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象征，中国古老的丝绸业为中华民族文化织绣了光辉的篇章，对促进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丝绸以其卓越的品质、精美的花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闻名于世。



中国丝绸博物馆


博物馆简介




    中国丝绸博物馆座落于浙江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是我国第一座以丝绸为主题的博物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丝绸博物馆。它占地五公顷，于1992年春正式对外开放。国家主席JZM曾为该馆题词：“弘扬古蚕绢文化，开拓新丝绸之路。”






    该馆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五千年的丝绸历史及文化，其基本陈列包括：序厅、历史文物厅、蚕丝厅、染织厅、现代成就厅等五部分。馆内藏有自新石器时代起各朝代与丝绸有关的历史文物，特别是出土于丝绸之路沿途的汉唐织物、北方草原的辽金实物、江南地区的宋代服饰、明清时期的官机产品以及近代旗袍和像景织物等。此外，还有众多的民族文物和现代文物，蔚为大观。






    序厅的造型是一座高耸于大厅中央的宋代提花织机模型。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提花机型，代表着中国古代丝绸的卓越地位。序厅的左右两壁分别是丝绸年表和丝绸之路的展示图，后壁则直观地概括了中国丝绸优良的性能和产销量均居世界首位的喜人成绩。





    序厅两侧的文物厅，集中展示了五千年丝绸文物的精华，厅内恒温恒湿的环境，为娇贵的丝绸文物提供了良好的保存条件。历史文物厅按时代分为两个厅：一厅主要介绍从新石器时代到宋辽元时期丝绸发展的历史；二厅则专门展示明清丝绸皇家传世珍品及考古出土实物。





    染织厅建在一座座极具地方与民族特色的建筑物内，展现了各民族的传统织机。如卧机、丁桥织机、傣锦机、和田机、竹笼机和绫绢机等。你可以拿起梭子坐在这些古老的织机前，亲自体验手工织绸的艰辛。





    蚕丝厅中展示的内容可以让你了蚕吐丝结茧的秘密。现代成就厅则展示了建国五十年来我国在丝绸生产、科研和对外贸易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以丝绸为载体制作的各类工艺品和一些极富收藏价值的丝绸新品。





    经过多年努力，该馆已逐渐成为中国古代丝绸的收藏、研究和鉴定中心以及弘扬丝绸文化、拓展国际旅游的汇聚点。我们深信，中国丝绸文化将由此得以更广的传播和发扬。


馆藏珍品






树叶锦（北朝）



　　这件树叶纹锦出土于新疆著名的阿斯塔那古墓。树叶纹在魏晋南北朝时深受人们的重视。可能得益于当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这些树叶纹颇具西方风格。出土于埃及安底诺遗址的丝织物中就发现有树叶纹的织锦。在伊朗波斯时期的雕刻中也有类似的服饰图案。它们的年代均在公元五世纪前后。而出现在新疆的树叶纹出自公元三世纪前后的葡萄叶纹毛织物。这类以平纹经线显花的丝织树叶纹锦主要出现于公元六世纪的墓葬中。该片树叶纹锦被分成六个色区，使用五种色彩进行换彩显花。




绿地十样花灰缬绢（唐代）


　　这件绿地十样花灰缬绢，是唐代杰出印染技术的见证。唐代除了绞缬、蜡缬和夹缬外，还有一种专门的碱性印花工艺，简称为"灰缬"，即用碱性的防染剂进行防染，工艺类似于今天的蓝白印花。从这件织物十样花纹的不均匀分布来看，其工艺是：用小型的凸版先如盖章一样在织物上印制灰缬的纹样，然后投入染液进行染色，最后除去防染剂，就得到这种绿地白花的图案。织物上的纹样是由四朵小花组成的菱形十样花，它是唐代流行的一种变化丰富的小花纹。





罗地压金彩绣山林双鹿（辽代）



　　这件辽代早期绣品出土于内蒙耶律羽之墓。它以罗为绣底，因罗孔较大，故背衬绢。纹样为散点的团搭，中间有两只鹿，一前一后，头顶灵芝状花冠，身长翅膀。近处有山石，远处为树林，两侧各有一朵云气向上飘起。所有的纹样均用钉金线压边，这是当时最流行的绣法。




蓝地妆花缎蟒袍料（明代）



　　这件妆花蟒缎袍料以蓝色的四合如意云为地，中间是大型的柿蒂窠过肩蟒纹样，一条向前，一条向后。也仿照龙袍式样，伴有江崖海水，意为江山万代，四海升平。蟒袍的下摆部分另有二十四条小行蟒，称为蟒襽。蟒的形状与龙相似，但为四爪，比龙少一爪。明代蟒袍是文武大臣的服饰。



古代纺织品的保护

丝绸文物的消毒



由于出土的丝织品在入葬时带进了细菌，长期深埋于地下又受到各种微生物的侵蚀，因而产生了大量病菌，如不及时消毒，将危害人体健康。大家知道，丝织品的原料--蚕丝为动物纤维，主要由蛋白质分子构成，又称蛋白质纤维。蚕丝纤维丝又由近二十种氨基酸组成，这些氨基酸按一定的顺序排列，用酞键联接在一起，形成多酞化合物。氨基酸和蛋白质的性质决定了蚕丝的特点：在高温和酸、碱的作用下，很容易溶解或水解，导致蛋白质纤维的破坏；同时，蛋白质的酞键在碱性条件下也会水解，造成蛋白质纤维的分解。因而，丝织物对碱性物质相当敏感。同时，这也是丝织品很难保存的主要原因。针对丝织品的这些特点，可采用以下几种国内外常用的方法进行消毒：

　　药品消毒

　　由带好防毒口罩和手套的人员将取出的湿态丝织品用吸湿性强的纸和棉布作衬垫，包裹后立即放入准备好的复合塑料袋内，并通入一定量已配制好的消毒物品进行封存，一周后取出，以确保出土丝织品上依附的病毒、细菌、微生物等有害物质彻底清除。现在常用的消毒品是环氧乙烷（C2H4O）和二氧化碳（CO2）的混合物，混合比例为1：9。


　　高温消毒


　　现在的高温灭菌消毒法，可分为蒸气消毒和辐射消毒两大类型。


　　蒸汽消毒是将文物放入蒸汽箱中消毒。温度一般在50~60℃之间，因库房内杀灭细菌、害虫（虫卵）的温度在40℃以上。经试验，温度达到50℃时，各发育期的害虫均可在8小时之内杀死。若一些特殊的病毒需要更高的温度才能消灭掉，则消毒的时间需越短越好。如可用100℃以上的饱和蒸汽或过热蒸汽，迅速将织品灭菌消毒。但这种过高温度容易使文物脱粘、褪色、发脆、散裂等，必须密切注意其变化，尽量不用或少用。


　　辐射消毒中的远红外线辐射和微波辐射是利用高科技产生高温源杀虫灭菌的一种新方法。将文物放入远红外烘烤柜或烘房中，利用远红外线辐射产生的热效应，进行能量转换，使物质内部分子产生激烈的共振现象，分子运动加剧，达到高温杀虫灭菌效果。它的辐照温度在60℃左右，时间也不宜过长，否则也会使织物的质地和色彩发生变化。


　　低温消毒


　　这是目前各地博物馆因地制宜的一种最经济、简便、无污染的常用消毒法。库房内的害虫、细菌一般在0~ -15℃的低温条件下，便会死亡。



　　阳离子灭菌消毒法



　　这是近年来研制的有别于高温灭菌和化学药物杀菌的另一种新技术。其消毒法的奥秘是：根据细菌的细胞壁和细胞膜由磷脂质双分子膜组成，呈负电性的特质，根据物理学异性电荷相吸的原理，只要加入阳离子杀菌剂，带负电荷的细胞壁就会被阳离子的正电荷所吸引，从而束缚细菌的活动自由度，抑制其呼吸机能，并促使细胞壁和细胞膜彻底变形破裂，细菌失去繁殖和生存能力而死亡。





丝绸文物的清洗

　　纺织品经过消毒后，虽抑制了霉菌的生长，但已被腐变物污染，呈僵硬、粘连状，须经清洗、整形后，才能做进一步的研究。清洗前，先根据丝织物的腐变破损程度及质地进行分类、编号，然后就现状拍片留作资料。在仔细观察、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慎重地制定出清洗方案：对有一定纤维强度，但霉斑、污迹较严重的织品，可采用先局部干洗、再整体湿洗的方法清洗；对金线织成的织品则应采用干洗法清洗，以防漂洗时金线脱落；对质薄、残损及腐烂严重的织品也应采用干洗的方法；对单薄的、污染斑迹较轻的织品采用湿洗法清洗。

　　不论是湿洗、干洗或者干湿洗并用，均需视织品的状况选择有机溶剂，确定和调整溶液的配制比例。干洗法所使用的有机溶剂有：乙醇、四氯乙烯、三氯乙烯、石油醚、四氯化碳等。湿洗法主要是用蒸馏水，配合混合洗涤液使用。洗涤液的化学配方有：乙醇、丙酮、乙酸乙酯、三氯乙烯、乙酸、中性丝洁剂等。另外，在清洗过程中，如织品上有较重的油污渍，可在混合洗液中增加乙酸乙酯的比份，因为它是强溶剂，有较强的去污能力；对霉色斑污染的织品，可增加三氯乙烯的比份，因其具有消毒除霉的作用；对难以除去的霉色斑还可用低浓度的过氧化氢作轻微的漂白，但操作时一定要慎重，视织品的纤维强度而定。

　　丝织品经消毒及清洗之后，应继续做好入库收藏前的整理工作。在平板上将织物平展，用温湿度自控熨斗进行熨烫整理，除去织物表面的皱叠痕，保持原有的平挺状态。对于破损严重分裂的残片，要辨清织物的品种、质地、色彩及花纹等特点，进行同件、同类品种的归集、接拼工作。尤其是破损的花纹图案残片，要注意归拼在一起，尽量避免品种张冠李戴，或是将同样的织物品种分开编号并登记造册等类似错误的发生。入库后，应继续做好防虫、防霉的后续工作。


现代丝绸知识




丝织品的十四大类


　　古代的丝织品基本按织物组织、织物花纹、织物色彩命名。现代丝绸沿用旧名的很多，如绉、绫、绨、绢，也使用了一些外来语，如乔其（georgette）、塔夫绸（taffeta）等。目前，根据丝织品种的组织结构、采用原料、加工工艺、质地、外观形态和主要用途，可分成纱、罗、绫、绢、纺、绡、绉、锦、缎、绨、葛、呢、绒、绸等十四大类。

　　1、纱：全部或部分采用由经纱纽绞形成均匀分布孔眼（即“纱眼”）的纱组织丝织物，也称素纱。

　　2、罗：全部或部分采用由经丝互相绞缠后呈现椒孔的罗组织丝织物。有直罗、横罗、花罗、素罗之分。

　　3、绫：采用斜纹组织或斜纹变化组织，织物表面具有斜向织纹的丝织物，质地轻薄。早期织物表面呈叠山形斜纹，“望之如冰凌之理”，故称绫。

　　4、绢：采用平纹组织，质地细腻、平整、挺括的天然丝织物。

　　5、纺：采用平纹组织，经纬线无捻或弱捻，质地轻薄、柔软的丝织物。

　　6、锦：采用重组织，用多色丝线织成的绚丽多彩的色织提花丝织物。锦是负有盛名的提花绸，古有"织采为文，其价如金"之说。有蜀锦、宋锦、云锦之分。

　　7、缎：采用缎纹组织或缎纹变化组织，外观平滑、光亮、细密的丝织物。

　　8、绨：采用平纹组织，应用长丝作经，棉或其他纱线作纬，质地粗厚、织纹清晰的丝织物。有素线绨、花线绨之分。

　　9、葛：采用平纹组织、斜纹组织及其变化组织，经曲纬疏，经细纬粗，织物表面呈现横向梭纹，质地厚实的丝织物。

　　10、呢：采用各种组织，应用较粗的经纬丝线，质地丰厚，有毛感的丝织物。

　　11、绒：全部或部分采用起绒组织，表面呈现绒毛或绒圈的丝织物.

