待勤王。胆怯的咸丰帝出逃热河，匡源弛骑以从，途中批谕、章奏、拟旨皆出自源手。英法议和，咸丰病危，临床托孤，匡源为顾命八大臣之一。 
 
1862年，同治帝即位，慈禧垂帘听政，开始翦除异己，削弱帝党势力，匡源被扣罪名罢官，有幸留得性命。

退出政界的匡源受聘担任了济南泺源书院的山长，讲学17年，弟子多达3000多人，他深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乐趣。他的门生中不乏有出息有作为的后起之秀，如潍县曹鸿勋、福山王懿荣、胶州柯劭文等。较之从政，讲学带给匡源更多乐趣和成就。

匡源在文史艺术诸学科均有成就，生前著述很多，如《珠云仙馆诗文抄》、《名山卧游录》、《画学先贤》、《制艺卮言》等。 

杜受田(1788年—1852年)，咸丰帝帝师，清朝重臣。字芝农，山东滨州旧城人。其父杜谔为嘉庆时翰林院编修，礼部左侍郎。清道光三年，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后为山西学政。道光十五年，进京直上书房，授太子读书。道光十八年，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实录馆总裁。咸丰登基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调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清咸丰二年(1852年)，山东、江淮地区受灾，亲赴灾区视察，途中染病，是年七月初九，卒于淮安清江浦，时年六十四岁。咸丰帝甚痛，诣“文正”。
 
其子杜翰是咸丰帝临终前任命的顾命八大臣之一。 

道光皇帝晚年最钟爱六皇子奕讠斤“六阿哥”在大臣面前几次流露要把皇位传给奕䜣。只是因为奕讠宁“四阿哥”居长且在宫中素以“贤德”闻名所以犹豫不决。

当时担任上书房总师傅、四阿哥老师的是山东滨州人杜受田此人考取过榜眼老实稳重博学多才谋略过人。杜受田窥探到皇上的心意万分焦虑从自身利益考虑必须全力帮助自己的学生。于是他苦思冥想帮助四阿哥寻找补救办法。

一次道光皇帝命各位皇子到南苑打猎实际是试一试皇子们的武艺怎样。按清朝惯例皇子读书时外出须向老师请假。杜受田沉思良久向四阿哥耳语:“阿哥到猎场中只坐观他人骑射自己千万不要发一枪一矢并约束随从不得捕杀任何生灵。回来时皇帝一定会问何故你可以回答:‘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且不想以弓马一技之长与诸兄弟争高低。’” 
 
当天狩猎结束六阿哥所获猎物最多正在顾盼自喜之际见四阿哥默坐随从也垂手侍立感到奇怪就上前问道:“诸兄弟皆满载而归为何四阿哥一无所获？”四阿哥平静地回答:“今天身体欠安不能与诸兄弟驰逐猎场。”天色将晚诸皇子携所获猎物复命。果然皇上询问缘故四阿哥就把杜受田教的话说了一遍。道光皇帝龙颜大悦对身边的大臣说:“这才是君主之度。”  

平心而论四阿哥无论文韬武略还是健康状况都比不上六阿哥。道光皇帝直到死前仍对传位之事下不了决心。

一次道光重病在床自知无回天之术临终前最后考察两位皇子的能力和气度决定继承人。六阿哥的老师授计说:“晋见时皇上若在病榻上询问治國Ａ邦大计你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受田则对四阿哥说:“你若陈条时政论智力、口才根本比不上六爷只有一策皇上若自言病老将不久于人世你只管俯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 晋见时皇上果然询问身后治国大事六阿哥无视皇上痛苦之状口若悬河大谈自己治國Ａ邦的见解和抱负；四阿哥则一如师言面对父皇的垂问悲伤得涕流满面以至于不能作答。道光皇帝在病榻上仔细观察两人的言谈举止被四阿哥的举动所感染对身边的大臣说:“皇四子仁孝可当大任。”第二天道光皇帝驾崩领班大臣宣读密谕:“着皇四子奕讠宁继位。”四阿哥终于击败六阿哥登基做了皇帝年号“咸丰”。

咸丰皇帝即位后感激老师的拥戴之恩任命杜受田为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遇事言听计从奉若生父。清代协办大学士相当于明代的宰相在朝廷中最有权势。杜受田也想凭借咸丰的信任以展自己的治国宏图。咸丰皇帝即位不久他首先建议起用林则徐、周天爵等在鸦片战争中因主战而被撤职的大臣以Ｚ压刚刚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接着他又亲自到江南勘察赈务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以咸丰为首的封建政权。可惜他还没来得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就猝死在勘察赈务途中。 

杜受田去世后咸丰皇帝伏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他亲自带领两班大臣前往祭奠并追赠杜为太师大学士谥号“文正”。“太师大学士”和“文正”是人臣中最高级的一种册封清嘉庆以来汉族大臣被追封太师大学士者仅杜受田一人而已。