　　12、绸：采用平纹组织或变化组织，经纬交错紧密的丝织物。绸是丝织品的总称。其特征为：绸面挺括细密，手感滑爽。无其他明显特征的丝织品都可称为绸。

　　13、绡：采用平纹或假纱组织，质地轻薄，呈现透孔的丝织物。

　　14、绉：采用平纹组织或其他组织，应用经纬加强捻等工艺，织物呈现绉纹效应的丝织品。其特征为：绸面具顺逆双向皱纹，光泽柔和，手感富有弹性，抗绉效能好。


丝绸制品的保养



真丝绸虽然有其天然保健的优良性能，但在使用中也会碰到一些问题，如：真丝绸易褪色，洗后易起毛、发白，日晒牢度差，易缩水，易发脆等。要保养好丝绸制品，真的要象对待婴儿那样地小心呵护。在这里，我们将提供给您一些有关真丝绸使用、洗涤和保管方面的生活小常识，希望会有所帮助。

　　真丝绸印染加工的染料主要是弱酸性染料、中性染料及部分直接染料，本身的染色坚牢度较差，因此不宜在高温下洗涤。另外，真丝不耐碱，清洗时也不宜使用碱性洗涤剂或碱性肥皂，用中性皂或专门用于丝毛的洗涤剂洗涤即可，洗后用清水过净。在国外，真丝服装皆采用干洗方式，比较安全可靠。

　　丝绸的沾色牢度很差，因而在洗涤深色服装时，不宜与白色或浅色服装放在一起。由于蚕丝纤维很细，每根纤维又由许多根微细丝组成，所以十分娇嫩，极易起毛、发白，洗时只能轻轻翻动，不宜用力搓洗、刷洗，更不宜放入洗衣机内清洗。白色或浅色的真丝绸服装经过几次水洗之后，可放入洗衣机内清洗，但要设置在温和档洗涤。

　　染色的真丝绸服装日晒牢度差，在阳光下曝晒，或长时间暴露在光线下，就会褪色。如衣物在折叠状态下暴露，则容易局部褪色。白色的丝织物会泛黄，浅色的丝织物则会因丝质泛黄而引起色泽变暗、变旧。蚕丝泛黄属其本性，是吸收紫外线光线所致，但部分也是由于采用还原漂白工艺，受空气氧化导致的结果。若将真丝织物放于暗处，其泛黄或变色的过程将大大减轻。因此，真丝织物或服装宜放置于阴凉干燥、光线不直射处为佳，如此还能有效防止其发脆变质，从而延长真丝绸的寿命。

　　真丝绸服装由于湿弹性较差，洗后易起皱，因而不宜用力绞干。洗净后应轻轻提出水面，放于阴凉处，让水沥干，然后再挂在衣架上放于阴凉处晾干，在晾干途中可用手将其轻轻拉直，如衣领、袖口等处。若用熨斗熨烫，则熨斗温度不宜太高，还应在衣物下垫上衬布，以免损伤织物。



其他国内外丝绸陈列

丝绸文物的收藏机构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大量明清皇室服用的传世织物珍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藏有部分商代青铜器上附着的丝织品。
　　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长沙发掘出的战国丝织品；中国西北考察团从丝绸之路采集的丝毛织物；陕西西安隋代李静训墓出土的丝质绣鞋残片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历代丝织品。
　　首都博物馆：收藏有1955年海云和尚墓出土的蒙古时期纺织品；北京苇子坑明代夏儒墓出土的部分丝绸服饰和北京地区其他明清墓葬中出土的丝绸服饰。
　　定陵博物馆：收藏有1956年定陵出土的万历帝后所有的丝织品匹料和丝绸袍服共600余件。
　　内蒙古博物馆：主要收藏有代钦塔拉出土的一批完整的辽代服饰，其中有著名的雁衔绶带锦袍；明水墓地出土的蒙元时期服装；元集宁路出土的窖藏丝织品。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有宝山辽墓和耶律羽之墓出土的大量辽代丝织品。
　　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收藏有辽庆州白塔出土的辽皇室供奉的丝织品，其中以夹缬制品和刺绣为主。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法库叶茂台出土的辽代织物及宋元明书画缂绣。
　　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收藏有阿城金齐国王墓出土的完整服饰。
　　大连旅顺博物馆：保存了日本大谷探险队从新疆发掘的唐代及回鹘时期的丝织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丝绸之路的丝绸考古文物极为丰富。收藏有1959年民丰尼雅遗址、所有吐鲁番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墓地出土的魏晋至唐代时期的丝织品及1957年阿拉尔木乃伊墓、巴楚脱库孜沙来唐、宋、元遗址中出土的纺织品。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要收藏了洛浦山普拉出土的丝织物；楼兰遗址、尼雅遗址和营盘遗址出土的大量极为精美的汉晋时期丝织品。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有嘉峪关出土的织物；近年新收藏的唐代织物；漳县元代汪氏家族墓出土的丝织品；还有一些明代墓葬的服饰。
　　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古研究所：收藏有近年从西夏佛塔出土的丝织物。
　　宁夏博物馆：收藏有西夏王陵陪葬墓出土的一些织物残片。
　　青海省考古研究所：收藏有都兰吐蕃墓地出土的几百件纺织品。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收藏有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大量唐代皇家纺织品。
　　河南郑州市博物馆：收藏有青台村遗址出土的我国发现最早的丝织物。
　　邹城市文管会：收藏有李裕庵墓出土的元代丝织品及衣物。
　　泰州市博物馆：收藏有80年代前后出土的三批明代服饰，包括徐蕃夫妇、刘湘夫妇和胡玉等明墓出土的200件明代官服、民服等。
　　南京博物院：收藏有铜山洪楼、泗洪曹庄、沛县留镇出土的纺织画像石；明代出土织物及明清皇室传世织绣品。
　　镇江博物馆：收藏有金坛南宋周禹墓出土的丝织衣物及明钱一斋墓出土的如意云纹绫袍等。
　　苏州博物馆：有虎丘塔、慧光塔等出土的五代至北宋时丝绸文物；元代晚期张士诚母亲曹氏墓出土的丝绸服饰；明万历时王锡爵墓出土的服饰，收藏颇丰。
　　上海博物馆：主要为上海市出土的明代丝绸服饰，包括1993年发现的嘉靖年间的顾氏家族墓和1960年出土的万历年间的潘氏家族墓等。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些纺织工具以及1958年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丝织物及宋代和明代出土织物。
　　福建省博物馆：收藏有1978年在崇安县武夷山崖墓船棺中发现的各类纺织品；福州黄昇墓出土的大量女性丝织衣物；明代户部尚书马森墓出土的丝织品。
　　福州市文物考古所：收藏了茶园山南宋墓出土的保存极为完好的丝织衣物。
　　江西省博物馆：收藏有贵溪仙岩崖墓出土的各类纺织品及若干纺织工具；明代益王墓及其它明墓中出土的丝织品及服饰。
　　江西德安县博物馆：收藏南宋周氏墓和明代熊氏墓中出土的一批丝织品衣物。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收藏有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包山大墓、江陵望山一、三号战国墓及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出土的一批战国及西汉初期的丝织品和衣物。
　　湖北省博物馆：收藏有大量的楚墓丝织物及曾侯乙墓出土的丝织品。
　　湖南省博物馆：最为有名的收藏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保存相当完好的丝织品。此外还有长沙地区战国墓如左家塘等出土的丝绸残片；衡阳何家皂出土的北宋年间丝织品以及一些明代丝织品。


中国织绣类博物馆




　南京云锦研究所：我国最早建立的传统纺织研究机构，同时也是丝绸史研究机构。该所首先完成了定陵博物馆委托的、对于明代万历皇帝的六件袍料及大量匹料的复制工作，并成功复制了其他一些古代丝织品，1985年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中国古代丝绸文物复制基地”。该所还建有织锦展览馆，收藏古代传世织物和少数民族织锦等。

　　苏州剌绣博物馆：是收藏、研究复制古代刺绣、缂丝的博物馆。

　　南通纺织博物馆：最早建立的纺织类博物馆。以南通地方纺织生产历史为主，特别是以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系列为主进行陈列。

　　中国苏州丝绸博物馆：1991年正式开馆。该馆陈列分为古代馆，蚕桑、缫丝机表演厅和现代馆三部分，除展示苏州地区丝绸历史之外，还着重展示各种传统织机并有操作表演。


中国丝绸的国外收藏
　　俄罗斯圣彼得堡爱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丝织品主要有出土于俄罗斯巴泽雷克的公元前5~3世纪的中国织锦和刺绣；来自蒙古诺因乌拉匈奴墓中的西汉到东汉早期的中国丝织品；发掘自北高加索地区的公元十世纪的一批织物；当年科兹洛夫从黑城遗址中盗掘去的大量西夏织物和元代织物。
　　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收藏有勒柯克从吐鲁番回鹘时期的佛教洞窟里盗掘得到的公元九、十世纪的中国丝织品。
　　印度新德里博物馆：收藏有斯坦因从中国西北地区带回的汉晋时期织物，即从楼兰和尼雅等地发掘的丝织品。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有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盗掘的丝织品，馆内特设专门的斯坦因保存室。




    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有一部分斯坦因发掘的织物，包括敦煌、米兰等地出土的织物。
　　日本正仓院：收藏有唐代的丝织文物。
　　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收藏有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盗掘的丝织品。


世界上最早的丝绸-早期丝绸

半个蚕茧之谜




1926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正在紧张地挖掘中，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考古发掘。一名考古队员突然从一堆残陶片和泥土中发现了一颗花生壳似的黑褐色物体，引起了众人的关注。这是一颗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已经部分腐蚀，但仍有光泽，而且茧壳的切割面极为平直。当时主持发掘的我国第一代田野考古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济先生对此十分重视，但是在现场再没有找到第二颗。后来，李博士请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进行鉴定，刘教授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但也没有找出相反的证据。因为该茧壳比现在西阴村家养的蚕要小很多；不像是后来放进去的，因为埋藏的位置并不在坑底下，茧壳周围的土色也没有受干扰的痕记；当然也不会是野蚕偶尔吐的，因为有利器切割过的痕迹。最后，刘教授初步断定其为桑蚕茧，茧壳长约1.36厘米，茧幅约1.04厘米，切割面是由锐利的刀刃所为。

　　有关这半个蚕茧的报道很快飞过千山万水，远涉重洋，传到了世界各地。关于这个当时发现最古老的蚕茧的孤证，引起了中外考古学界长时期的争论。

　　一是关于它的年代。多数人认为此茧属距今5500～6000年的仰韶文化。但也有学者怀疑当时发掘的科学性，认为这是后世混入的，其年代应晚于仰韶文化。

　　二是蚕茧的性质。至今已有野蚕茧、桑蟥茧、家蚕茧三种推断。1968年，日本学者布目顺郎对西阴村的这个蚕茧作了复原研究，测得原茧长1.52厘米，茧幅0.71厘米，茧壳被割去的部分约占全茧的17%，推断是桑蟥茧，也就是一种野蚕茧。但另一位日本学者池田宪司却在通过多次考察后认为，这是一种家蚕茧，只是当时的家蚕进化不够，茧形还较小。

　　三是蚕茧切割的用途。这半颗蚕茧是被一个十分锋利的工具一割为二的，这样切割究竟为了什么？这对研究丝绸起源的契机意义重大。为此，后人产生了许多猜测。

　　在遥远的原始社会，华南、华东，就连华北地区都属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原始森林比比皆是。特别是桑树生长得非常繁茂，给野蚕提供了极好的生存环境。当时人类已进入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开始利用纺轮工具纺织野生的麻和葛纤维，过着冬着毛皮、夏着麻葛的生活。经过多次实践，人们发现野蚕丝又细又牢，比麻葛好多了。于是一种新型的纺织纤维──丝纤维出现了，它对满足当时社会需求，推动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野蚕茧的外壳粗硬，原始人就用石刀或骨刀将蚕茧切开，取蛹为食，扯茧为丝。西阴村的茧壳之所以被切割，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由于切割不慎，蛹血污染了茧壳，故而引起了茧壳腐败变色。从民族学的一些材料，也可支持这一观点。在四川省大凉山有一支自称“布朗米”的部落，意为吃蚕虫的人。他们开始采集蚕蛹为食料，后来才养蚕抽丝。

　　尽管这半个蚕茧有许多难解之谜，但作为中国远古丝绸的见证，它一直被珍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甲骨青铜载丝绸


　　甲骨文最初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1899年才被发现。殷墟是商王朝后期都城的遗址，自盘庚迁都直至商纣灭亡共历273年。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此出土的甲骨多达几十万片，其中有很多都记载了与蚕、桑、丝和蚕业有关的事和文字。可见，蚕丝早已成为当时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甲骨文中的各种“丝”，形状均似丝线缠绕。“缫”字中有水、缫釜及蚕茧，属象形字。此外，还有续丝的“续”、断丝的“断”，束丝的“束”、用丝线钓鱼的“钓”、以丝线作琴弦的“乐”，以及用丝帛制成的“衣”、“巾”等字，它们的字形或造字本义都与丝有关，属会意字。有些如“幽”、“幼”，则是由丝线的细微含义引申而来。

　　甲骨文中的“桑”以桑树为形，往往用作地名。先秦史籍曾记载：商代开国君主成汤在位时，七年大旱，成汤于桑林中以身祷雨，后人称为“成汤祷雨”。成汤的名相伊尹，曾是空桑之中的弃婴，被一采桑女所得。从这些文字记载可推测出商代已大量种植桑树。




    目前，一些学者对甲骨文中的“蚕”字有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那不是“蚕”字，而是“蛇”字的象形文字。其实，这些“蚕”字的构形虽有变化，但都突出表现其多环节的生理特征，是对蚕的生动写照。





“蚕神”是古人崇拜的神灵之一。祭祀蚕神称为“蚕示”，或用三牛、三牢，或用羌（被杀死的奴隶），典祀十分隆重。由每年祭祀蚕神以求丰收的行为可知，蚕桑也属重要的农业收成。商代后期一个叫武丁的国王曾为派人察看蚕事而九次占卜，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对蚕桑业极为重视。


　　丝绸具有轻盈、舒适、光亮等神奇特性，这是其他织物所没有的。在“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的原始社会中，由全体氏族成员共同生产和使用；进入奴隶社会之后，便成为贵族的专用物品。统治者为了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或炫耀其显赫的地位，桑蚕丝织生产倍受重视。蚕的形象还不断出现在奴隶主礼器的装饰纹样中。从出土文物可知，奴隶主死后，其墓葬极为奢华，甚至在陪葬品青铜器外包上精美的丝织品，以显示经济实力。由于埋葬于地下数千年，丝绸逐渐被青铜器的铜酸腐蚀，后人只能从考古发掘出的粘附于商周青铜器上的丝绸印痕中窥测当时丝绸的生产水平。目前所能见到的商周丝绸大多为附着在青铜器上的印痕，考古出土的实物极为少见。




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商代玉戈堪称珍宝，它不仅拥有各种朱砂染色而成的平纹织物的印痕，而且还拥有以平纹为地、呈雷纹的丝织物印痕。这类几何纹样所有线条均等宽，是迄今为止所发现商代织物的基本特征。


中国丝绸的第一次高峰-战国、秦汉丝绸

龙飞凤舞的战国丝绸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繁荣的时期，各诸侯间政治、经济、文化等的频繁交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丝绸产品已不再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逐渐普及到了民间。因此，织、绣、染技术有了空前的发展，为汉代大规模开通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战国时，丝绸的纹样已突破了商周时期几何纹的单一局面，表现形式多样，形象趋于灵活生动、写实和大型化。商周时期的神秘、怖厉、简约和古朴的风格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蟠龙凤纹。这时的纹样已不再注重其原始图腾、巫术宗教的含义。纹样穿插、盘叠，或数个动物合体，或植物体共生，色彩丰富、风格细腻，构成了龙飞凤舞的形式美。由于当时织和绣表现纹样的技术相差较大，浪漫Ｚ義风格在织绣上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丝织上主要采用变化多端的几何纹样；刺绣则表现以龙凤为主题的动物图案。


　　由于优越的地理环境，至今保存完好的战国时代的丝织品大多发现于湖南、湖北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是湖北江陵古城发现的马山一号楚墓。该墓出土的丝品数量之大，保存之完整，令世人惊叹不已。这些织造于公元前三世纪的丝织精品目前均保存于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中。




龙凤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吉祥物。马山楚墓中出土的大量龙凤纹是当时龙凤艺术的集中表现。丰富的想象加上随心所欲的变化，使其与明清时期服饰上的龙凤有着天壤之别。战国时期的龙凤极其苗条、秀丽，有着锋利的爪子、如花的尾巴或羽毛，经常与花藤枝蔓相缠连。而后世的龙凤则已成为皇权的象征，威猛而高贵。马山楚墓出土的一件蟠龙飞凤纹绣就是这一时期的刺绣佳作。




　该件绣品上部采用S形的对龙作为主题，口衔一条龙尾，下部是高冠展翅的斜立对凤，凤下处有一条小龙。在对龙之间，是表现太阳的扶桑树。华丽的凤冠和凤翅构成了整幅图案，犹如菱形骨架，使图案的布局满而不乱，非常有章法。此种布局方式在战国时期的刺绣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成熟。



　　舞人动物锦，无论从色彩还是织造技术来看，均可堪称战国织锦的典范。这件织锦的图案由宽矩形左右斜排成锯齿形骨架，矩形内填以双龙或类似纹样，矩形外的空间有八组纹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对翩翩起舞的舞者，他们头戴冠，冠尾后垂，着长袍，系腰带，表现的或正是楚地的巫术活动。



战国时期的大几何纹均以早期的小几何纹作骨架，再填以小型的几何纹。因此，纹样较为复杂，循环度也大，织造起来有一定难度。马山出土的大几何纹锦采用的是以勾连雷纹（呈T字形）为主体，再填充中小型的菱形、杯纹、H形、N形及类似万字纹的纹样，图案紧凑，布局均匀。


令人惊叹的西汉丝绸宝库
　　　　　　　　　　——马王堆的惊人发现

“当人们对历史感到困惑的时候，考古总会给人以惊喜。”被世人誉为“20世纪中国与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正是这样一个“给人以莫大惊喜”的考古发现。1972年是中国丝绸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它开创了中国丝绸考古的新天地。


　　这座西汉地下丝绸宝库的发现，纯属偶然。七十年代初，正值“文化大革Ｍ”的中期。当时全国正掀起一股挖洞备战的热潮。由于马王堆是长沙这片水乡泽国难得的一片高地，便被湖南军区所属一医院相中，准备在此兴建地下病房和地下手术室，以供日后战争的需要。1971年，医院在该地施工不久，便发现了这一墓地。


　　1972~1974年发掘的马王堆西汉墓，共分为一号墓、二号墓和三号墓。其地理位置在长沙市东郊五里牌外，距市区约四公里。马王堆是西汉轪侯家族的墓地。二号墓的墓主是《史记》中记载的轪侯利苍（葬于公元前186年）。他早年随汉高祖刘邦参加过秦汉农民战争、楚汉之争，汉初因功升任诸侯王国——长沙国的丞相，汉惠帝时被封为轪侯。三号墓的墓主是利苍之子（葬于公元前168年），与其父一样，他也是一位武将。一号墓的墓主则是利苍之妻（葬于公元前163年），名叫辛追，是三人中埋藏时间最晚的一位。


　　在三墓中，二号墓早在唐代被盗，三号墓因白膏泥密封不严，墓主仅存尸骨。只有一号墓不仅规模最为宏大，且保存也极为完好。该墓由封土、墓道、墓坑和墓室构成。从墓口向下，有四层台阶，墓室正中放置巨大的棺椁。在放置棺椁以前，墓底先铺垫15厘米的白膏泥。棺椁的上部及四周填塞约1万多斤的木炭。在木炭外面，再填有厚度为1～1.3米的灰色白膏泥。由于木炭和白膏泥将椁室紧紧包住，使椁室与外界隔绝，基本构成了一个高标准的恒温、恒湿、缺氧的环境，从而抑制了生化等方面对物质的损坏作用，使椁室内的尸体、葬具以及大量的随葬物品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马王堆之所以名满天下，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土了一具历经两千年而不朽的西汉女尸。


　　据《长沙马王堆西汉墓》记载，这位丞相夫人出土时，可谓花团锦簇，煊赫一时。脸上覆盖着酱色织锦和素绢，两手紧握绣花绢面、盛满香料的香囊，手上还有一付绣有“千金”字样的“信期绣”手套，足穿绢袜和青丝履，内穿“信期绣”罗绮丝绵袍，外套细麻布单衣，然后从头到脚包裹着各式丝麻织物共18层，横扎9道丝带，最后覆盖工艺精湛的敷彩黄丝绵袍和“长寿绣”绛红绢绵袍各一件，一共是20层包裹。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厚葬了。


　　马王堆纺织品的发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格外注目。尽管当时正处于“文_革时期”，但党和国家领导人仍十分重视这次发掘，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不但提出怎样保护的具体指示，甚至亲自指定发掘领导小组的成员。国家文物部门还集中了国内最有影响的专家、权威对马王堆彩绘帛画等展开讨论。并在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出国举办出土文物展览，使马王堆汉墓蜚声中外。