光绪帝师孙家鼐(1827-1909)　清末大臣。字燮臣，号蛰生、澹静老人。清安徽寿州(今寿县)人。咸丰状元。1864年提督湖北学政，后屡充考试试差阅卷大臣。1876年，与尚书翁同龢同任帝师。主张阅报去皇帝壅蔽，然要严禁“渎乱宸聪”。建议酌置散卿，广集人才，以资议政。甲午战起，力言 “衅不可启”，主张妥协。1895年，列名北京强学会。1896年主持官书局。1898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京师大学堂。建议增设中心学堂、速成学校及医学校。戊戌维新时，向光绪帝推荐冯桂芬、郑观应等人的著作，但又奏称康有为“学术不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逃往西安。后授礼部尚书，任体仁阁大学士，历转东阁、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充学务大臣、政务大臣、编纂官制总司核定等。1907年，任资政院总裁，参与“立宪”事宜。谥文正。

孙家鼐（字系臣，号蛰生、容卿、澹静老人），1827年4月7日－－1909年11月29日。官吏。安徽寿州人。1851年中举人，八年后成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68年，孙家鼐提督湖北学政，任满之后，奉旨入值上书房授读。十年后，授德宗皇帝读。直至1887年，他和资历较深的同僚翁同龢一起教授年轻的皇帝。在此期间，历任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兵部侍郎，以及吏部侍郎等职。1890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两年后擢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府尹。1894年，孙家鼐强烈反对为朝鲜的宗主权与日本开战，和李鸿章Ｚ国不可能打败日本的见解不谋而合。从而与主战派翁同龢对立。这两位师傅对德宗皇帝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翁同龢凭借口才与众多的门生、故旧占了上风。

1895年战争结束，皇帝开始通过教育试行改革。1896年命孙家鼐筹建政Ｆ出版机构，其中包括一个图书馆，一个印刷厂以及一所学堂。1896年中，按照李端棻的建议，皇帝命在北京建立一所大学堂，委派孙家鼐筹建，并兼任管学大臣。但是，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历时两年未能开学。在此期间，孙家鼐任礼部尚书，旋迁吏部尚书。1898年，兼任内办大学士，并受命加速开办大学堂。在1898年6月至9月的“百日维新”时期（见谭嗣同条），设立大学堂是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8月9日，“京师大学堂”成立，后为北京大学，孙家鼐为第一任管学大臣，被聘为总教习。孙家鼐卒于1909年，即资政院成立的前一年。身后溢 “文正”，入贤良词。孙家鼐生平简约谨慎，在激进派和保守势力之间，常取中间立场。他和翁同龢是当时最有威望的两位大臣，然而翁同龢的名气大于孙家鼐。孙家鼐赞同1898年的许多新政，但是，他上疏反对康有为的政治理论。这或许能说明维新运动失败后孙家鼐何以能在朝中继续留任。
 
据说孙家鼐一直是王阳明哲学的信奉者。他的著作绝大部分毁于义和团起义，只有少量奏稿传世。孙家鼐临逝世时的奏折，1909年下半年影印出版。题名《太傅孙文正公手书遗折稿》
 
光绪帝师夏同善（1831-1880），字舜乐，号子松，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人。咸丰进士，累官至吏部右侍郎，江苏学政，在官力持介节，检身若寒畯。夏同善曾对晚清四大奇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翻案起到了重要作用，此案因夏同善秉公执法而出现了转机，他也成为后人崇敬的一名清官。

宣统帝师李殿林

李殿林，字荫墀，大同县西册田乡大王村人（原属阳高县，后归大同县）。据清代《大同府志》记载：“元丞相脱脱墓，府东百二十里大王村，有碑记，大同李氏，其后也。”从上述情况可以推断，李殿林祖上系蒙古族人。

李殿林之父李增桂，共有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李时中，次子是虚设，老三李士林，老四李毓林，老五李苑林，老六李殿林，女儿李美林。因为李殿林在李氏门中排行第六，故而，当地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六大人”。李家当时在大王村之中，虽然属于小康之家，但是常常遭受本村恶霸地主郝威的欺侮。所以，决心发奋图强改换门庭，不惜花费重金，延请浑源州水香寺的科举进士谢定书来到李家，专门教授六个儿女读书。由于谢定书先生知识渊博，督教学生有方，再加上李氏兄弟苦读不辍，因此，在同治、光绪年间，李家兄弟全部科考及第。
 
清朝同治甲子年间，18岁的李殿林赴太原乡试中文举。同治十年辛未科进土及第，多年来曾经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广西学政、咸安宫总裁、日讲起居官总裁、科举会试主考官、内阁学士、礼部左侍郎、兵部右侍郎、广东乡试正考官、吏部主侍郎、江苏学政、正白旗汉军副都统、邮传部尚书、正黄旗汉军都统、吏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参予政务大臣、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礼学掌院大学土，赠紫禁城骑马，西苑门内乘二人肩舆，优礼有加。 DHjfd+E=s 
 