    马王堆出土的丝织品数量极大，仅一号汉墓内出土的纺织品和衣物就多达200余种。墓内的竹笥中盛满了各类纺织品，有平纹的绢、缣、纱；绞经组织的素罗、花罗；斜纹的绮、锦、绒圈锦；袋状组织的绦带和彩绘印花纱。成件衣物58件，且有遗册相随，其中有：衣裙、鞋袜、露指式手套、丝锦袍、香囊、绣枕、镜袋、瑟衣等汉代贵族生活起居用物。马王堆出土的纺织品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质量之高，都是过去罕见的，由于入葬年代距汉朝建立仅几十年，为汉初丝绸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




    这件轻薄如纸的素纱襌衣是一种没有里的单衣，以华美的绒圈锦作为衣襟的贴边，一般穿在长袍的外面。这件国宝级单衣仅重49克，充分体现了西汉高超的缫丝技术。目前现有的复制技术还达不到它的重量。




　几种属于经二重提花物的绒圈锦也非常令人称道。这种锦花型层次分明，纹样极具立体效果，外观华丽。在墓中出土的衣物中，主要用于衣衾的贴边、瑟衣、竽衣和绣枕的两侧。从图案上看，这种锦其实是双色的大几何纹作地，高圈的散点几何作花的两个层次的结合，一明一暗、一主一次，风格一致，上下呼应，显示了当时高超的设计水平。




马王堆出土的“朱红杯纹四经绞罗”代表了汉初织制绞罗织物的高超技艺。杯纹（文）的记载首见于汉代文献《释名》：“绮有杯文者，因其形如杯而称为杯文。”当时的耳杯为椭圆形，两侧带耳，方便手捧。将之反映到丝织品的纹样上来，耳杯的圆弧则变成了直线。从战国至西汉初年出土的墓葬，尤其是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发掘的绮织物（一种在平纹地上起花的织物）和罗织物来看，其中大量的由对称锯齿骨架组成的几何纹样，可能就是当时所称的杯纹。出土的这件朱红杯纹罗，用的是四经绞地上起二经绞花的复杂罗结构。这种结构的罗始创于商代，在战国、秦汉时得到广泛应用，并一直流行直到唐宋时期。用以染色的朱砂是采用先进的研磨技术将其制成极细的颗粒，再敷在织物上的。十分可惜，四经绞链式纹罗与这种朱砂染色技术如今已经失传。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中，数量最多的要数刺绣。这些色泽如新的刺绣珍品都有着吉祥而极富诗意的名称，著名的有“信期绣”、“乘云绣”、“长寿绣”、“茱萸绣”等等。这些绣品所使用的绣线多达14种，每件分别以3～5色丝线用锁针满地绣出转折复杂、组合自由的变形云纹和花叶纹，配以绛红、朱红、土红、土黄、豆绿、蓝等色彩，形成了庄严而富丽的艺术效果。“信期绣”绣品的图案中有云彩、花草、写意的燕子，使人联想到明媚的春光和万物的生长，表达了汉人祈求幸福生活与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信期绣”线条细密，轻云舒展，枝蔓卷草，连绵不断，很有后世缠枝花纹的艺术风格。在这些绣品中，最为粗犷和气势磅礴的则属“长寿绣”。




汉代不仅织绣技艺高超，而且印染工艺已臻成熟。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三件印花敷彩纱袍与两幅印花纱就是采用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加工而成的。花纹的色彩有六、七种，纹样似为藤本科植物的变形，由枝蔓、蓓蕾、花蕊和叶组成，藤蔓用镂空版印在织物上，花、叶和蓓蕾则由手工彩绘，笔调秀劲流畅，色彩浓淡参差。这种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印染方法，是中国古代印染工艺的一大进步。


飞云流彩的汉式织锦

  　在祖国的大西北——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的漫漫黄沙中，坐落着被世人誉为东方“庞贝”的尼雅遗址，这里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古国所在地。公元4世纪，这个在丝路上曾经繁荣一时的绿洲小国悄然沉没在浩瀚无垠的沙海之中，其宏伟的国都尼雅也从此默默地沉睡在大漠深处。


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考古学家斯坦因向世界宣布，他在中国新疆的沙漠中终于找到了这个突然消失的精绝古国。1995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发现了精绝国王室的墓地——一号墓地，并于墓穴中发现了身穿艳丽华贵锦袍的国王及其爱妃的两具干尸。国王手臂上护着的那块色彩鲜艳、图案奇特的小块织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浓厚兴趣。



首先是这块织锦的图案十分奇特。它采用山状云作为骨架，如波浪纹，沿织锦纬向由右向至左连续铺展，其间依次穿插鸟、独角兽、虎，并伴有铭文，在铭文旁还有两个圆点纹，代表五星中的两颗星。整个图案不分色区，均用蓝、绿、红、黄、白五色织出，五星的图案恰好由这五种色彩表示。同墓所出的另一片残片上有云气纹、羽人纹、星纹和“诛南羌”三字铬文。经专家拼合复原，确认为同一织物。其次，两处铭文连在一起，与《汉书》的一处记载相一致：汉宣帝时，赵充国率兵攻打西羌（羌是中国西部古老民族之一），临行前星占家占卜，认为五星（金、木、水、火、土）将聚于东方天空，这是若干年才能一见的现象，说明此次军事行动将有利于中原。于是，宣帝赐书“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此锦可能是墓主帮助中原王朝打败南羌所得的一种赏赐，因此，也可以推断，这块锦是由中原地区织造，而非当地产品。



此锦是一块典型的汉式织锦。汉式织锦是西汉至魏晋时期丝织工艺最高水平的代表，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之得以传播至非常遥远的地区。考古学家在中国新疆的罗布泊楼兰古城遗址、民丰尼雅遗址以及蒙古、俄罗斯、叙利亚等地公元1~5世纪的遗址中，都发现了这种色彩鲜艳的汉式织锦。

　　汉式织锦在图案上带有极强的时代特征。当时汉代统治者热衷于道家荆楚巫术的神仙学说，这一时期的织锦纹样风格也与此相似：在连绵起伏、流动飞扬的云气间布满了各种奔腾活跃的祥禽瑞兽，并在纹样的空隙横向穿插着“延年益寿长葆子孙”、“登高明望四海”、“长乐明光”等秦汉时期寓意吉祥的隶书铭文，显示了汉代艺术的飞动之美。

　　这类汉式织锦是用经线织造花纹的提花机织制的。提花机采用高难度的平纹经重组织，用不同颜色的经线织出锦的花纹，而纬线只用一色，且不提花。汉式织锦织制的工序非常复杂：首先将经线根据需要染成五种颜色，然后装于织机上，每厘米要排上200多根，织机上有专门的装置来控制织物的花纹，多时可达120蹑（即织机踏板），织造费时费工。现在，生产汉式织锦的具体装置工艺已鲜为人知，但可以推断，生产此类锦的提花机上一定有一种能有效控制经向循环，但不能在纬向上产生图案循环的装置，这种装置最迟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

中国丝绸(下)

西方人眼中的丝绸


遥远的“赛里斯国”




位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和欧洲地中海国家，分别代表着东西方文化。它们之间隔着辽阔的欧亚内陆地区，也就是现在中国西北部新疆以西的中亚地区。漫长的中西交通从很早的历史时期就已开始。丝绸作为中国的国宝，在殷周时期已相当发达，并为周边民族所喜爱。在欧亚文明圈外散居着无固定住所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充当了两种文明的传播者，促进了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国丝绸传入西方，首先是从绕行里海、黑海，直达地中海的北方草原之路开始的。

　　从史料上看，出访西方国家的第一位中国元首，可能是公元前十世纪的西周首领周穆公。当时他从中原出发，驱车西游到西北，抵达中亚的一些氏族部落，以丝绸作为国礼，赠送给所出访的国家。这大概是丝绸西传最早的历史。直至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才开通了从新疆通往西亚的绿洲丝路，这条人们通常意义所指的丝绸之路，晚于草原丝路达几个世纪之久。

　　公元前八世纪，希腊出现所谓的“大移民”运动，也就是由古代农业性移民转到商业殖民。其中一支向北越过赫勒斯滂，深入整个黑海沿岸。这些古希腊人与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贸易频繁，斯基泰人除以谷物、羊毛和奴隶为交易贷物外，还转销来自遥远东方的货物。在著名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写道：“从门阈直到内室，椅子上放着柔软的绮罗。”这些丝绸很可能就是与斯基泰人交换得来的。

　　希腊人虽然很早就已开始使用丝绸，并称中国为“赛里斯国”（Seres，即产丝之国），但由于远隔重洋，路途遥远，不了解中国的蚕丝生产，他们对这种神奇丝的来源一无所知。于是，西方人添附了中亚民族关于丝绸的离奇神话，凭籍他们的想象，对遥远的“赛里斯国”和丝绸的来源作出了各种各样十分荒诞的猜测，从而也产生了对蚕丝的各种误解。

　　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人认为，赛里斯人“身体高大近二十英尺，过于常人，红发碧眼，声音洪亮，寿命超过二百岁。”有学者认为这里所指的赛里斯人可能是指中亚以东的民族，即现在新疆维吾尔族的祖先，也是丝绸贸易的中间商，并不是指中国汉族。

　　公元一世纪，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其《博物志》中提到“赛里斯国”，称该国“林中产丝，闻名世界。丝生于树上，取下湿一湿，即可梳理成丝。”可见当时的欧洲人认为丝是从树上来的。

　　希腊一位名叫波金尼阿斯的地理学家，则做出了更加离奇的推测：赛里斯人所用织绸缎之丝，来自一种名为塞儿的小虫。此虫的大小约两倍于甲虫，吐丝时如树下结网的蜘蛛。蜘蛛八足，该虫也有八足。赛里斯人于冬夏两季建房舍蓄养该虫，并用该虫所吐细丝缠绕其足。先以稷养四年，至第五年改用青芦饲养。青芦为此虫最爱，虫因食之过量，血多身裂而死，体内即为丝。”这种爱吃青芦的“大甲虫”是公元二世纪西方人对蚕的一种想象。

　　到了公元四世纪，希腊人又想出了一种会产丝的“羊毛树”：林中有羊，有人勤加灌溉，梳理出之，成精细丝线，半似羊毛纤维，半似粘质之丝。

　　大约在公元六世纪，几个印度僧人把中国蚕种藏于行路杖中，从中国西部走私到东罗马拜占庭，此后，欧洲有了蚕丝业。这时他们才搞清楚“产丝者乃一种虫也。丝从口中天然吐出，不须人力。虫以桑叶养之。”公元六世纪之后，“赛里斯”这一称呼也逐渐消失了。

藏在公主帽中的蚕种



从上古时代起，中原就不断地向西北各族输出丝织品。西域人一开始也像远在地中海的罗马人那样，对蚕的来源产生过各种各样的误解。当他们得知，要得到贵如黄金的丝绸，只需栽桑、养蚕即可，便也像罗马人那样迫切地想把蚕种与养蚕技术搞到手了。中原皇帝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谁泄露了养蚕的秘密，谁就得被判极刑。于是历朝“严设关防”绝对严禁蚕种外传。西域人深知这一点，于是想方设法偷运，但都没有成功。后来，瞿萨旦那国（即唐代的于阗国，位于今新疆和田附近）的年轻国王想出了一个妙计。

　　瞿萨旦那国国王为求蚕种与桑籽，派使节到中原求婚。当时的中原统治者考虑到与西域联姻对西北边疆的安全是一个保障，于是答应了来使的请求。瞿萨旦那国国王于是挑选了几名能干的使者和迎亲侍女，嘱咐他们密求公主带些蚕种和桑籽过去。

　　公主知道自己将要离开父皇，远嫁到遥远的西域番邦去，不禁满怀惆怅。但瞿萨旦那国使节带来了一幅瞿萨旦那国国王英姿勃勃的画像，公主的心情顿时好转。使者趁机夸奖本国的国王年青能干，国家富有，公主出嫁后一切可依照中原的生活方式生活，只是该国不产丝绸，恐公主百年之后子孙无锦衣可穿，恳请公主设法带出蚕种和桑籽，达成瞿萨旦那国国王的心愿。于是聪明的公主心生一计，在离开故土之前，偷偷地将蚕种和桑籽藏在了皇上赏赐的凤冠里。

　　迎亲的日子到了，公主出嫁的仪仗队浩浩荡荡地来到了边关，边防军士奉旨行事，让公主下轿检查，他们遍搜行囊，却不敢检查公主头戴的那顶凤冠。当公主到达瞿萨旦那国后，国王在麻射伽蓝故地以隆重的仪式将公主奉迎入宫。公主终于见到了英俊的国王，摘下头上所戴的凤冠，从帽中取出了由中原带来的蚕种和桑籽。中国的蚕种和桑籽就这样被安全地运到了瞿萨旦那国，从此，整个西域地区的蚕丝业迅速发展起来。

　　大家都知道《西游记》中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其实，唐僧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就是唐代的高僧玄奘。玄奘历尽艰辛，在徒步去印度求佛取经的路途中，曾经到过麻射。当他听了这个故事后，便将其写入了《大唐西域记》中，并补充说：“现在麻射那座蚕神庙里的几株古桑树，相传就是东国王女带去的种子栽的。”

　　有趣的是，上世纪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中国新疆境内进行考古盗掘时，还在和阗（今新疆和田地区）附近的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发现了一块“传丝公主”画版。在这块画版上有一位头戴王冠的公主，旁边有一侍女手指公主的帽子，似乎在暗示帽中藏着蚕种的秘密。由于这位中国公主对当地人民有功，人们为了纪念她，就把她画在了木版上作永久纪念。


古文化的彩带—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之路，它是中华民族向全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古代中国得以与西方文明交融交汇、共同促进世界文明进程的合璧之路。十九世纪，德国地质学家首次将这条最初运输丝绸的交通要道称为“丝绸之路”。

　　中国的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已分为海陆两路。就陆路而言，有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绿丝绸之路”、长城以北充满着血腥和ＢＬ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和四川云南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海路则有风平浪静的“海上丝绸之路”，因转运的大宗商品多为香料，故又称“海上丝香之路”。这样，丝绸之路实际上有4条之多。

　　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文明联结在了一起。正是这些丝绸之路，将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丝织技术以及绚丽多彩的丝绸产品、茶叶、瓷器等传送到了世界各国，这些对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同时，中外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将中亚的骏马、葡萄，印度的佛教、音乐、熬糖法、医药，西亚的乐器、金银器制作、天文学、数学，美洲的棉花、烟草、蕃薯等输入中国，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得以不断更新、发展。下面列举两项引自国外并在我国发扬光大的手工艺技术。



熬糖法


　　印度用甘蔗汁熬糖有着悠久的历史，大约于公元前三世纪已开始使用机械榨取甘蔗汁，在公元一、二世纪已经可以提炼精细的糖或砂糖了。我国的甘蔗种植大约引自国外，由拓浆制糠的方法，我国较晚才知道。直到五世纪末或六世纪初的南朝齐梁时代，我国南方才懂得可用甘蔗汁生产砂糠，但生产技术和质量都不及印度。贞观21年（公元647年），印度摩揭陀国首次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其使者返回时，唐太宗随即派人到该国学习熬糖法，还邀请印度熬糖工匠两人到长安传授工艺。接着，唐太宗又派外国工匠到南方的越州传播印度熬糖法。


　　唐代以后，中国、埃及、印度等国在制糖技术方面相互交流学习。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世祖时曾有埃及人在中国福建传授熬白糖法；而到了十四世纪四十年代，游历中国的伊本·拔图塔则说，中国出产的蔗糖，其质量已超过了埃及。到了明代，中国白砂糖技术已传到了日本、南亚、东南亚等国家。由于印度的熬白糖法是从中国传入的，所以印地语中将“白砂糖”叫做“cini”，意为“中国的”。




景泰蓝的问世


　　景泰蓝是明朝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6年）闻名遐迩的一种掐丝珐琅器，属北京特产。这种珐琅器有“景泰年制”、“大明景泰年制”两种款式。景泰蓝这一名称，最初从北京、广州等地传开，“景泰”是指景泰年间所制，“蓝”即“琅”，是“珐琅”的连读。珐琅主要由石英、瓷土、硼砂、铅等物质组成，属硅酸盐类。


　　景泰蓝的掐丝珐琅工艺其实传自阿拉伯国家。这项技术于蒙古人西征时传入中国，元代古籍称之为“大食窑”。该工艺经由中国人的消化吸收，逐渐演变为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手工艺技术。有年代可考的有：宣德、景泰、嘉靖、万历等。宣德、景泰、嘉靖掐丝珐琅均以浅蓝为底，景泰有赭、黄、白、蓝、粉绿、黄绿等色，制作最为精致，也最有名。


北方草原丝路


最早的丝绸之路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生产丝织品的国家。因此，中国官员在出国访问时常用丝绸作为贵重的礼物，以表示尊敬。

　　据古书记载，最早将丝绸作为国礼出访各国的是公元前十世纪西周的周穆王。他从陕西西安出发，向西长途跋涉，到达了今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周穆王西游，将很多包括丝织品在内的礼品馈赠给了沿途国家的主人。

　　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带去的丝绸品种很多，而且都很珍贵，有：帛、贝带、朱、锦、组、珠丹、朱丹等。其中：帛为白色的绸，象征吉祥，取“化干戈为玉帛”之意；贝带及朱带等为有贝饰的红色丝带，作装饰之用；朱、朱丹、珠丹可能为同一类织物，属绛色绸；组，即丝绦，为彩织宽丝带；锦则为有多重经线的彩丝织品，在当时十分贵重，需有一定身份的人方可服用。当时的计量单位有束、纯、裹等，穆王一行所携带的丝织品数量还是十分庞大的。



穆王所经沿途各地，双方均礼遇有加。按照穆王当时走过的路线绘成的线路图，差不多就是相隔800年后张骞出使西域所遵循的古道。不少学者认为，《穆天子传》内容绝非虚构，实为当时中原与西方交往的旅行日记。以周穆王为先导，之后的商人接踵而至。



1976~1978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盆地西缘、天山阿拉沟东口的一座古墓中发现了一件保存良好的凤鸟纹绿色丝线刺绣绢，经鉴定为中原地区的产物，墓葬时间为公元前642±165年。此外，在同一地区的其他墓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的先秦墓葬）中，也发现出土物中留有中原丝绸的遗迹，这就为我国早期丝绸之路的开创提供了实物证据。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时“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山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秦朝的乌氏县就是今甘肃的平凉县，乌氏倮可以说是当时与西方民族进行丝绸贸易的有名的商人，当时丝绸经由甘肃、新疆向西方输出。

草原丝路源远流长——草原丝路的开拓


　　在德国南斯图加特的霍克杜夫村，发掘了一座公元前500多年的凯尔特人墓葬，内有用中国蚕丝绣制的毛布绣品。1949年，原苏联考古学家在戈尔诺·阿尔泰斯克自治省的一座巨墓中发现了保存得很好的丝织品，并于其中发掘出精致的中国刺绣褥面，上有用彩色丝线以锁绣法绣出的杂处于花枝间的凤凰图案，时间为公元前478年。这一丝织品与新疆1978年发现的刺绣技法和图案的风格一致，说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已有一条从黑海北岸经土耳其平原、哈萨克丘陵到准噶尔盆地、河套地区以及蒙古高原的草原之路，将这一广大地区联系了起来。古老的斯基泰人在开拓和维护这条道路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425年)在公元前五世纪所著的《历史》一书中，曾隐约提到这条古道。书中说，从黑海边顿河上游的商业市场开始，有分布在南俄罗斯的西梅里安人，向东有斯基泰人，东北经萨乌罗马泰伊人居住的地区，再到布迪诺伊人住地，然后经过人烟稀少的荒漠，再向东，就到了杜萨该塔依人的住地，这是以狩猎为生的玉尔卡依民族，再向东，就是一支谋叛了斯基泰王族而迁徒到遥远东方的斯基泰人的居留地。经过这里，走过一段荒凉的地界，就到了一座高山下，这里住着秃头民族。最后是依赛顿人。后来的学者认为，希罗多德记述的这座高山，即指阿勒泰山，秃头民族，很可能指的是东方的蒙古人种。该路线所经之处，相当于由今顿河以东，渡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恩巴河，过咸海北岸，东南转向锡尔河和楚河，然后沿伊犁河进入天山北麓。


　　这条路的起点为希腊。公元前五世纪，中国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社会喜爱的衣料，希腊史学家克特西亚斯最早在其著作中提到赛里斯国。由希腊语和拉丁语演化出来的赛尔、赛里、赛里克、赛里亚、赛里斯、赛里可斯，以及后来英语的锡尔克（silk）、俄语的旭尔克，都是丝绸的意思，皆来源于中国“丝”字的谐音。


　　这条路的终点是蒙古高原。处在中国北方的蒙古民族，自古十分强悍。一待水草丰茂、人马健壮，就对南方进行残酷的掠夺。当时华北是我国蚕丝的主产区，丝绸是质轻、华丽的珍贵物品，掠夺容易，自然受到蒙古民族的特别垂涎。他们以掠夺来的丝绸作为与斯基泰人交换黄金的媒介，自此吸引东来的商人络绎不绝。


　　商代时，蒙古人活动于内蒙古和山西以北，与商王朝有过长期的争战；西周时，猃狁仍旧是中原王朝和民间的严重祸害；战国后期，北方许多互不统属的氏族在一定地域内形成较大的部落联盟，匈奴族便由此形成。在他们看来，掠夺比自己劳动创造财富更容易，甚至更为荣誉。


　　汉初，匈奴犹南侵不已，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匈奴战胜。从此，汉帝每年都要供给匈奴很多丝绸制品，匈奴人对于丝绸的获取由长期以来的掠夺转变为常规性地取得。这在《汉书·南匈奴传》中曾屡有记载。到了武帝初年，汉武帝于边界设“通关市”，准许两国贸易往来，匈奴以其出产的牛马羊驼换取中国的缯帛酒秫等物。由匈奴人（今蒙古民族）取得的大量丝绸可以推断，在汉武帝派张骞开拓西北丝绸之路以前，北方草原之路一直在东西方贸易交流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匈奴贵族所获得的大量丝绸，无法全部用掉，便通过草原之路运往西方贩卖。