李殿林平日居官慎守成法，廉洁奉公，馈遗无受，请托无听，循规任免，从未安置私人。在署邮传部尚书时，整顿吏治，革除积弊，一日内弹劾数十百员，营私渎职者望而生畏，因而使国家财经收入骤增，吏治廉洁，但他自己却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辛亥革Ｍ时期，李殿林目睹清朝政Ｆ昏庸腐败，料知清朝气数已尽，难以挽回，只好上疏辞官。于1912年2月8日离职回到原籍大王村闲居。在此期间，曾于西册田村桑干河铁索桥北岸，亲笔书写普济桥碑文。石碑正面写有“普济桥”三个大字，其字体浑雄有力，气势宏伟，为世上罕见，石碑后面刻有铁绳桥诗一首：
  层冰开（氵互）客心惊，每到春秋阻旅行。
  西望河源来马邑，东连山势拱燕京。
  悬崖陡立千寻峭，铁索凌虚一道横。
  步步舆梁无痛涉，回头共说险途平。 

1917年，李殿林因病去世，享年74岁。丧讣传到故宫，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宣统甚表哀悼，溢号“文僖”，追赠相国。墓葬于大王村北，如今石兽、碑文并存。李殿林辞职归里之后，为人公正，恤老怜贫，很受当地人民爱戴。直到现在，阳高县和大同县一带的人民，经常传颂着“六大人”刻苦攻读、智审贪官和为民除害的故事，每逢清明时节，经常有人前往坟前祭祀。

李平生以书法、诗词自娱，著有“铨政管见”、“云中草堂诗文集”、“江左校士录”等书，前两部书之手稿和后书刊印本，都在山西省图书馆收存。

帝师陈宝琛(1848～1935年)，字伯潜，号弢庵，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清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光绪元年(1875年) 擢翰林侍读。与学士张佩纶、通政使黄体芳、侍郎宝廷等好论时政，合称“清流四谏”。光绪六年(1880年)，“清谏”之名日重，得两宫皇太后赏识，充武英殿提调官。翌年，授翰林院侍讲学士，纂修《穆宗本纪》。光绪八年(1882年)，授江西学政，重修白鹿洞书院。翌年，以校《穆宗毅皇帝圣训》奉旨议叙，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当时，法兵侵犯越南，宝琛与张佩纶力荐唐炯、徐廷旭堪任军职。光绪十年(1884年)，上“请募勇参用西法教练”，并条陈筹饷、选将、练兵、简器四事，主张“变化以尽利，任人以责实，筹饷以持久”，遂擢会办南洋事宜。后因原荐之唐、徐兵败受牵连，部议降五级处分。翌年，应Ｔ灣巡抚刘铭传之请赴台。返闽后，修葺先祖“赐书楼”，构筑“沧趣楼”。自此，闭门读书、赋诗、写字。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任鳌峰书院山长，以“培人才，广教育”为职志，曾倡设东文学堂、师范学堂、政法学堂、商业学堂。主持高等学堂时，派法、政、商、工、农等科学生留学日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闽、浙、皖、赣四省拟自筑铁路，商部奏派宝琛任福建铁路总办。宝琛到南洋爪哇、槟榔屿、吉隆坡、万隆、三宝垅等地，向华侨筹募路款，建成福建省第一段铁路。宣统元年(1909年)，奉召入京，任总理礼学馆事宜。翌年，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以及经筵讲官、资政院议员。宣统三年(1911)五月，简授山西巡抚，旋开缺以侍郎候补，派毓庆宫侍读，首发为“戊戍六君子”昭雪之议，奏请降旨褒扬。Ｍ國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宝琛追随溥仪。翌年，命修《德宗实录》。Ｍ國10年，修成《德宗本纪》，溥仪授予“太傅”衔。Ｍ國12年，引荐郑孝胥入宫。Ｍ國14年，溥仪至天津，宝琛亦移居天津随侍。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决意复辟，密赴东北。宝琛赶赴旅顺劝阻，溥仪不从，日本派人挟持宝琛返天津。Ｍ國21年，溥仪在日本扶持下成立伪满洲国。宝琛专程赴长春探望溥仪，呈密摺劝溥仪迷途当醒。后病逝于天津。溥仪伪谥“文忠”。著有《奏稿》与《沧趣楼诗文集》行世

都是饱学鸿儒，皇家子弟教育的师资力量太雄厚了。

Quote:

引用第3楼一级上将于2008-02-16 15:02发表的 Re:[转贴]  解密明、清两朝帝王的的老师们 :
都是饱学鸿儒，皇家子弟教育的师资力量太雄厚了。

那是，人家有的是钱。。。想请个好老师还不容易

皇帝给孩子找老师肯定不一般

帝师，等到了皇子们成年当了皇帝就不得了了，那是得到皇上相当的宠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