草原丝路源远流长——草原丝路的控制



公元前后，匈奴族是蒙古高原的主人，控制了阿尔泰山南北、天山南北以及河西广大地区。匈奴失势后，鲜卑等民族崛起。南北朝时，突厥族建立了从蒙古高原到哈萨克丘陵的东西突厥汗国，取代匈奴人控制了北方草原丝路。


　　突厥是六世纪中叶在我国西北兴起的游牧民族，北周对突厥“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北齐时，“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突厥贵族每年坐收丝绸数十万段，并将其中的大部分通过草原之路运往西域、中亚、波斯和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等地。


　　公元七世纪三、四十年代，回纥在漠北兴起，强制以马匹换取唐代的绢，从而获得大量的丝绸，史书称之为“绢马交易”。正如白居易“阴山道”中所说：“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每至戎人送马时，道旁千里无纤草”。《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代宗时（公元763~779年）回纥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回纥人把大部分多余的丝绸通过草原之路运往西域、中亚。


　　契丹族所建立的辽王朝与西夏政权，同样使这条古道发挥作用，他们用从中原掠夺来的丝绸换取西方的珍宝。《宋史》记载：“会无昊请臣，朝廷亦已厌兵，屈意抚纳，岁赐缯、茶增至二十五万。而契丹邀割地，复增岁遣至五十万。自是岁费，弥有所加”，“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统军挞览引兵分掠威虏、顺安、北平，……（宋与之议和）岁遣契丹银、绢三十万”；《辽史·圣守纪》有云：“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十一月，密请议和，愿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在这条通道的最南边，有一条支路曾起过非常突出的作用。即：经河套西行，经居延海，沿河西北山、马鬃山北麓，至哈密、吐鲁番等地，从此西行。在宋、辽、金、西夏对峙时期，其他交通线路均难以顺利通过，商人便利用此路线东西往来。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并建立了蒙古汗国后，蒙古骑兵驰骋于亚欧两洲的广大地区，冲破了往昔各国的疆界，并在此辽阔的领域内，广设驿站，把各地联结了起来，使东西方陆上交通畅行无阻，历代被各民族割据、阻断的古丝绸之路重新开通，草原丝路重又焕发青春。


　　元朝是对蚕丝剥削最为苛重的一个朝代。元太宗八年（1236年）推行丝料之法，“每户出丝二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官；五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本位”。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立十路宣抚司定户籍科差条例，列出各种户籍的纳丝标准，较以前更为加重，最高的每户每年须缴丝四斤，这些户籍分归诸王、后妃、公主统领。这些王公贵族把大量的丝绸用来调换西方的黄金、首饰、珍珠等物品。因此，在草原之路上奔向西方贸易的，大部分为官家子弟。


西北丝路后来居上

　　汉初，高祖曾被匈奴击败，武帝即位后便决心彻底消灭匈奴。当他得知，原来在敦煌附近（今甘肃西部）居住的大月氏受匈奴的强力攻击，被迫西迁而欲报仇雪恨时，便欲与之联合共同夹击匈奴。于是，张骞自告奋勇出使西域这本是出于汉武帝政治上的远见。



西域的名称始于西汉，广义上指今新疆以西、中亚、和田一带。公元前139年，张骞第一次访问西域诸国，历尽坎坷，于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行程没有一定的路线可言，并且也没有随带丝绸制品。待到公元前119年，张骞又以中郎将的身份，偕同副使、将士等三百余人，携带“牛羊万头”、“金币帛数千巨万”，以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才真正地把大量丝绸带到了西方。当时，匈奴已被汉帝国击败，中途没有什么阻碍，从长安出发，经陇西（今临洮）、焉耆、龟兹（今库车），越葱岭到达赤谷（今伊塞克湖东南），并与乌孙（今哈萨古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通过乌孙的关系，张骞又派遣副使分赴大宛（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康居（今哈萨克共和国）、大月氏（今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共和国）、大夏（今土耳其）、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于阗（今新疆）等国，并于公元前115年回国。


　　此后，西域诸国纷纷与汉帝国建立外交关系。在扫清了匈奴的障碍以后，西北丝路较之西南丝路更为便捷，且作为官道，保证了沿途的安全和旅途食宿的方便。此线路大致是从长安出发，经宝鸡、陇县、固原、武威、张掖、酒泉、安西、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分赴各国。




自汉代直至北魏时期，这条丝路一直十分繁荣。但从四世纪中叶起，河西走廊战乱频繁，五世纪中叶，突厥族逐渐强大，并控制了这条线路。此时，平行于河西走廊的青海道（又称“羌中道”）取代了原西北丝路的地位。其主要路线是：从今甘肃临夏起，在永清过黄河至青海民和，经西宁逆湟水而上，越日月山，沿青海湖过伏俟城，穿过柴达木盆地进入新疆的若羌，再转走丝路南道。随着河西走廊的日趋安宁，丝路又逐渐北移。青海道曾担负了二百多年中西交往的重任。


唐代以后（公元640年），该丝路又继续畅通。西北丝路与西方各国之间距离短、沿途所需费用少、时间短。历宋、元、明各朝代直至十七世纪，虽西北战乱仍不断发生，海上丝路已十分繁荣，但西方不少国家仍取此线路与中国进行丝绸贸易。尤其在蒙元时期，西北丝路在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尔汗国境内通过，伊尔汗国以撒尔罕为统治中心，在此广设驿站，交通更为便利。伊尔汗国西界直达地中海，再向西行便可到达罗马，当时称为丝绸之路南道，这是与被称为北道的草原之路相对而言的。


　　西北丝路是政Ｆ开拓的官道，作为礼物和商品的丝绸来自中原以至全国。汉武帝时，国内的蚕织业已十分发达，在政Ｆ“农桑衣食之本”的精神指导下，家家“还庐树桑”，丝绸产量空前高涨，政Ｆ征收的丝绸一年内可达五百万匹。这些丝绸除官员自用和用于犒赏之外，还剩余了很多用来换取外国的珍宝以供玩娱。此外，官府专立“织室”织作高级丝织品，民间也有高级丝织品出售，这些丝织品同时也用于对外贸易和馈赠亲友，这些都可从相关记载与丝路沿途出土的丝织品得以印证。


　　中国的蚕种也是从这条丝路上传到了西方各国。始于公元六世纪，传到中亚细亚和外高加索各国、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七世纪传到阿拉伯和埃及，八世纪传到西班牙，十三世纪传到意大利，十五世纪传到法国。由此可见，我国是世界蚕丝业的最早发源地。






西南丝路闻名南方




公元前四世纪，一部印度人所著的《治**邦术》中曾记载了“产自中国成捆的丝”，这说明远在公元前四世纪前，中国的丝绸已传入了印度。


　　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的巴尔赫）时，曾见到中国的邛竹杖和蜀布，他询问大夏人，才知道这些中国物产是从印度贩运过去的，并了解到印度在大夏东南数千里之外。1986年，四川省考古队在成都以北的广汉三星堆又发现了公元前十一、二世纪的古蜀国祀坑中有成堆来自印度和缅甸的齿贝。由此可见，西南丝路的开拓已经相当久远了，丝绸很早就已成为民间交往的物资之一。即使西北丝路开通之后，汉政Ｆ仍有意从这条没有匈奴干扰的捷径由印度转向西方。


　　这条古道以四川成都为起点，永昌（今云南保山）为中转出口站，称做“永昌道”，终点为身毒（今印度），故又称为蜀-身毒道。西南丝路从成都开始就分为水陆两路。


　　水　路


　　沿岷江而下，经眉山，穿过青神峡，抵古嘉定府乐山，南下至宜宾（宜宾是秦汉时夜郎道和唐代石门道的起点），穿石门关至昭通市（汉名朱提郡），越过古夜郎国境，穿过滇东高原，到达滇池边的古滇国的曲靖和昆明。


　　陆　路


　　由邛崃（出产邛竹杖的地方）向南直至滇西北的广大区域，古称“牦牛道”，出清溪峡为灵关，再南下至荣经，沿牦牛山脉的藏族地区冕宁、西昌，在云南东部的祥云与水路相汇。再从洱海西去，经博南至保山。保山以西越野入山，分道进入缅甸、越南、印度，再辗转而至西方各国。


　　汉武帝听到张骞的汇报后，于公元前122年派人前往云南寻觅客贾通道，同时又于公元前105年从内地广征士卒丁壮至滇西大规模地开凿从洱海西去的“博南道”。汉王朝花费了巨额的人力物力才筑成这段官道驿站，西南丝路从此走入繁荣的极盛时代，西南丝绸的出口，大多经过这里。


　　随着汉王朝的衰亡，中央渐渐失去对滇西的控制，尤其是南诏政权与唐政权的争夺战争，使商业交往趋于衰落，通路被征战的军队所占用，而这一时期恰恰是西北丝路的鼎盛时期，声誉大大地覆盖了古老的西南丝路。两宋时期，一方面失去了对西北、西南的统治，另一方面则因海运兴起，南北陆上丝路均由于受到阻断而逐渐荒废。



此后，联结驿道两岸高山的澜沧江上，由舟渡改为篾绳桥，元代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建成木结构的霁虹桥，明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改为铁索桥，清康熙年间重修，由16根铁索组成，号称“西南第一桥”，民间商旅往返其间，历代王朝征服或经营大西南，也都依靠这一驿道。近现代的川滇、中缅、中印公路，也基本上遵循这一干道修筑。新中国成立后，霁虹桥建成公路桥，命名为永保桥，而曾是古丝路中转站的保山，已成了滇西的交通枢纽。


　　作为西南丝绸之路的丝绸物资来源，并非取自中原，而来自四川、云南等地。


　　四川是我国的古蚕丝产地。据《蜀王本纪》记载：“蜀之先，名蚕丛”，他是数千年前四川的酋长，经常穿着青衣到各地考察，教民养蚕，又称为青衣神。黄帝的元妃西陵(即今四川与两湖的交界处)氏嫘祖也曾教民养蚕，被誉为蚕神。三国时，蜀锦作为富国强兵的主要产品，一路销至北魏和南吴，作为丝织中心的蜀都几有代替北方临淄和襄邑之势。蜀锦除销往国内之外，还由民间经由传统的古道，与南方进行贸易往来。


　　另外，云南也是我国古代的蚕区。西南丝路途中的云南永昌，很早就有了蚕丝业。永昌至成都的大道，沿途极为繁华，永昌的土特产和成都的蜀锦源源流入中原，当然也是从永昌南流至国外的。

海上丝香之路



东方丝路的终点—日本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陆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

　　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蚕业的传说。传说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后尊祀徐福为“蚕神”。也有记载说，公元前三世纪，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传授蚕织和缝制吴服的技艺。其后，内地人士或经由朝鲜、或从山东出发，三三两两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并促进了日本蚕业的发展。

　　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

　　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





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元代，政Ｆ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明代则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


　　清初（1644年），统治者担心国内人民出海与明末抗清志士Ｇ结，于是采取海禁政策，后由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而继续开放。此时，日本仍继续大量进口中国生丝。1633~1672年间，日本每年进口的中国丝仍在20万斤以上，这是由于日本人民服用丝绸十分普遍，而当时的日本国战乱连连、蚕业衰退，国内生产的生丝数量锐减、品质不良的缘故。此时还有山东、陕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远航至日本等国，以中国的绸绫等换取椒、檀、铜、藤等货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国政Ｆ为了换取日本出产的铜，允许中日官方往来，进行丝绸贸易。此后，中国的丝绸更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日本。


　　日本在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同时，积极引进中国的桑种、蚕种和先进技术，并于1868年前后确立了振兴蚕丝业的基本国策，积极学习欧洲的蚕丝实验科学，订立奖励专利政策，兴办科教机构，蚕丝业从此欣欣向荣。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丝已达到8372吨，超过了中国（7480吨），位居国际首位，其后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直到1977年产丝量才重又超过了日本。


南海丝路盛极元明


　　南海丝路最早起源于西南丝路永昌（今保山）以南的一段路线，即沿伊洛瓦底江至仰光入孟加拉湾，西去至印度，再由印度商人渡印度洋，或登陆进入中亚，或继续沿海前行至大秦（古罗马帝国）。

　　待至汉朝，武帝曾招募大批海员带着黄金、杂缯，由南方的徐闻、合浦（今广东省最高端）经日南（今越南）沿南亚一些国家的海岸线西行，抵达黄支国（今印度境内）、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但在当时，中国船舶的体积和抗风浪能力还不具备远航的条件，中国的丝绸还得靠外国商船远销至西方各国。公元166年前后，中国与罗马直接通航，公元二、三世纪时，罗马商人经由南海丝路来到中国南方直接采购丝绸，促进了南方地区蚕织生产的发展。

　　三国时，吴国与西方的罗马及南海诸国交往，南海各国的男子本来赤身裸体，因中国丝绸的输入，才开始倡导穿着织锦做成的筒裙。南北朝时，陆上交通受阻，又因造船技术不断提高，南海丝路的出口主要为南朝的丝、绢、绫、锦等，所换得的明珠、香料、玳瑁、琉璃等物品除供给统治者享受外，还与边镇和北朝进行贸易往来，促进南北之间商品的交流。隋朝统一中国后，南海丝路有了新的发展，东南亚诸国都与隋建立了外交关系。公元607年，炀帝曾派使者前往南海的土木图（今马来半岛南部），并将五千段丝绸赠送给了当时的赤土国王。

　　唐宋两代，南海丝路迅速发展。首先从经济上来看，当时南方处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江淮一带已成为全国丝绸的重点产区，就近水路输出极为方便；其次，当时的造船业发达，航海技术进步，海运较陆运省钱；再次，上层统治阶级对南方各国所产香料的需求量很大，印度、罗马等国海船来中国直接采购丝绸的也不少，而当时的扬州、泉州和广州地区最为繁荣，这也促使珠江三角洲和泉州地区大力发展蚕丝生产，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宋代，全国的丝绸中心已转移至南方，海外贸易进一步兴盛，据《诸蕃志》记载，当时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有50多个，包括南亚、东南亚、东非和远东各国。当时的贸易方式，一种为“朝贡贸易”，即外国商人以呈献当地物产为主，宋王朝以回赐丝绸等贵重物产作为答谢，所得回赐的价值往往远超过贡物的价值。来贡的地区，远至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一些国家。另一种为“市舶贸易”，即正式的交易，中国在泉州、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温州、秀州（嘉兴）、江阴、密州（山东诸城）和澉浦等九处设立市舶司管理进出口贸易，政Ｆ征收商税，并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出海的物资中仍以丝绸为主。

　　元、明两代是南海丝路的极盛时代。元时，高度发展的蚕丝生产和丝织技术，直接为海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物质资源。不仅马可·波罗（Marco Polo）对于当时南京、苏州、杭州生产的织金锦等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中世纪最著名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Ibn Battutah)也对中国生产的丝绸数量之大感到万分惊奇，他甚至指出：在中国，“丝绸已成了穷人的衣料，如果没有商人贩运，丝绸便分文不值了”。

　　元代中国丝绸的出口，东起菲律宾及印尼各岛，西至印度的科泽科特、伊朗的霍尔木兹、伊拉克的巴士拉、也门的亚丁、沙特阿伯的麦加、埃及的杜米亚特，直到大西洋滨摩洛哥的丹吉尔，南面可远销至马里的摩加迪沙、坦桑尼亚的基尔瓦等地。当时中国的海舶已极牢固和庞大，并且设施较为齐全，大批士兵随船往返可防止海盗的袭击，贸易方式实行的是“官船贸易”方式。

　　明初，由国家组成的大规模远洋航队为海外贸易的主要形式。1405~1433年间，明王朝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东起琉球、菲律宾和马鲁古海，西至莫桑比克海峡和南非沿岸的广大地区。海外贸易的兴起，促进了苏州、杭州、漳州、潮州等地丝绸业的发展。郑和选取的出航地点有20多处，重要航线有42条，访问过的亚非国家有30余个，航程共计10万余里，并且每次航行都携带有大量的丝织品作为有偿或无偿的礼物，其种类有湖丝、紬绢、缎疋、丝绵、纱锦等约四、五十种。


育蚕取丝


蚕的食粮—桑叶




桑叶是蚕的“粮食”。早在三千多年前从商代出土的甲骨文上，就有了“桑”与“蚕”的字样，可见“桑”历史悠久，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提高桑叶产量，是发展蚕桑丝绸事业的基础，而经营好桑园又是桑叶丰产的根本。我国的农学家们在桑树良种的选育、桑树用肥、桑树病虫害的防治和桑园管理等方面，不断地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经收集整理和新育成的桑品种已有千余个。如浙江和江苏有湖桑和火桑两个桑品种群。湖桑一般枝条粗长，叶形大，硬化迟，适应性强，多数属中生和晚生品种。火桑有红皮火桑和白皮火桑，其新梢嫩叶呈紫红色，均属早生品种。四川有川南乐山嘉定桑，枝条长，叶稀叶质好；川东北的冠桑枝条细直，皮色青灰。山东有鲁桑，枝条粗短、节密、硬化早、耐寒。


　　优良桑苗是桑园丰产的基础。繁育桑苗可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两种。有性繁殖是用种子繁殖；无性繁殖有嫁接、扦插和压条等。用种子培育成的桑苗叫实生苗，成长后的桑树称实生桑或野桑。浙江称草桑，在广东称荆桑。桑树是异花授粉植物，很易自然杂交。因此，实生桑的生活力较强，可塑性也较大，根系发达，耐旱耐瘠，木质坚韧，木材优良，对环境条件的适应能力比无性繁殖的苗木强。但实生桑往往性状不一，绝大多数叶形小，叶肉薄，花椹多，侧枝多。实生桑的桑苗大多作为嫁接用的砧木，少量用于直接定植，培育成乔木桑。




桑树通过嫁接方法，繁育出来的苗木称嫁接桑。桑树嫁接是把植株的枝或芽，移接到另一植株的枝、干或根上，使它们愈合为一株共同生长发育的新个体。用于嫁接的枝条或芽称为接穗或接芽，被接植株的枝、干或根称为砧木。生产上以优良桑树品种的枝条或芽作接穗，一般实生桑作砧木。嫁接桑的优点是，既能保持嫁接良种桑的优良性状，又能借助实生桑发达的根系，增强植株的生命力。所以，嫁接法在繁育良种桑苗、更换品种、老树复壮更新等方面被广泛应用。


　　此外，还有用不同遗传基础的桑树品种杂交产生的杂交桑。由于遗传性状互补，具有较强的杂种优势，抗旱抗病，发芽早，成熟快，叶片较大，在珠江流域有利于增加养蚕批次，提高蚕茧产量。桑苗按照本性自然生长，只采叶不加人工修剪的是乔木桑，它的叶形小，产量低，叶质差，不能适应蚕桑生产的需要。但因乔木桑的根系发达，适应性强，所以分布面广。又因其木质具有轻便、坚韧、耐用的优点，北方地区的农村常用来制作农具和生活用具。


　　桑苗栽植后，根据其品种特性、环境条件和生产要求，通过伐条、疏芽、整枝、摘芯等剪伐技术，培养成不同树型，称为养成阶段。根据桑树干的高低，一般把树形分成高Ｇ桑（150厘米以上），中干桑（70~150厘米），低干桑（70cm以下），地桑（又称无干桑、根刈桑）。栽桑的目的是采叶养蚕，而桑叶又是桑树的营养器官，在采叶的同时，要注意养树，以达到下期或来年得到更多桑叶的目的。采叶的基本方法有摘叶法、采芽法和剪条法三种：摘叶法在小蚕或夏、秋蚕期应用；采芽法在春蚕大蚕期应用；剪条法是连条带叶剪取条桑，直接饲蚕。秋末冬初，通过剪梢（剪去枝条梢部），能减少桑树冻害，提高发芽率和春叶产量。




桑叶在喂饲前应进行适当整理、切桑，以便于给桑。不良叶的选除，片叶的叠理，用桑的称量等工作称为调桑。蚁蚕到了三龄蚕的早期，因为蚕体小，为便于给桑均匀和容易取食，一般将桑叶切成正方形的方块叶，三龄中后期改成粗切，四龄用片叶，五龄用片叶和新梢叶，或者条桑。


蚕的生活史——蚕的幼虫期

　　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千古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歌咏了一种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的精神。现在，人们也常以“春蚕”来比喻为理想、为事业奋斗终身、牺牲自己、造福人类的高尚人格和情操。但从生物学观点来看，当春蚕把丝吐尽之时，它并没有死去，只是走完了生活史中的幼虫阶段，即将变为蚕蛹而已。


　　桑蚕是一种完全变态的昆虫，它的一个世代须经过卵、幼虫、蛹、蛾四个形态完全不同的发育阶段。在正常的饲育情况下，幼虫期从孵化吃桑叶到吐丝作茧，需要20到28天；吐丝结茧约需3天；再经1至2天化蛹；蛹期经过10到15天就化成蛾，蛾才是成虫。在化蛾当日，雌雄成虫交尾产卵，如果产下的是非滞育卵，那么再经过10天左右就可孵化出下一代的蚁蚕了。这样，大约需要40至60天时间桑蚕便可完成一个世代，在不断的变态中代代相传。那么，桑蚕的卵、幼虫、蛹、和成虫的具体形态又是怎样的呢？作为幼虫期的桑蚕又是怎样一点一点长大的呢？下面介绍一下蚕卵、蚕蛹、蚕蛾的形态及桑蚕的生长特点。





蚕卵



　　蚕以卵繁殖。蚕卵看上去很像细粒芝麻，宽约1毫米，厚约0.5毫米。一只雌蛾可产400~500粒蚕卵，1700~2000粒蚕卵，重约1克。蚕卵的颜色，刚产下时为淡黄色或黄色，经1~2天变为淡赤豆色、赤豆色，再经3~4天后又变为灰绿色或紫色，便不再发生变化，称为固定色。蚕卵外层是坚硬的卵壳，里面是卵黄与浆膜，受精卵中的胚胎在发育过程中不断摄取营养，逐渐发育成蚁蚕，它从卵壳中爬出来，卵壳空了之后变成白色或淡黄色。



蚁蚕

　　蚕从蚕卵中孵化出来时，身体的颜色是褐色或赤褐色的，极细小，且多细毛，样子有点象蚂蚁，所以叫蚁蚕。蚁蚕长约2毫米，体宽约0.5毫米，它从卵壳中爬出来后，经过2~3小时就会进食桑叶。



蚕的眠性


　　蚕宝宝食桑量极大，因此，长得很快，体色也逐渐变淡。但它的食欲逐渐地有所减退乃至完全禁食，它吐出少量的丝，将腹足固定在蚕座上，头胸部昂起，不再运动，好象睡着了一样，称作“眠”。眠中的蚕，外表看似静止不动，体内却进行着脱皮的准备，脱去旧皮之后，蚕的生长就进入到一个新的龄期，从蚁蚕到吐丝结茧共蜕皮4次。具有眠性是蚕的生长特性之一，眠性是蚕的遗传性状，同时也受环境的影响。目前我国饲养的蚕属四眠性品种。





蚕龄



　　又称龄期，表示蚕宝宝处于某一个发育阶段。从蚁蚕到第一次蜕皮为第一龄；眠起后进入第二龄；再次蜕皮后进入第三龄；第三次蜕皮后进入第四龄，第四次蜕皮又称大眠。大眠后就进入第五龄，五龄的蚕宝宝长得极快，体长可达6~7厘米，体重可达蚁蚕重量的1万倍左右。





　　熟蚕


　　蚕宝宝到了五龄末期，就逐渐体现出老熟的特征：先是排出的粪便由硬变软，由墨绿色变成叶绿色；食欲减退，食桑量下降；前部消化管空虚，胸部呈透明状；继而完全停食，体驱缩短，腹部也趋向透明，蚕体头胸部昂起，口吐丝缕，左右上下摆动寻找营茧场所，这样的蚕就称为熟蚕。



蚕的生活史——蚕的成虫期


　　结茧


　　人们把熟蚕放在特制的容器中或蔟器上，蚕便吐丝结茧了。结茧可分为四个过程：1、熟蚕先将丝吐出，粘结在蔟器上，再吐丝连接周围蔟枝，形成结茧支架，即结茧网。茧网不具备茧形，只是一些松软凌乱的茧丝层，以作为结茧的支架。2、蚕结制茧网后，继续吐出凌乱的丝圈，加厚茧网内层，然后以S型方式吐丝，开始出现茧的轮廓，叫做结茧衣。茧衣的丝纤维细而脆，排列极不规则，丝胶含量也多。3、茧衣形成后，茧腔逐渐变小，蚕体前后两端向背方弯曲，成“C”字型，蚕继续吐出茧丝，吐丝方式由S形改变成∞形，这就开始了结茧层的过程。4、当蚕由于大量吐丝，体躯大大缩小时，头胸部摆动速度减慢，而且没有一定的节奏，吐丝开始显得凌乱，形成松散柔软的茧丝层，称为蛹衬。






蚕的结茧过程


蚕蛹


　　蚕上蔟结茧后经过4天左右，就会变成蛹。蚕蛹的体形像一个纺棰，分头、胸、腹三个体段。头部很小，长有复眼和触角；胸部长有胸足和翅；鼓鼓的腹部长有9个体节。专业工作者能够从蚕蛹腹部的线纹和褐色小点来判别雌雄。蚕刚化蛹时，体色是淡黄色的，蛹体嫩软，渐渐地就会变成黄色、黄褐色或褐色，蛹皮也硬起来了。经过大约12到15天，当蛹体又开始变软，蛹皮有点起皱并呈土褐色时，它就将变成蛾了。





蚕蛾（成虫）



　　蚕蛾的形状像蝴蝶，全身披着白色鳞毛，但由于两对翅较小，已失去飞翔能力。蚕蛾的头部呈小球状，长有鼓起的复眼和触角；胸部长有一对胸足及两对翅；腹部已无腹足，末端体节演化为外生殖器。雌蛾体大，爬动慢；雄蛾体小，爬动较快，翅膀飞快地振动，寻找着配偶。一般交尾3~4小时后，雌蛾就可产下受精卵。蚕蛾（成虫）留下后代，不久之后便会死去。




　蚕蛾产下的卵→孵蚕→变蛹→化蛾，又将完成新一代的循环。这就是蚕的生活史。



收茧缫丝



当鲜茧登场时，茧商纷纷设茧行收买蚕农的茧子，ＪＦ后则由政Ｆ在各产茧地设立的茧站收购。为避免蚕茧在贮存期间活蛹化蛾，茧站设有简单的烘茧杀蛹设备，烘茧机利用热能杀死鲜茧茧腔中的活蛹，并除去适量水分。茧站工作人员将烘干后的干茧进行包装，运至缫丝厂或干茧仓库，以备后用。


　　干茧被运往缫丝厂后，就进入了制丝阶段。根据产品的规格要求，缫丝机把若干粒熟茧的茧丝离解，合并制成生丝，也称白厂丝。缫丝的方法很多，按缫丝蚕茧沉浮的不同，可分为浮缫、半浮缫、沉缫三种，蚕茧的浮沉主要取决于煮茧后茧腔内吸水量的多少；按缫丝机械类型，可分为坐缫、立缫和自动缫。坐缫是一种采用高温高速的手工缫丝法，盛行于近代工业化时期，后由立缫机取而代之。立缫，是一种精巧的缫丝方法，以定粒配茧为特色，采用低速缫丝工艺。自动缫则是一种自动控制生丝纤度的先进方法，也是目前一直在应用的缫丝机。采用低温高速缫丝工艺，在缫丝过程中，各个环节依靠机械或水流连贯起来，故称自动缫。不过，无论使用哪一种缫丝机，将煮熟茧缫成生丝，都要经过索绪、理绪、集绪、捻鞘、络交、卷取、干燥等工序。蚕茧经由缫丝机缫制成生丝后，便进入了丝织阶段。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中国的蚕丝业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现在蚕丝业已传至世界近70多个国家，其中近40个国家有一定的茧丝生产。按1997年蚕茧生产量排序，居于前九位的国家有：中国、印度、乌兹别克斯坦、巴西、泰国、越南、朝鲜、日本和孟加拉国。自1997年起，中国的蚕茧产量和生丝产量先后超过了日本，重新跃居世界首位。其后，中国一直保持着世界上最大的茧丝绸生产国的地位。1999年，中国在世界蚕茧和生丝总产量中分别占了70.7%和73.8%。蚕茧、蚕丝已成为中国在世界上具有垄断地位的主要出口商品，为中国赚取了大量外汇。在1950~1999年的五十年中，中国丝绸类商品出口创汇额高达446亿美元。其中1994年出口创汇37.53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目前中国丝绸年出口额在30亿美元左右，2000年丝绸出口额为29.73亿美元。可以说，中国蚕丝业的发展将左右世界蚕丝业的未来发展趋势，而且也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发展。


“纤维皇后”—桑蚕丝




　蚕丝，是熟蚕结茧时分泌丝液凝固而成的连续长纤维，也称“天然丝”。它与羊毛一样，是人类最早利用的动物纤维之一，根据食物的不同，又分桑蚕、柞蚕、木薯蚕、樟蚕、柳蚕和天蚕等。从单个蚕茧抽得的丝条称为茧丝，它由两根单纤维借丝胶粘合包覆而成。将几个蚕茧的茧丝抽出，借丝胶粘合包裹而成的丝条，有桑蚕丝（也称生丝）与柞蚕丝之分，统称为蚕丝。除去丝胶的蚕丝，叫做精炼丝。以它们为原料，就可用织机加工成各类品种的织物了。


　　蚕丝纤维由两根呈三角形或半椭圆形的丝素外包丝胶组成，横截面呈椭圆形。蚕丝纤维为蛋白质纤维，丝胶和丝素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其中丝素约占3/4，丝胶约占1/4。丝胶和丝素由18种氨基酸组成，约含97%的纯蛋白质。丝胶是水溶性较好的的球状蛋白质，将蚕丝溶解于热水中脱胶精练，就是利用了丝胶的这一特性。由于丝胶和丝素的氨基酸组成不同，丝素为纤蛋白，丝胶为球蛋白。桑蚕所吐之丝全长可达1000米以上。


　　以桑蚕丝为原料，将若干根茧丝抱合胶着缫制而成的长丝，又称真丝。机器缫制的丝称为厂丝，白茧缫的丝称为白厂丝。用简易机械和工艺，以次茧为原料缫制的丝称为土丝。经精练脱胶后的丝，称为熟丝。而未精练的丝，则叫作生丝。由于桑蚕丝从栽桑养蚕至缫丝织绸的生产过程中未受到污染，因此是世界推崇的绿色产品。又因其为蛋白质纤维，属多孔性物质，透气性好，吸湿性极佳，而被世人誉为“纤维皇后”。


　　桑蚕丝不仅是丝绸织造最主要的原料，而且还可用于制成人造血管。蚕丝与人体的角质和胶原同为蛋白质，结构十分相近，因此，具有极好的人体生物相容性。桑蚕丝人造血管在体内不会引起过敏或致癌作用，还可以与Ｈ体血肉相连，长成与真血管一样的外壁和内膜。我国早在1957年就开始研制桑蚕丝人造血管，并试用于临床。目前已能生产各种类型的人造血管。




桑蚕丝还可开发成许多高科技副产品。将桑蚕丝脱胶、溶解、透析提纯后，可制成纯净的丝素溶液，再将丝素溶液置于塑料模具中，经烘干制成薄膜，最后再经Co60辐射消毒形成“丝素膜”。该膜专门用于烧伤创面覆面，有助于创面愈合，也称为“人工皮肤”。


　　由于桑蚕丝中含有对人体极具营养价值的18种氨基酸，人们根据蚕丝的这种特性，开发出以丝素为主要原料的化妆品系列。1973年，日本公开发表了蚕丝用于化妆品的新工艺。用作化妆品的丝素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将丝纤维去杂、脱胶、洗净，精制而成的“丝粉”（或称不溶性丝蛋白），但由于这种丝粉分子量大，又不溶于水，较难被皮肤吸收。另一种是进一步将丝素用化学方法加以裂解，使丝蛋白长分子链巨分子分解成较短的蛋白分子链，即人们通常看到的丝素肽，也称丝肽。

　　桑蚕丝还可以制成蚕丝蛋白供人们食用。这种技术是由日本人首先开发的。最初经试验的这种冻胶的丝素分子还是由数千个氨基酸连接成的较大分子组成，不易被肠壁吸收。因此采用能分解蛋白的放线菌酶，进一步分解成低聚肽和氨基酸粉末，吸收率可大大提高。如今，在日本市场上已有加入了经裂解的蚕丝粉末的食品，如蛋糕、饼干、面条、果冻、冰淇淋、饮料、片剂、糖果等，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此类食品含有18种氨基酸，脂肪、碳水化合物等含量较少，因而被视为一种健康的绿色食品。目前我国也正在开发研制这种蚕丝食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可以享用国人自己生产的蚕丝食品了。





　　旗袍是我国一种富有民族风情的妇女服装，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称之为“旗袍”。在清代，妇女服饰可谓是满汉并存。清初，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而汉人妇女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中期，满汉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日盛，甚至出现了“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的情况，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一些达官贵妇中流行起来。




到了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服饰影响，经改进之后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这种旗袍是汉族妇女在吸收西洋服装样式后，通过不断改进，才进入千家万户的。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中国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和其它国家开展的贸易活动之一，它繁荣了国家的经济。

可惜当时的中国人没得专利意识，被外国人免费学了去